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東莞鳳崗鎮官井頭村兩名嫌疑人販毒時被治安巡邏人員當場抓獲，卻因其中一人疑似患有艾滋病、肺結核，被當場放走，而警方聲稱“抓了送去監獄也不要”一時引發熱議。“難道不能建立一個特殊的監獄關押此類犯人？”眾網友紛紛跟帖表示不解。

　　近日記者走訪了位於廣州市郊的廣東省女子監獄，深入到該監獄內的艾滋病專管監區，從管理著95個艾滋病監犯的“楊媽”身上還原這個高危的專管獄警群體。

　　“楊媽”，“Yang Ma”，“Mother Yang”。

　　在廣東省女子監獄艾滋病專管監區，聽到艾滋病服刑罪犯講得最多的就是“楊媽”。來自不同國籍、不同膚色、不論老少的服刑罪犯的叫法各有不同，但都是説同一個人“楊媽”，艾滋病專管監區的管教員、41歲的楊佩芳。

　　服刑人員都叫她“楊媽”

　　“知道自己有這個病時，很絕望！”艾滋病服刑罪犯雪蓮（化名）説，剛查出自己有艾滋病時，想哭哭不出來，精神極度抑鬱，整個人幾乎都要崩潰了。今年35歲的雪蓮來自中山市，因搶劫罪被判刑10年6個月，2007年3月到廣東省女子監獄艾滋病專管監區服刑。

　　雪蓮身形很瘦，但臉色紅潤，走路很快。她説，剛進監獄就發病，吃抗病毒的藥吃了4年，副作用很大，體重由之前的108斤下降到83斤。

　　由於長期服藥，産生了嘔吐、吃不下飯和睡不著覺等症狀，每次治療前，“楊媽”都會鼓勵她堅持。“不要想得太多。”雪蓮經常因為想很多問題而失眠，“楊媽”發現後都會耐心開導，對雪蓮説：“科學越來越發達，總會有醫治的辦法，目前也有許多帶病生存的例子。”

　　然而，讓雪蓮無法釋懷的是，2009年，她申請保外就醫，但戶籍所在的派出所不肯接收。

　　不穿隔離服與犯人面對面

　　來自烏干達、今年37歲的碧高，2009年5月到中國，因採用體內藏毒走私海洛因811克被判死刑緩期執行。

　　“一些初來乍到的外國籍艾滋病罪犯會因與其他犯人語言上的溝通和環境適應等問題産生誤會和摩擦。”楊佩芳説，碧高就屬於這一類罪犯，初來時經常與其他服刑人員吵架。

　　2005年，廣東省女子監獄艾滋病專管監區開始收押罪犯時，楊佩芳參與了接收第一批16人的艾滋病犯。

　　當時，16名艾滋病犯集中在一起，有的控制不了情緒砸板凳桌椅，有的拼命往墻上、鐵門上撞，滿臉是血，還有的絕食和自殺等。她們歇斯底裏，瘋狂地發泄著內心深處的恐懼。為了防止獄內案件的發生，楊佩芳與其他獄警一起實行24小時監控，幾天幾夜都沒安心地睡過覺，隨時處理突發情況。

　　為了贏得艾滋病犯人的信任，楊佩芳第一次進入監舍與16名艾滋病犯進行談話教育的時候，沒有穿隔離服，沒有戴任何防護用具，艾滋病犯人們在露出詫異表情的同時，也慢慢放下了戒心。

　　回想當時的情形，自己被一群艾滋病服刑人員圍著，“真怕她們一涌而上！”楊佩芳有點後怕地説。

　　零距離接觸，讓楊佩芳與艾滋病服刑人員建立起信任關係，最終被所有的艾滋病服刑人員尊稱為“楊媽”。

　　到醫院學艾滋病治療過程

　　“暴躁、多疑、自卑、絕望。”這是楊佩芳對艾滋病服刑罪犯特點的總結，在廣東省女子監獄關押時間最長的艾滋病服刑罪犯已超過6年，“沒有一名艾滋病服刑罪犯在監獄內死亡”，楊佩芳用這個事實來鼓勵艾滋病服刑人員生活下去。

　　6年前接手管教艾滋病服刑罪犯的工作時，楊佩芳沒敢告知丈夫，後來丈夫知道了也沒什麼怨言，只是經常提醒楊佩芳，要注意安全。至今，楊佩芳還沒有將自己從事艾滋病服刑罪犯管教工作的情況告訴遠在湖南老家的父母。

　　“我已幾次提出要調離艾滋病專管監區的崗位。”楊佩芳説，她不是因為怕危險而要求調離，而是因為長時間的管教工作，使艾滋病服刑罪犯對她的管理方式産生了依賴性，這對服刑人員將來回歸社會要適應各種環境不利。

　　為了提高專管女警專業知識，監獄除了從社會上邀請專家教授給獄警講課外，還派出楊佩芳到廣州市第八人民醫院和成效較好的戒毒場所學習，讓楊佩芳了解醫生為艾滋病人治療的過程，掌握艾滋病團體輔導和個別輔導的要領，運用到實際工作中，使艾滋病服刑人員的不良心理得以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