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物質我們還能追求什麼

　　在校中學生參與賣淫和介紹賣淫，刺痛了社會的神經。涉案的女孩並不是天生的罪犯，也不能單純用“寡廉鮮恥”來理解她們的行為。從某種角度看，她們一定是要以自己特定的方式追求著什麼或許是她們心目中的“幸福”，或許是比她們所付出的更有價值的某種“奮鬥目標”。而在幸福被扭曲的世界裏，無論是成人還是孩子，墮落和進步，或只在一念之間。

　　青少年在追求什麼

　　青少年的幸福觀出現危機，奮鬥目標發生扭曲，並不是今天才發生在這些援交少女身上。兩年前，《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開展了一項主題為“你正在為什麼而奮鬥”的在線調查，9844名參與者中，84.3%的人確認自己“正在奮鬥”。而人們眼中的奮鬥目標排名比較靠前的依次為“房子和車子(53.5%)”“更理想的生活(44.0%)”“成為有錢人(43.70%)”“找個好工作(23.9%)”。顯然，金錢和物質在當今社會中已成為最重要的成功標誌，而任何一種可能的方法，包括援交，只要能快速掙錢，都被功利地認為追求個人心目中“幸福”和“好生活”的“正當”手段。

　　在倫理哲學中，好生活的“好”往往是用“幸福”這個概念來表述的，亞裏士多德認為，“幸福”或者好生活是一種進行中的生活方式，一種以德行為目的的行為。“那最為平庸的人，把幸福和快樂等同，因此，他們以生活享受為滿足。” “很明顯是一種奴性的生活，然而卻顯得蠻有道理”。在他看來，享樂生活是最低層次的幸福，更高的幸福是“政治生活”和“思辨的靜觀的生活”。

　　對於今天大多數追求幸福的中國青少年來説，2000多年前亞裏士多德所説的那兩種更高的幸福是他們想都沒有想過的。然而，這並不妨礙我們認真思考“享樂生活是最低層次的幸福”這句話，因為援交少女讓人們看到，最低層次竟然可以低到什麼程度。在這個極低的層次上，“幸福”完全受人的自然慾望支配，變得完全不受羞恥和其他道德觀念的約束。

　　被扭曲的“幸福”

　　在完全被金錢和自然慾望支配的世界裏，人們往往對幸福不能形成正確的觀念。這並不是説他們不能感覺到某種幸福，而是説他們的幸福感會被極度扭曲。這種扭曲被認為幸福是基於達到個人“需要”的某種滿足程度。滿足了就“快樂”，反之則“痛苦”。

　　但是，社會價值和倫理的“幸福”並不僅僅是以上的感覺，而是一種意義。著名猶太心理學家弗蘭克在總結人生時説：對人來説，最要緊的“不是趨樂避苦，而是在樂或苦中看到價值意義”。“羞恥”便是一種被人類普遍認為重要的價值意義，這又恰恰與性直接聯絡在一起的。人生活在一個有約束的世界裏，不能百無禁忌，習俗道德之所以有權威，是因為大多數成年人自覺地遵守它，而這對青少年有好的示範作用。但在一個失去了禁忌約束的社會裏，習俗的道德與個人的羞恥都失去了依據，

　　當下太多的成年人沉溺于物質享受和聲色之樂，這種表面上的奢化甚至經常被誤讀為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和中國人“幸福指數”的提高。

　　孩子的精神世界，往往是大人世界的真實映照。當許多成年人，尤其是那些在社會中被視為“成功”的人士們官員、企業家、專家、學者、知名人士的行為嚴重違背習俗道德規範的時候，青少年的“墮落”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事實上，正如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説的：在這個世界中，成人已經不能扮演年輕人的導師的角色……現在長輩對年輕人的經歷，沒能比年輕人自己有更多的了解。”

　　在中國，長期的長官命令和填鴨式的革命道德教育，使得成年人成為缺乏獨立價值選擇能力的一代。面對女青年援交，他們最有可能持這樣兩種態度，一種是對她們作居高臨下的譴責，另一種是將援交視為一種與其他國家、地區可以類比的“現代青少年現象”。

　　兩種態度都不可取。我們有理由相信，成人世界折射之下的少女援交，會成為一個中國的“社會問題”，而不僅僅是一個“青少年新趨勢”。

　　建立好的公共生活

　　人往往在對價值意義的追求中實現自己幸福生活，脫離了價值，便無“幸福”或“好”可言。由於價值的存在，人不僅能在快樂中，而且也能在痛苦中找到意義。

　　對援交少女來講，比法律的懲罰更重要的，是價值觀教育。這種教育要放置在全社會的價值討論之中進行。個人心目中有了好生活的想法，不等於公共社會中就有了共同認可的好生活理念。在討論好生活時，需要區別對個人來説的“好生活”和對群體來説的“好的公共生活”，前一個在很大程度上由個人決定，而後一個則需要由公民群體共同確立和維持，在中國，迫切需要這樣一個公共討論的議題。

　　好的公共生活，它的價值意義有政治的和普世道德兩種不同性質的來源。前者往往以國家、民族、革命事業為中心，它要求犧牲個體，因而也忽視了個體。基於政治信仰之上的幸福感往往是不穩定的，時過境遷後甚至會被發現是荒謬的。

　　後者往往基於宗教信仰、傳統文化或人本價值，它包括自由、平等、尊嚴、真實、誠信等，這不僅是幸福的來源，也提供獲得幸福的途徑。同樣，這些是普世道德由公民社會而不是靠國家權力維持和再生的。今天，要造就一種能夠持續有效的幸福觀和好生活觀，恐怕還要從培養公民社會，建立好的公共生活價值觀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