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文化生活的繁榮與歧義

　　編者按

　　本文是作者在寧波大學“做人做事做學問”名家系列講座的文稿(略有刪減)，演講從我國文化生活的日益繁榮以及所帶來的種種困擾、擔憂等講起，進而對一些文化現象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希望引起大家的討論。

　　演講人：王蒙

　　簡 介：文化部原部長、著名作家。他畢生致力於創作，筆鋒敏銳，視角嶄新，在小説、詩歌、散文、評論、翻譯、紅學以及古典文學等諸多領域成績顯著，是我國新時期文壇上創作最為豐富、最具探索精神的作家之一。

　　閱讀提示：

　　■東西多了、普遍了，怎麼樣去考慮這個精神産品這些文化的形成的積累的水準？到了書店，一看展覽的幾萬種十幾萬種書，而在這幾萬種十幾萬種書中，如何選擇出一本自己所需的？

　　■在發生變化的過程中，我們需要對我們的精神價值命個名，定個義。

　　■文化它的首要屬性是文化的存在改善了人類的生活質量，使人類的生活更加豐富多彩，使人類生活更富有凝聚力，使人類過越來越好的生活。

　　■微博也很可愛，如果説一個國家的書沒有了，只剩下微博了，以後我們上課也改成了微博體，每節課15秒鐘，這是不可思議的，沒法想象的。

　　繁榮分歧

　　繁榮，可以説，從來沒有一個時期像現在，有這麼大量的，可供選擇的文化服務、文化産品、文化手段，有這麼大量的文化生活的參與者。我國是很重文的一個國家。從古代開始就一直這樣、而1949年至1966年，“文革”開始前的17年，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共出版過二百種長篇小説，平均每年11.7或11.8種書。現在呢，我們每年出版的新的長篇小説是800到1000種。沒有人能統計出如果算上網絡小説的話，全國每年究竟到底出現了多少種新的長篇小説。電視，從沒有到有，再到現在安上機頂盒有幾百個頻道；尤其是網絡的發展，使大家有了更多途徑去獲取文化信息，甚至參與到其中。這可以説現今文化事業空前繁榮。

　　與此同時又有許許多多對當今的文化生活、文藝作品的批評和抱怨。比如説，回顧一年才出幾十本的時代，那些小説都很有名。1949年到1966年出版的長篇小説，有所謂三紅兩創，《紅日》、《紅岩》、《紅旗譜》，兩創是《創業史》、《李闖王》，就是李自成，還有其他什麼《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鐵道遊擊隊》，等等，可以舉出許多許多的作品，被大家所知道。而現在，出了一本書，大家都不知道，因為那個時候出的書很少，出一本書，印50萬冊甚至上百萬冊。現在出一本書，三萬冊，還算好的，有的只有兩千冊。每年，我國出的書有30萬種，新的書目20萬種左右，重印的10萬種左右。但根據新聞出版署的説法，其中一部分從印出來到最後沒有賣出去一本，比例為百分之十。電視也一樣，在全市只有一個電視頻道的情況下看過電影《春苗》七遍，看過《紅日》六遍，《決裂》也是七八遍。每個電視的廣播員，都能叫得上名字來。現在，一晚上拿著個控制板，換過來換過去，結果臨睡前根本想不起看過什麼電視節目。因此文化項目多，可選擇性強，未必是好事。

　　大量的、網絡的閱讀養成的習慣，當然他有好的一面，否則我們的好多務工人員哪有那麼多機會獲取更多的信息，發出自己的聲音。不好的方面，它形成了類似遙控器的習慣，很難能靜下心來慢慢讀書和思考了。網絡所造成的閱讀和思考的習慣，它會帶來一些什麼樣的問題？東西多了、普遍了，怎麼樣去考慮這個精神産品這些文化的形成的積累的水準？到了書店，一看展覽的幾萬種十幾萬種書，而在這幾萬種十幾萬種書中，如何選擇出一本自己所需的？

　　一個時期的水平只能由這個時期最高的東西來代表。當談唐詩時，認為唐朝是一個詩歌非常發達的時代。首先考慮到的是李白、杜甫、王維、李商隱等。而不可能把唐朝下九流三等以下的詩放進去。如果把唐朝所有人的詩都放進去，一切都會改變。所以，引申出一個問題，究竟我們現在的文化事業是很好還是很差？《中流》雜誌曾經發表過非常激烈的言論，現在的文藝不但是1949年以來最差的，也不如國民政府控制的舊社會，甚至比不上敵偽時期。

　　利益驅動or藝術驅動？

　　當前文化生活究竟是市場驅動、利益驅動還是一種藝術驅動、理念驅動？

　　衡量文化生活是根據市場需求與數量的多少。電影看票房，是不是叫座；電視劇，看收視率；出書考慮發行量；網絡作品考慮點擊率。然而這些和文化價值、歷史價值、精神價值又不是完全一樣。不能排除市場對文化的促進。為什麼有些行業發展得非常快，而且待遇很高，市場起了好作用。

　　但是市場東西，又不是萬能的，比如，有些東西很有價值，但市場上並不看好，在歷史上也是有證明的。一開始的時候，很多人説看不懂，後來才漸漸地取得相當價值。很多像荷蘭梵高一樣的著名畫家，生前生活艱苦，逝世後作品價值才得以體現。而在我國，很多藝術家是且戰且退，最後他不可能擋住，也不需要擋住市場對藝術的驅動。早在1983年《北京晚報》11月3日第一版上方，以顯著地位刊登：中國戲劇家協會座談：不演壞戲，不把戲劇藝術商品化。一直到1990年，文化部黨員登記時，還對文化産品是不是商品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執。因為有人寫文章談過文化産品也是商品，結果受到了批評。1980年4月23日來自十三個省區與部隊的131名歌手，發出倡議書，提出不健康的流行歌曲正在傳播，要積極行動起來，用革命的前進的健康的歌曲去淘汰靡靡之音，讓社會主義的歌聲響徹大地，踏著威武雄壯的步伐昂首闊步前進。

　　然而到了1983年上海解放日報與支部生活等單位舉辦慶祝五一演出。結果發生了遇到流行歌曲大受歡迎，遇到正面的朗誦與群眾歌曲被噓的現象。美術上這樣的事情也很多，1989年的人體繪畫和所謂的另一次現代藝術展，都引起過很激烈的爭論。

　　為精神價值定義

　　鄧麗君的歌在早前是不合法的，現在非常合法，而且還很受歡迎。這沒有任何説法，何必什麼事都要有個説法呢？渴了需要喝水，還需要説法嗎？現在的文化有這麼多類，還比較奇怪。如果要講市場經濟，要講利益驅動，那歐美比中國市場化更多，無論是《泰坦尼克》、《阿凡達》還是《哈利波特》，利潤巨大。但在出這些的同時，也有他們認為那些個比較高端化的産物，並且不特別追求銷量。而中國，許多作家常常感覺自己被冷落，被邊緣化，所以，他經常要提出一些很悲壯的口號。曾經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提出要在中國開展抵抗文學，提出要守護大地，要守護家園，但抵抗要在被侵略的時候産生，否則你怎麼能叫抵抗文學呢？

　　回憶一下這幾十年來，在文藝上各種各樣的批評，不滿，或者是困惑，非常之多。1987年第一次中國藝術節，開幕式上，有通俗唱法的《十送紅軍》，結果在主席臺上有位老同志，提出抗議，他就喊了一聲“怎麼能這麼唱呢？”現在這種喊聲也沒有了，因為大家漸漸明白了，怎麼唱，也管不了那麼多了。1986年，當時深圳要舉行類似禮儀小姐之類的選美活動，曾接到上級批示説，選美活動乃是舊社會視婦女為玩物的資産階級的腐朽生活方式，在中國絕對不可能發生的。當時就嚴厲貫徹，要求深圳停止了活動。現在，海南島已經三次成為世界小姐的首選了，世界小姐好多都是在三亞産生的。因此在不知不覺中，很多觀念都發生了變化，但同時也産生了一絲困惑，感到了一絲欠缺，在發生變化的過程中，我們需要對我們的精神價值命個名，定個義。

　　在美國的文化、娛樂裏面有許多毫無價值的東西。但同時，美國有些大片它裏面仍然包含了有價值的，對精神的追求，《泰坦尼克》中，船已經遇了險，船上的樂隊，所有的人都在奏樂，莊嚴地送船沉沒，送所有乘客赴命，所有人都穿上最好的服裝，打上燕尾結。表現船的尊嚴，要表現人的尊嚴，要表現我們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樂隊，即使船上的水已經漫上來了。而中國的大片呢，有些就變成了很空心的東西，因為他沒有精神的內涵，什麼《三槍拍案》、《大笑江湖》。

　　文化生活中的急功近利

　　急功近利已經壓倒了人們對文化應有的理解和尊重。比如説：“文化符號”、“文化標誌”。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一個展覽，其中有一個敲陶罐子的活動，很有氣勢，敲的那個叫“缶”，然而那是個人造的文化符號、標誌，中國早已沒那種樂器。有些是假的文化符號，而有些真的文化符號早就消失了。

　　文化名人所帶來的一種旅遊資源，一種推銷資源。這種資源在中國就變得很可笑。大家都在爭奪這個資源。比如曹操的詩“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這個杜康酒，河南也出了，因為東漢首都是在河南洛陽，那麼西漢的首都是在西安，所以西安也有杜康酒。這個還好説。其他的，對於文化名人，這個説他出生在我這個縣，那個説出生在他的縣，他原來可能就是一個縣，一個省，以至於有的地方的領導説，我們現在發展旅遊，就是“先造謠後造廟”，我們先聲明這個名人是我們這兒的。李白出生地就非常好笑，説李白出生在四川，還請來領導同志題“李白故里”，但是湖北又堅持李白出生在湖北，而且為了證明出生在湖北，他們還搞了一個國際統一戰線。因為郭沫若曾考證説李白出生在貝加爾湖附近的一個地方，好像現在是吉爾吉斯斯坦的一個地方。結果，湖北的那個縣就請了吉爾吉斯斯坦的專家來舉行紀念李白的活動。於是，這個時候韓國的朋友也插上一腿，説李白是韓國人。我覺得非常可愛，覺得韓國人多麼重視中國文化。還有説孔子是韓國人。所以説，他就把文化資源化了。説文化是品牌，是名片。還有文化産品是賣點的説法。等於説文化是幌子。當然有一個口號那就更久，就是“文化搭臺，經濟唱戲”。

　　文化它的首要屬性是文化的存在改善了人類的生活質量，使人類的生活更加豐富多彩，使人類生活更富有凝聚力，使人類過越來越好的生活。如果離開了文化的這一本質，談資源也好，談符號也好，談名片也好，談賣點也好，是把它當商品來看待的。它可以是商品，但又絕對不僅僅是商品。現在我們面對的一個問題呢，人人都在談文化，但回避了忽視了文化的精神性。還有各種泛漫的文化説法，什麼茶文化、酒文化、牙文化、巫祝文化、民俗文化、節慶文化、婚喪嫁娶文化，反正沒有一個東西不是文化。這也對，但這也是落入了具體的文化樣式，而找不著文化的核心，找不著文化的靈魂。這個呢，造成相當大的問題。一方面我們的文化設備、文化硬體、文化種類在不斷發展，但另一方面呢，我們多多少少感覺到我們精神上的困惑，精神上的空虛，精神的無奈，就是你並不能用一種很好的，很有價值的，很有精神的一種説法來解釋來衡量你所面臨的這些變化。還有些也是非常重要的提法，比如説軟實力，軟實力很好啊，我們要發展軟實力，連我們的黨中央文件中也説要發展軟實力。軟實力中我們需要産業、市場、精品，還需要另一面的提法的補充與平衡，需要經典、高端、深刻性、文化內涵、思想性、時代精神與歷史價值、歷史地位。

　　能代表今天的文化成果的是……

　　我們生活在一個非常偉大的時代，中國是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從貧窮落後，甚至封閉，通過改革開放三十年，有的説是崛起，但我們國內一般不説崛起，就説是發展。在這種情況下，究竟靠什麼來代表我們的精神面貌，精神高度，精神成果。當年有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説，中國每個時期都有代表那個時期的文化成果，那今天的代表作是什麼？有一位同志開玩笑説，今天最有代表性的恐怕就是手機短信和電視小品了。但我們不能僅僅有這些啊，我們幾千年的國家，我們有那麼長的歷史，我們有過先秦諸子，我們有過屈原、司馬遷、李白、杜甫，有過曹雪芹。這樣一個國家，我們今天確實還缺少應有的能夠成為我們民族的驕傲的東西。但是我又不主張過分地攻擊和貶低我們今天的文化事業。

　　曾有人問：五四時期的那些作家都是憂國憂民的，他們的作品裏面關懷的是祖國和人民的命運，而現在，從作家的作品中看不到這樣一種關懷，是不是説現在的作家墮落了？當一個國家面臨土崩瓦解，風雨飄搖的時候，作家忽然變成了社會的中心。就像毛主席説魯迅，説魯迅是最勇敢、最堅決的人，他不但是一個文章、小説、散文詩的寫作者，而且還成為我們精神的導師。巴金也很喜歡引用高爾基的故事，是一個比喻：一群人夜晚在森林裏迷了路，面臨生命的危險，一個人就把自己的心挖出來，變成了火炬，帶領著大家走出了森林。這當然是非常令人肅然起敬的比喻。但是我們也要考慮到另一面，我們現在的社會和當時的社會很不一樣。

　　我們現在有大量的文化生活，我們現在提的口號是滿足人民群眾的需要。人民群眾有發展的需要，教育的需要，還有其他很多需要，消費需要。而且現在很多消費品是以精神消費來被群眾所購買，所使用。我們的人民，儘管有困惑，有牢騷，有批評，但是我們從全國來説，並不是處於一個無限悲情的狀態，我們不是這樣一個狀態。如果説一個文化人，他把自己定位為我就是你們的精神領袖，我就是你們的精神導師，我就是那個把自己的心挖出來當火炬的人，這種定位在今天未必能夠取得社會和大眾的認同。

　　缺少革命後文化的成果和經驗

　　歷史上有許許多多革命前的文化成果和經驗，但是我們缺少的是革命後的這種文化成果和經驗。但一個社會在大的變革當中的時候，會有很多精彩的文藝作品。

　　比如南非的納丁戈迪默，她非常有名氣，她反對種族歧視，她坐過白人的監獄，在紐約我有幸聆聽了納丁戈迪默的演講，她的講演非常有自信，高屋建瓴，每一句話就像散文詩一樣，你抄下來，不但沒有錯誤的字句，也沒有錯誤的標點符號。可後來呢，南非的白人種族政權被推翻了，曼德拉擔任正在消除種族主義的南非領袖。南非現在也是金磚五國之一。

　　但是在三年以前呢，納丁戈迪默被竊賊進入她的家，偷走了她所有東西，而且竊賊讓她把手指上的戒指拿下來，她是一個女作家，她拒絕拿下戒指，她就被竊賊打傷了。在面臨新的情況的時候，她的聲音就不如她在反種族歧視過程中的那麼高亢，那麼嘹亮。這裡面有些非常複雜的問題，需要我們來積累，積累新的經驗。世界上有悲情的和雄辯的文學，魯迅是這樣，甚至連雨果也這樣。但是世界上畢竟還有溫暖的親和的文學，泰戈爾就是這樣的。

　　當前，真正缺少的是什麼？

　　現代人有更多的選擇性，打開電視機，有10套、50套，甚至200多套節目供你挑選；到書店裏去，10萬種，幾十萬種書擺在那兒供你挑選；上到網絡上，有無數的信息等著你選擇，但是這種情況之下，我們有沒有相對比較權威的評估呢，有沒有一個這樣強有力的評估體系或評估系統呢，在美國如果你找窮極無聊的作品，多了，但美國仍然有他自己的權威。比如説《紐約時報》，它的劇評、影評都非常厲害。1982年，我曾經在康州訪問過亞瑟米勒，他寫過非常著名的《推銷員之死》。當時別人告訴我，他有個新戲要上演，然後就向亞瑟米勒祝賀。但是他憂心忡忡地對我説，到現在為止，這個《紐約時報》劇評還沒有表態，我很擔心我的戲上演很可能達不到預期。後來果然是這樣，據説，還被認為是一個不成功的作品。堂堂的亞瑟米勒他在乎，非常在乎權威評論的反應。美國有普利策獎，這個獎一般是由美國總統頒發的。日本也是一個非常講市場的國家，但是日本有芥川龍之介獎，它是由天皇來頒發的。大江健三郎在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之後，日本天皇要給他補一個芥川龍之介獎，但大江健很牛，拒絕接受，説我得這個獎跟天皇沒有任何關係。法國有龔古爾文學獎。他們就是有一種“既和市場保持相當遠的距離，但又不敵視這個市場”的這樣一個評估體系，或者是獎項。我們現在的困難在哪兒呢？我們不能簡單地説我們現在沒有好作品，有好作品也發現不了，我可以不客氣地説。那麼多作品，你怎麼看呢，累死你，誰知道哪個好哪個不好。

　　我們現在沒有人做沙裏淘金的工作，我們現在甚至也沒有人做這個檢查我們精神産品裏面的三聚氰胺的工作。俗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只剩下俗。如果説一個國家的書沒有了，只剩下微博了，以後我們上課也改成了微博體，每節課15秒鐘，這是不可思議的，沒法想象的。所以，如何在當前這個我稱之為文化泛漫、文化大量、廣大公眾參與的環境中，仍然有這種沙裏淘金的工作，仍然有這種權威的機構對它進行評估，對它進行選擇，同樣也能夠對那些假冒偽劣的精神産品進行汰劣擇優，我們現在碰到非常複雜的狀況，而且一時半會兒解決不了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