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患間不信任引發的衝突，近來此起彼伏，深圳“八毛門”尚未關上，廣州“錄音門”卻又打開。廣州一位家長，因為不相信醫生的診斷，在其為身患重病的孩子做手術時，把醫生與自己的對話全部錄音，給醫生造成了很大的壓力。（據媒體近日報道）醫生説：“如果你幹活時旁邊有人在錄音，你能安心幹活嗎？”確實無法安心——不僅是安不安心的問題，這種錄音還是對醫生的一種羞辱，無異於把醫生都當成了害命而不是救命的人。

    媒體報道説，如今很多患者都是帶錄音筆去醫院的。醫患間的不信任，不僅僅表現在“錄音筆”中，無論是從新聞還是在日常生活中，我們處處可以感受到這種根深蒂固的猜疑、對立和仇恨。最應該互相信任的兩個群體，表現出了勢如水火的對立。一位醫生朋友憂心忡忡地跟我説過：這種不信任，表面上受辱、受傷、受害的是醫生，其實最終受害併為之埋單的都是患者，因為患者在數量上雖然是大多數，卻必須依賴醫生。就像“八毛門”中那個詆毀醫院的家長，最終還是得求助於醫生和醫院給孩子治病。這是由醫患關係決定的。

    我明白，醫生朋友絕不是想拿“最終受害的還是患者”來綁架患者，這是作為一個受到過不信任羞辱的醫學工作者的肺腑之言。雖然醫德要求醫生以“救死扶傷”為己任，但你很難指望一個被錄音的醫生能心平氣和地給患者看病，也很難指望一個常被醫鬧困擾的醫生，不通過過度依賴儀器來減輕自身的風險——而這樣做的結果，就是增加患者的就醫成本和風險。

    當下的社會流行懷疑，甚至發展到了“懷疑一切”的程度。我覺得，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有些時候，對有些人，我們是必須毫無保留地去信任他們的。患者對於醫生，就是如此。無論如何，當我們以患者的身份走進醫院的時候，只能選擇信任他們。在信息不對稱、專業不對稱下，除了信任之外，別無選擇，因為你是患者，是需要醫生救助的人，因為自己對專業和病情一無所知，只能把自己的生命、身體和安危託付給醫生。

    作為患者，我們會為自己的不信任找到很多理由，比如擔心醫院亂收費，擔心粗心的醫生會下錯診斷，擔心缺德的醫生會坑自己。現實中確實有這樣的情況，但這些個案不能成為我們的藉口，不能先入為主地把眼前替自己看病的醫生，也想象成會坑害病人的惡魔。這時候，只能丟掉這種偏見，在良善的溝通中選擇信任。信任，在醫患關係中是一種依賴互動的循環：如果互相信任，會形成良性循環，如果互不信任、互相猜忌，只會形成惡性循環。後者在當下表現得尤其明顯。

    針對這種不信任，很多人開出了“第三方鑒定和調解機構”的藥方——且不説很難找到真正的“第三方”，即使找到了，最後還得需要人去相信。陷於偏見之中而不信醫生的人，也很難會理性地信任所謂的“第三方”。

    也許有人會站在患者的立場問我，為什麼只強調患者的信任，而不談醫生的職責。其實，以這樣的邏輯進行質問的時候，本身卻自然地將患者與醫生對立起來了。醫患的共同敵人應該是患者的病，而不是相互為敵。醫患對立的“囚徒困境”總需解開，問診求醫的患者，有責任首先選擇信任，打破惡性循環。我們每個人總有一天都會把自己的生命託付給醫生，我們別無選擇，必須選擇信賴。（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