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北京日報》等媒體報道，有京版《廉政準則》之稱的《北京市貫徹落實〈中國共産黨黨員領導幹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暫行規定》已於今年10月正式頒佈施行。規定明確要求，黨員領導幹部在參加民主生活會和述職述廉時，應向黨組織如實報告住房、投資及配偶、子女從業情況等有關事項。

　　近年來，關於建立健全官員財産申報制度的呼聲日益高漲，北京市此舉無疑是一個不小的進步。上周，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通過民意中國網和愛調研網，對2908人進行的在線調查顯示，80.5%的人對北京市的這一規定表示支持。受訪者中，政府公務人員佔11.9%。

　　92.4%的人認為有必要在全國建立官員財産申報制度

　　北京市某事業單位員工張鑫（化名）力挺北京市此次廉政新規。“原先大多數規定只要求官員向紀檢或者組織部門申報財産，北京這個規定要求官員在民主生活會和述職述廉時向黨組織報告，這就意味著參加這些活動的一般黨員也能知曉官員的財産狀況，範圍比以前擴大了。”

　　一名愛調研網友認為，作為一種新突破，北京市的做法值得肯定，但也有些條文需要進一步完善。比如，申報的主體不能僅限于一把手，應該擴大到所有公務員；申報的場合不應該只限于黨內的民主生活會，應該更加公開等。

　　在民意中國網網友張同冰看來，官員財産申報是一項有百利而無一害的制度，它不但有助於反腐倡廉，更有利於加強人民群眾對幹部的監督，樹立官員良好形象。

　　調查中，92.4%的人認為有必要在全國範圍內建立官員財産申報制度。其中，64.9%的受訪者認為非常有必要。值得注意的是，在國家公務人員受訪者中，認為非常有必要在全國範圍內建立官員財産申報制度的比例（71.4%），要明顯高於其他類型的受訪者（64.1%）。

　　關於官員財産申報的內容，排在首位的是“個人、家庭財産的變動情況”（73.4%），排在第二位的是“家庭財産”（65.0%），排在第三位的是“個人財産”（64.6%），接下來是“其他近親屬財産”（41.2%）。

　　湖南大學廉政研究中心教授龍太江指出，在抑制腐敗方面，官員財産申報被證明是一個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現在社會各界對於建立官員財産申報制的訴求非常強烈，國家需要儘快推動這一制度的法制化進程，回應公眾的訴求。

　　70.5%的人認為官員財産最該向公眾報告

　　據了解，早在1987年，就有人提出建立官員財産申報制度的想法。1994年，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將《財産申報法》正式列入立法規劃。之後，國家相繼出臺了《關於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收入申報的規定》、《關於黨員領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等文件。新疆阿勒泰、江西黎川等地也進行了官員財産申報的實踐。然而時至今日，關於官員財産申報制度的法律仍未出臺。

　　2010年3月，在十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的記者見面會上，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李飛表示，官員財産申報能否上升為法律正在研究過程中。

　　經過近20年的醞釀，官員財産申報制度立法為何仍未取得實質性進展？經過梳理可以發現，當前反對儘快立法的觀點主要有兩方面：第一，金融實名制等配套制度不夠完善，官員財産申報制可能成為空中樓閣，所以應該先建立配套制度；第二，官員財産申報制可能侵犯官員的隱私權。

　　對於第一種理由，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孫立平曾指出，配套制度只是官員財産申報制度久拖不決的一種藉口。他認為，在官員財産申報制度建立的初期，財産申報的主要作用是“錄以備考”。也就是説，在初期，出現瞞報、走過場等情況都沒有關係，只需嚴格要求申報人對自己的申報負責，並輔之以公開和輿論監督兩種手段，鼓勵公眾舉報、揭發即可。這樣一來，一些瞞報、走過場的問題很快就會解決。而配套制度的建立與完善則是一個相對長期的過程。

　　“也不存在財産申報侵害官員隱私的問題。”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副院長王敬波教授告訴記者，公務人員的隱私權受到限制是世界慣例。在許多國家，財産申報是官員因其公職帶來的法定義務，不但不會侵犯隱私權，反而應該主動、真實、及時地申報、公開。

　　調查中，92.3%的人支持官員財産申報制度立法。

　　王敬波表示，官員財産申報制度立法能否取得實質性進展，關鍵在於能否打破官員的整體利益。推進官員財産申報制，僅僅停留在黨內監督或行政系統內部監督遠遠不夠，必須要引入公眾力量，進行強有力的社會監督。

　　孫立平也表示，官員財産申報制度的出臺，不取決於技術性過程，而是取決於社會力量的博弈，取決於社會對既得利益的阻止能力。反腐敗必須訴諸於社會，如果沒有來自社會力量對權力的監督，反腐目標很難實現。

　　官員財産最應該向誰申報？調查中，70.5%的受訪者首選“公眾”，其次是“紀檢、組織部門”（63.9%）、“黨組織”（26.7%）、“上級領導”（22.0%）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