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波瀾壯闊的時代，為什麼沒有産生與之相匹配的、偉大的文學作品？

　　昨天，作家莫言、李洱，學者陸建德與翻譯家李莎做客清華大學時代論壇，以“文字裏的中國人—現狀與建設”為主題，與清華學子暢談中外文學作品中塑造的中國人形象。在緊鑼密鼓的討論中，“讀者為什麼沒能看到匹配于這個時代的文學作品”逐漸成為論壇的焦點。

　　“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裏到底出現了多少中國人的形象，這是個難以統計的數字。儘管很多，但大家記住的，還是那些特別典型的人物形象。一部小説是否成功，就在於它是否塑造了令人過目不忘的、在過去的文學作品裏從未出現的人物形象。”莫言接著分析説，由於身受種種禁錮，中國現代作家沒能把人當人來寫，他們只能寫正面人物光輝的一面，或者是反面人物極壞的一面，反而是一些中間人物，他們寫得較好，留給後人很深的印象，但這批人物能否進入世界文學的典型人物之林，值得畫一個大大的問號。

　　“這是一個本應産生偉大作品的時代，為什麼我們的作家們還沒有拿出面對這個時代的、充滿現實質感的作品？”清華大學的學生發問道。

　　李洱接過話茬回答説，當代作家能否寫出跟現實生活一樣精彩的小説，這是上世紀90年代以後的中國作家才會遇到的問題。他認為，在曹雪芹生活的時代，中國社會和傳統文化就像賈府門前的石獅子一樣穩固；如今時代變化發展之快，已經遠遠超過了最有想象力的作家和評論家們的視野。“如此紛繁複雜的世界，西方和中國的前輩作家們都沒有給中國當代作家提供一個創作的摹本，我們是在像孤兒一樣寫作。”

　　莫言則認為，社會上發生的許多奇奇怪怪、林林總總的現象，會讓作家眼花繚亂。但是記錄這些眼花繚亂的現象，卻並非作家最根本的職責；記述社會中發生的各種怪現狀，也不是一個作家的本分。他舉例説，《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雖然是一部很有名的作品，但按照魯迅的評價，它卻並非一部上乘之作。“把展示奇聞軼事作為自己小説的主要內容，並不是作家一種高明的寫作方式；真正的寫作，還是要排除各種眼花繚亂的表面現象，看到這個社會真正的堅實的內核。”

　　他還提醒説，對一個作家來講，你可以偏執，可以有明顯的立場，但寫作之時，則應該克服偏執、壓制過於鮮明的立場，站在一個相對高的立場來看待這個形形色色的社會。“如果作家把憤青式的情緒移植到小説中，一定會影響作品的藝術價值。”

　　“這確實是一個波瀾壯闊、空前絕後的時代，在這樣一個時代，作家可以寫出偉大的作品，因為這樣的時代為作家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人的豐富性得到了最強烈、最集中的表現，創作的物質基礎和資源基礎都已具備，剩下的就得看作家本人的胸襟、氣度和才華了。”莫言説，“以前沒能寫出偉大的作品，老作家們總是抱怨時代的限制；但我們現在肯定應該譴責自己，從自身找原因：是不是我們沒有才華，缺乏思想高度，抑或作家本身人格有缺陷，從而影響我們創造出偉大的作品。不過我們有這麼多的作家，尤其是很多成長中的作家，經過一段時間的沉澱，我相信，和時代相匹配的偉大作品一定會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