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維埃”這個詞，人們耳熟能詳，然而確切知其含義及歷史流變者卻不多——

    “蘇維埃”是怎樣引入和退出中國的

    正如毛澤東所説：“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相偕而來的還有令中國人耳目一新的外來詞，“蘇維埃”就是其中一個具有重大影響的常見外來詞。在中國革命實踐中，“蘇維埃”一詞的引入與退出，反映了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曲折進程。

　　■“蘇維埃”一詞的由來

    “蘇維埃”一詞是俄文漢語音譯，原意即“代表會議”或“會議”。沙皇統治時期的國務會議就叫做國務蘇維埃。但自從革命以來，“蘇維埃”一詞便與由工人階級經濟組織成員選舉出來的某種形式的議會相聯絡。

    早在1905年3月，烏拉爾的阿拉帕耶夫斯克工廠的工人首先建立了工人代表蘇維埃，作為領導罷工的機關。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蘇維埃由領導罷工的機關轉變為領導武裝起義的機關，成為革命政權的萌芽形式。1905年俄國革命失敗，蘇維埃被沙皇專制政府取締。

    俄國二月革命時期，各地又重新建立了蘇維埃。1917年6月召開了全俄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蘇維埃在1917年11月7日爆發的十月革命中起了領導作用，組織了俄國無産階級的政權。1917年11月—1918年1月，蘇維埃的名稱為工兵農代表蘇維埃。1918年1月改稱工農和紅軍代表蘇維埃。1936年改稱勞動者代表蘇維埃。

    在十月革命勝利初期，我國報刊是把工兵代表蘇維埃、工農代表蘇維埃意譯為勞兵會、勞農會。到1918年蘇俄憲法、1924年蘇聯憲法把“蘇維埃”列入國名成為專有名詞之後，就不宜採取意譯。據著名學者高放考證，中文“蘇維埃”一詞是由當年北大教授、後來擔任中國民主社會黨主席的張君勱于1918年音譯的，1922年以後廣為流行。

　　■“蘇維埃”是怎樣引入中國的

    中國共産黨于1921年7月成立之後，開始在城市組織發動工人運動;在農村，嘗試組織農民協會。不久，作為共産國際支部的中國共産黨在共産國際的指示下與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致力於國民革命，參加北伐戰爭。這時，還不具備實行蘇維埃制度的條件。但在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相繼發動反革命政變後，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1927年7月28日，斯大林在發表的《時局問題簡評》中指出：“在幾個月以前，中國共産黨人不應當提出成立蘇維埃的口號”，“現在，相反地，成立蘇維埃的口號可以成為真正的革命口號”，但又指出：“因此，現在，在高漲沒有到來以前，除了爭取以革命的領導代替目前的國民黨的領導之外，還應當在廣大勞動群眾中間極廣泛地宣傳擁護建立蘇維埃的思想，不要冒進，不要立即成立蘇維埃，要記住只有在強大的革命高潮的條件下蘇維埃才能興盛起來”。8月9日，聯共中央通過的關於國際形勢的決議中説：“既然共産黨促使國民黨革命化的意圖得不到成果，既然不能將該黨轉變為廣大工農群眾的組織，並使其實現民主化，而另一方面，革命勢將走向高潮，那就必須將蘇維埃這一宣傳口號變為直接鬥爭的口號，並著手組織工農和手工業者蘇維埃。”

    1927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在《中國共産黨的政治任務與策略的決議案》中，在肯定“工農兵代表蘇維埃，是一種革命的政權形式”的同時，仍然強調：“本黨現時不提出組織蘇維埃的口號——城市、鄉村、軍隊之中都是如此。只有到了組織革命的國民黨之計劃，完全失敗，同時，革命又確不〔在〕高漲之中，那時本黨才應當實行建立蘇維埃。現時，本黨既組織革命的工農暴動於左派國民黨旗幟之下，自然還只限于宣傳蘇維埃的意義。然而這種宣傳現在就應當開始，而且要做得非常得當，非常廣泛。”

    直到1927年9月19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通過的《關於“左派國民黨”及蘇維埃口號問題決議案》中，指出：“現在的任務不僅宣傳蘇維埃的思想，並且在革命鬥爭新的高潮中應成立蘇維埃”。至此，中共中央就將蘇維埃作為工農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形式接受下來，並把建立蘇維埃政權作為黨的中心任務來抓了。

    此後，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政權組織形式開始由農民協會等形式向工農兵代表蘇維埃轉變。井岡山、廣州、黃岡、麻城等地的黨組織，先後領導工農群眾武裝建立了工農兵代表蘇維埃。這當中，中國第一個蘇維埃政權為海陸豐蘇維埃政府，是由被毛澤東稱為“中國農民運動的大王”的彭湃領導創建的;影響最大的則是廣州蘇維埃政府，主席由著名工人運動領袖蘇兆徵擔任。

    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舉行了“第一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又稱“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這樣，工農兵代表蘇維埃制度，就由中國共産黨領導的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地方工農民主專政政權的組織形式，轉變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國家政體，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雛形時期的一種形態。

    中國共産黨在1930年代在全國各地建立革命根據地時，普遍建立了蘇維埃政權，故當時的革命根據地簡稱“蘇區”。從此，“蘇維埃”一詞作為政權組織形式的名稱，由中國共産黨在局部執政的條件下進行執政探索時所普遍使用。當時，蘇聯是世界各國共産黨執政的唯一樣板，其政權組織形式“蘇維埃”也自然被當作典範引進了。對此，中國共産黨也不例外。

　　■普通民眾對“蘇維埃”的認識誤區

    然而，就以江西蘇區而言，群眾普遍不知“蘇維埃”為何物，這個外來詞首先面臨的是本土化思維，很多人稱之為“蘇先生”。把蘇維埃稱之為蘇先生，使之人格化，反映了當時群眾的認知水平。又比如在鄂豫皖蘇區：“建立蘇維埃政權是一件更艱難的事，這個區域的人們大多不知什麼是蘇維埃政府，他們的了解是相當可笑的。少數知道蘇維埃是工農政府，‘蘇維埃’這個字是由俄文翻譯過來的。有的説到蘇維埃政府是共産國際創立起來的，總機關在莫斯科，中國的總機關在江西，鄂豫皖區蘇維埃政府只是一個分機關。”更可笑的，有的猜測著説：“蘇維埃就是蘇兆徵的別號，蘇兆徵是廣州暴動中蘇維埃政府主席，因而我們的政府是蘇兆徵的別號來命名。”另一位則反駁説：“蘇兆徵同志已經死了，鄂豫皖乃蘇兆徵的兒子。皇帝死了，便由兒子繼承;現在我們的蘇兆徵主席死了，也由他的兒子‘蘇維埃’繼承，因此我們的政府叫做蘇維埃政府。”

    這樣，些許的史實在中國百姓固有常識的發酵下，驅使承載外來新思想的外來詞，變成了完全另外意義的東西，甚至變得荒唐和可笑。具體説來，由於普通民眾對理論知識和外語詞彙的無知，外來詞經過本土化思維處理後，會産生完全地方化、庸俗化的解讀，使脫離外來詞本來含義的傾向日益嚴重。

　　■“蘇維埃”是怎樣退出中國政治舞臺的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行了不懈的探索，其中對外來詞“蘇維埃”的重新認識使歷史翻開了嶄新的一頁。

    共産國際七大(1935年7月25日—8月20日)是一個重大的歷史機遇。該會議通過了《關於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決議》，確定了必須把擴大蘇維埃運動與人民反帝運動連結起來的方針，中國共産黨改變了蘇維埃存在的方式以適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需要。這充分體現了依據形勢變化而逐步轉變的策略思想，避免了180度大轉彎所造成的不利局面。

    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陜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指出：“如果説，我們過去的政府是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産階級聯盟的政府，那麼，從現在起，應當改變為除了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産階級以外，還要加上一切其他階級中願意參加民族革命的分子。”這意味著政權不再僅僅歸屬於工農，而應歸屬於一切抗日的階級、階層和黨派。由此可見，中國共産黨對蘇維埃的認識突破了原有階級基礎的局限性，從“工農”到“人民”，擴大了群眾基礎，推動建立了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

    後來根據共産國際的指示，又將“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改為“民主共和國”。1937年5月3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産黨全國代表會議上宣佈：“為了和平、民主和抗戰，為了建立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共産黨領導的陜甘寧革命根據地的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受南京中央政府及軍事委員會的指導”。1937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宣佈取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稱號，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改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即陜甘寧邊區政府。歷史至此，“蘇維埃”的口號退出了中國的政治舞臺。

    1948年9月，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傑出代表的毛澤東，深入淺出地説明了為什麼要實行人民代表會議，而不實行蘇維埃。他指出：“過去我們叫蘇維埃代表大會制度，蘇維埃就是代表會議，我們又叫‘蘇維埃’，又叫‘代表大會’，‘蘇維埃代表大會’就成了‘代表大會代表大會’。這是死搬外國名詞。現在我們就用‘人民代表會議’這一名詞。”

    表面上看，從“蘇維埃”到“人民代表會議”的轉變，好像只是一個名稱的簡單變動，但這卻使得政權組織形式的變革的陣痛相對較小。這種擺脫話語困境、實現制度變遷的策略非常高明，意味著中國共産黨即將全面執政時話語範式的悄然轉型。從無産階級專政的蘇維埃，到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蘇維埃，從而形成人民代表會議及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人民”一詞最終完全融入中國政權建設的視野。

    僅就 “蘇維埃”這個外來詞而言，不僅從其字面意義上，而且從其內容和策略等方面，中國共産黨通過解放思想，逐步達到實事求是，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水平邁向一個新的高度。這其中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慘痛的教訓。我們要倍加珍惜這當中漫長曲折的探索歷程，從中汲取寶貴的經驗教訓。重溫這個歷程，能獲取許多關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深刻啟示。張興亮（作者單位：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