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對唇齒相依的賄賂腐敗治理，如果出於某種功利化考慮而只強調單向打擊，對行賄者或因取證需要、或因值得同情而“網開一面”，則勢必會陷入“按下葫蘆浮起瓢”的治理困境。

　　“我只是行賄，為什麼判得比受賄還重？”近日，“粵北首富”朱思宜案二審開庭，朱思宜認為一審法院判刑16年過重，當庭請求法院改判。

　　表面上看，行賄比受賄判得重，似乎違背了法律懲治賄賂案件的普遍規則，這也正是朱思宜喊冤的最大“看點”。細加勘查，不難發覺其喊冤只不過是一種博取同情的技巧而已。

　　朱思宜為當選全國人大代表，曾先後5次送給時任廣東省人大常委會機關副巡視員、選舉聯絡人事任免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楊成勇人民幣20萬元。最終楊成勇被以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4年，行賄者朱思宜卻被判16年，確實超乎常人預期。

　　一審法院對朱思宜刑責的認定，是建立在其一系列行賄事實基礎之上，而不是針對其向楊成勇一個人行賄所作的判定。辦案過程中，這位首富就曾揚言，“我不僅送給(原韶關市公安局局長)葉樹養200萬元，我還賄賂過30多個廳級幹部呢！”一審法院也認定，朱思宜個人行賄數額多達220萬元，同時還要承擔其單位行賄1693萬元的責任。在“一對多”的賄賂案件中，行賄者的總處罰與單個受賄者的處罰根本不具可比性。

　　從法律上判斷，一審判決也並未違背量刑標準。對於行賄罪，刑法規定“情節特別嚴重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對“單位行賄罪”的直接責任人“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從行賄的動機、數額、手段、次數、人數、後果等多方面考察，朱思宜被兩罪並罰16年並無司法硬傷。

　　既然如此，被判重刑的行賄者為何要喊冤呢？筆者認為這與當前整個社會的司法背景有關。近些年在司法懲治賄賂腐敗案件中，出現一種“只罰小姐不罰嫖客”的現象。有統計數據表明，在近年來的反腐敗工作中，行賄案件真正能進入司法程序的，不到受賄案的5%。例如郴州腐敗案中，16次向郴州紀委書記行賄的黃生福3次被傳喚3次被釋放；安徽“阜陽中院”腐敗窩案中，一些行賄者卻戴著買來的“烏紗帽”連任法院院長；雲南省交通廳原副廳長胡星案中，“行賄狀元”陳族遠行賄3200萬元卻一度被取保候審未被提起公訴。

　　問題是，司法對唇齒相依的賄賂腐敗治理，如果出於某種功利化考慮而只強調單向打擊，對行賄者或因取證需要、或因值得同情而“網開一面”，則勢必會陷入“按下葫蘆浮起瓢”的治理困境。在這方面，無論是我國歷史上對行賄受賄一併治罪，還是意大利、新加坡等國家規定行賄受賄同罰，都具有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