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網友爆料稱，深圳北斗小學門口有警察牌號車接送單位職工小孩上下學。11月29日下午，深圳邊檢總站向媒體通報稱，為解決雙職工家庭孩子上學問題，邊檢總站存在用公車送職工孩子上下學的情況，現已取消這一措施。(《廣州日報》)

　　對於“警用校車”的出現，網友褒貶不一，有人指責這是公車私用，有人則認為這是在替職工辦好事，雙方觀點迥異。事實上，判定“警用校車”是否為公車私用，首先應厘清公車私用的概念以及“警用校車”的真正用途……

　　質疑

　　警車不能私用

　　其實，用公車送孩子上學不是問題，花公家的錢才是關鍵。正如食品安全如果有特供，使得在公共安全不能對每一個人産生危機感，那麼公權者的責任感就難以強化起來，並使之成為一種行為自覺。同樣，如果權力者都有自己的校車，那麼別人有無校車也就不會引起足夠的重視。

　　今年兩會，廣東省人大代表袁古潔在地方“兩會”向在場的廣東省委書記汪洋訴苦説，“我有正教授職稱已經超過10年，做副廳也5年了，但我現在的工資依然買不起房。”新聞一齣，眾皆譁然。其實，這裡面透露的信息很耐人尋味。如果所有的人，包括官員都為有一套住房而糾結不已的時候，其還會在保障房建設上拖拖拉拉嗎？再推而廣之，如果官員也看不起病，走不好路，老無所養，其還會在民生建設上處之泰然嗎？

　　當公車私用成為一種普遍現象後，就造成了事實上的“另一個校車”，這種穩定、可靠和安全的校車，紓緩和對衝了一個群體的剛性需求。而恰是這個最重要的群體，因為自己福祉有特殊渠道，割裂了與其他普通群體的利益關聯，從而在利益取向上並不一致。

　　很多難辦的事情，事實都證明，資金和技術不過是表面的藉口，關鍵缺的是決心和擔當。

　　而這種責任和擔當，僅僅是道義上的要求，已經很難實現。最有效的辦法，當是將其與權力者自身利益結合起來，形成風險倒逼。比如對於“雙職工的孩子上學問題”，取消其固有福利，將其置於普通群眾的境地；或者對公車私用進行嚴格問責。什麼時候，官員的孩子都坐不起校車是一種恥辱的時候，校車建設才會成為社會共識，而不會僅僅成為民眾吁求。

　　唐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