王利華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副院長

　　核心觀點

　　客觀檢視中國歷史教育，目前存在著兩個矛盾突出的現象：“量升”與“質降”同行，“實寒”和“虛熱”並至。這兩大問題，將在較長的一段時期繼續表現出各種後遺症

　　前不久，教育部啟動新一輪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繁榮計劃。作為從事歷史教育、研究工作的高校教師，我們倍感責任重大。

　　在人類文化體系中，歷史學是一門最古老的基礎學科。中國五千年文明不曾中斷，史學傳統最為深厚。不過，現代學科意義上的歷史教育肇端于上世紀初，回顧百餘年來的中國歷史教育，客觀地檢視其發展現狀，成就非常卓著，問題亦不容回避。只要稍作觀察即不難發現：目前存在著兩個矛盾突出的現象。

　　一是“量升”與“質降”同行：一段時間以來，在高校跟風升級的氛圍下，各個層次的歷史專業招生規模都有明顯擴大，碩、博士生人數更是大幅攀升，教學水平和培養質量則呈下滑趨勢。一些單位並不具備培養歷史學博士的基本條件，卻勉強設點招生；有的甚至因招生數量過多，導師竟不知誰是自己名下的研究生，教學質量無法保證就理所當然了。

　　二是“實寒”和“虛熱”並至：一方面是高考招生歷史專業遭到冷遇、第一志願錄取率下降、畢業生就業困難，另一方面是大眾對歷史題材文化産品的需求持續旺盛；一方面是歷史院（係）和教師在校園內門庭冷寂、地位尷尬，另一方面是社會上各種形式的國學培訓班、歷史講座持續火爆；一方面是史學專著遭遇冷眼、甚至剛剛出版就被當成廢品回收，另一方面則是大量“戲説”、“惡搞”式作品充斥于書攤、電視和網絡。

　　造成以上矛盾現象的原因眾多，與重視不夠、管理缺位、教學體系不完善、文化教育向市場化過渡急速等等，都有一定關係。僅就歷史專業教育而言，最大問題莫過於人才培養與社會需求脫節，培養出來的學生在市場上難以找到合適的定位。而這種“脫節”和“不適應”亦非單一因素所致，需要“對症下藥”加以調治。

　　首先必須糾正以往在思想認識和辦學方針上的偏差，履行人才培養這個大學的首要職能，在資金分配、職稱評定和業績考核等多個方面實行政策調整，保證教師安於教學、樂於教學。高水平大學更應把培養具備研究創新能力和社會實踐能力的傑出人才作為首要責任，而不能將所謂“研究型”大學理解為以科研為主的大學，造成明顯的一手軟、一手硬。毋庸諱言，以往認識偏差所造成的後果都是相當嚴重的，並將在較長的一段時期繼續表現出各種後遺症。

　　其次是針對目前存在的問題，推進教學改革。轉變辦學理念，嘗試推行“學術型”與“應用型”史學人才的分類培養；推進組合式教學改革試驗，注重不同層次人才培養的合理銜接；開展“開門辦學”、“聯合辦學”，加強與文化事業單位之間的合作，為學生提供更多專業實踐機會，形成素質教育與專業教學、課程教學與課外學習、研究訓練與社會實踐有機結合的培養模式。

　　（本報記者 朱 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