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課上，王立軍和小峰一起唱《天路》

晚上，小峰和劉立寶（前）在廣場上跳舞

中午放學，王立軍騎自行車載小峰回家

小峰經過村裏的小路

小峰年幼時過生日（翻拍）

　　這是位於遼寧省丹東市寬甸滿族自治縣的一個村子，靠近中朝邊境。村子不算大，只有500多人，卻曾在一條土石橫飛的小路兩邊建了兩所小學，相隔不過百米。

　　並非因為村裏的孩子太多了，而是由於其中一個孩子有些“特別”——不得不單獨為他設立一所學校。

　　這所特殊的小學，只有一間教室，不足10平方米。14歲的小峰和63歲的王立軍是這裡僅有的兩個人。

　　小峰沒有同學，也幾乎沒有朋友，只有王立軍陪他讀書、唱歌、打乒乓球、玩彈珠。

　　從外表上看，除了個頭兒偏矮、走路抬不起腳，這個男孩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可村裏人都知道，自打出生，艾滋病毒就藏在他的身體裏。

　　7年前，村小一次尋常的開學典禮後，家長們發現這個“危險”的男孩居然成為自己孩子的同學，便用罷課、上訪的方式來表達恐懼與不滿。3天后，小峰被迫退學。為了滿足他受教育的權利，村委會騰出一間辦公室，建起“愛心小學”，並請來外村已退休的王老師單獨授課。

　　自此，週一的早晨，村裏會一前一後升起兩面國旗。學校門前那條並不算寬的土路，是這個男孩與正常世界的距離。

　　由於缺少生源，村小幾年前與其他學校合併。村裏的孩子都轉學到了鄉里，除了小峰。他成為留在村裏的最後一個小學生。

　　3年前，患有艾滋病的父母相繼去世，小峰的身上也開始出現皰疹。這意味著潛伏期已經結束，他成了艾滋病人。

　　然而這所孤獨的學校始終存在著，儘管小峰讀了7年仍然在上二年級。唯一的老師王立軍總是早早地坐在教室窗邊，透過玻璃尋找土路上那個矮小的身影——他唯一的學生。

“我媽不讓跟他玩，怕傳染艾滋病。”

　　這個家庭留下的記憶躺在一隻帶“喜”字的紅色皮箱裏。如果只是翻看這些照片，很難在其中找到異樣的蛛絲馬跡。

　　那時，小峰的父親在外國漁船上做海員，舉止做派像個十足的城裏人。在兒子最喜歡的一張照片中，他戴著當時流行的茶色蛤蟆鏡，穿著黃色圓領T恤衫站在美國街頭，瀟灑地擺了個叉著腰的姿勢。

　　第一次出國打工回來，他帶回了10萬元人民幣，娶了外村的姑娘，換了新房子，還買了彩色電視機。在1992年的農村，這讓鄰居羨慕不已。

　　結婚沒多久，他又出海了。海上生活孤寂，漁船幾個月才能靠一次岸。幾年後他回國時，在機場入境抽血檢測時被查出感染艾滋病毒。那是1996年，他成為丹東市第一例艾滋病患者。

　　當寬甸縣防疫站接到這份化驗單時，已經是3個月後了，這對夫妻此前毫不知情。工作人員急忙去為他的妻子採血化驗。為了不引起村民的注意，防疫站把車開到村子旁邊，人悄悄地走進去。只是，誰也不敢掉以輕心，工作人員戴上了手套和口罩，還穿上了防護服。

　　血樣送到市裏檢測後，結果也是HIV陽性。

　　這對夫妻卻沒把它當成什麼大事。身體沒有出現症狀的他們一度認為，是化驗單搞錯了。儘管有村民模糊地回憶起，那段時間他們曾經大吵過一次，娘家的親戚還慫恿他們離婚。可倆人繼續過著自己的小日子，甚至不顧防疫站勸告和親戚反對，打算偷偷要一個孩子。

　　1997年11月，小峰出生了。他從母親那裏得到了一對單眼皮，還有艾滋病毒。

　　不知從什麼地方得知這一消息的某家本省媒體，報道了這個故事，並在文章中提及真實的個人信息。恍然大悟的村民們這才如臨大敵。

　　村莊往日的秩序不復存在。首先消失的是朋友，他們很少再去串門。接下來是工作。擅長泥瓦匠活的父親在附近打零工，風言風語很快就傳到工地上，老闆第二天就把他的工錢結算了。

　　還不懂事的小峰也成了村民眼中的“危險人物”。幾年前電視臺來採訪，呈現了這樣的畫面，係著紅領巾的同村女孩一板一眼地説：“我媽不讓跟他玩，怕傳染艾滋病。”

　　王立軍從外村來給小峰授課，很快就感受到了空氣中飄蕩著的恐懼。一次，他在村口理髮店剪頭髮，有人當著他的面毫不掩飾地對理髮師説：“哎呀，你以後可別讓那小孩來剪頭了，你這生意不就砸了嗎？”

　　小峰並不清楚發生了什麼。在親戚們的記憶裏，幼時的他長得“滴溜兒圓”，愛説又愛笑，跟現在完全兩個模樣。只是，他從來也沒有朋友。在一位小賣鋪老闆的記憶中，他總是一個人推著小鐵圈在路上玩，那是他偷偷拆掉的家裏冰箱轱轆。

　　2004年，小峰7歲了，他時常到村小的鐵柵欄門前張望——村裏幾十個小朋友都在那兒，他想和他們一起打彈珠、摔煙卡。父母也希望他能像正常孩子一樣，去學校讀書。

“你彪（傻）了？別人不幹你幹呀！”

　　小峰入學第一天，村裏許多人就從教室裏領走了自己的孩子，還有家長代表跑到鄉政府上訪，堅稱：“要是他來學校學習，那俺們孩子只能轉學。”

　　學生越來越少。到了集體罷課的第三天，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校長讓小峰母親把孩子先領回家，然後向防疫站和鄉政府反映了這件事。

　　當時，地處邊境的寬甸縣剛剛被劃為全國艾滋病綜合防治示範區，領導們對這件事挺重視。縣教育局、防疫站、鄉政府及村委會4個部門的負責人很快趕到村小，和61位學生家長召開了座談會。

　　座談會一開始，防疫站工作人員就把艾滋病的3種傳播途徑又解釋了一遍：“這個病日常生活接觸不傳染，打噴嚏、咳嗽都不會傳染。”

　　“那如果孩子玩起來，我孩子手破一塊皮，他手破一塊皮，感染上艾滋病了怎麼辦？你政府能不能承擔這個責任？如果承擔這個責任，我們也認了。”一位家長反問道。

　　沒人能回答。

　　最後，家長們妥協的結果是：小峰到村小上學後，要安排老師單獨為他授課，家長接送，並且與正常上學放學時間錯開。可一個月過去了，學校還是沒有找到合適的授課人選，找的兩個老師都聲稱“身體不好”。

　　5次集體討論會沒有解決任何問題。最後，分管教育的副鄉長劉晏清在第六次協調會上提出，只能在學校對面的村委會裏開設“愛心小學”，聘請一位退休老師單獨授課。

　　劉晏清心中的第一人選是鄉農機站技術員老金，他高小畢業，又算幹部，這位副鄉長希望他能“從大局出發”。然而臨近開學，老金突然反悔了：“劉鄉長，我不行呀，主要是我媳婦不同意。如果我去當這個老師，我們家就要把我開除了。”

　　劉晏清又問了幾個人，結果還是一樣。這時已經是11月了。王立軍是他找到的第五個人。

　　接到劉晏清電話時，王立軍正被抽調到小峰家這個村，刷寫防艾標語。如今，他親手刷上的“相互關愛，消除歧視”8個白色大字，還留在村小的磚墻上。

　　王立軍黑且精瘦，額頭上橫著5條深深的抬頭紋，手上還有被玉米桿割破的紫色傷痕，看上去像個十足的莊稼人。他當過十幾年小學老師，後來調到鄉文化站工作。鄉鎮事業單位改革時，他符合工齡30年的條件，只能提前退休。

　　王立軍在電話裏爽快地答應了劉晏清。他不是本村人，但也聽説過這家人的事。他看過宣傳冊，知道艾滋病“不像2003年非典那樣興師動眾”，它是可防的。

　　“不是説咱思想境界高，一開始我是衝著錢去的。”他一擺手，半開玩笑地説。其實他並不知道政府能給他開多少錢。

　　回到家，王立軍就把這個“好消息”告訴妻子。“我明天又要上班了，還去學校當老師，就教一個學生。”他壓低聲音，神秘兮兮地説，“一個艾滋病小孩。”

　　“你彪（東北方言，傻的意思）了？別人不幹你幹呀！”妻子急了。任憑王立軍接下來怎麼解釋，她只有一句話：“你要幹就別回家！”

　　那天晚上，王立軍和女婿説起這件事時，妻子仍在旁邊不依不饒，“你看，他是不是有病？”女婿倒挺開通，“沒事，這個病就那幾個傳播途徑，別聽他們瞎説。”妻子沒再説什麼，王立軍就當她默許了。

　　2004年11月20日，“愛心小學”在村委會裏開學了。學校裏只有兩個人，操場是村委會的院子，唯一的教室不足10平方米，籃筐是綁在電線桿上的一團鐵圈，只有村小那個標準籃架一半高。

　　見到小峰第一面時，王立軍有些意外，這個被母親領來的小男孩，瘦小得不像已經過完7歲生日的樣子。在母親的提醒下，小峰叫了聲“老師”，又鞠了一躬。王立軍伸出胳膊，一把將他摟在懷裏。

“別聽他們的，他們都瞎説，咱不是那種病。”

　　村裏有了兩所小學，相隔僅百米，坐在村委會的這間教室裏，能聽見對面學校清脆的上課鈴聲。

　　小峰的學校沒有鈴聲。這裡也沒有考試和作業，而且只上半天學。每天早上，母親用自行車載著他，儘管步行的路程還不到10分鐘。王立軍故意讓小峰的到校時間和對面學校錯開，晚到、早退。這樣，即使沿著同一條路上學，他和村小的學生也很少碰見。

　　小峰知道自己和其他孩子“不一樣”。他呼吸時，胸口有時會響起一陣成年男人打呼嚕似的聲音。他學會了咳嗽時轉過頭，吐痰也跑到屋外的小路邊。

　　他幾乎沒再去過對面的學校。除了一次電視臺錄像，記者讓他站到村小大門那裏，他兩手攥住鐵柵欄，一張小臉貼了上去，茫然地向裏面張望。

　　一天下課，小峰突然跟王立軍説：“他們都説我有病。”

　　“他們是誰？”

　　“就那幫小孩唄。”

　　“什麼病？”

　　“艾滋病。”小峰輕描淡寫地説。

　　“別聽他們的，他們都瞎説，咱不是那種病。”王立軍撒了謊。

　　村裏許多人説，這個孩子不僅有艾滋病，而且智力有問題。第一年上學，小峰花了4個多月才學會從1數到100，而且還是王立軍用拍皮球的方法半哄著學會的。現在14歲的他終於學到了兩位數乘法，但乘法口訣還是背得不利索。

　　“我覺得吧，這個事得這麼看。”王立軍解釋著，“他的童年太封閉，智力開發不夠。小孩玩彈球，你輸幾個，我贏幾個，就是學加減法呀，可沒人跟他接觸呀。”坐在教室裏，他提高了聲音為自己這個學生辯護。

　　王立軍和小峰在一起的時間，比和自己的外孫女都長。每天早上，他騎50多分鐘的自行車，到教室後先燒一壺水，倒水都不讓小峰動手，因為怕他燙到。鉛筆，是王立軍削好的。連手紙，他都撕好了疊成塊。

　　這個得過腦血栓的老人，還要甩著胳膊摔煙卡、蹲在地上彈玻璃球。這時，小峰變成了裁判，他不停地告訴老師，這樣不行、那樣不行。

　　“得聽他的。”王立軍説著，撇撇嘴。

　　自打“愛心小學”成立後，王立軍和小峰接待了一批又一批記者。2006年，他們還和其他幾個艾滋病兒童見到了溫家寶總理。已經9歲的小峰是幾個孩子中最矮小的。《新聞聯播》播出的合影畫面裏，他縮著肩膀，把半個身子藏在別人背後。這張照片現在就挂在教室裏。

　　小峰成了附近的名人。外村人還給他起了綽號，“艾哥兒”。清掃村路的女人們見他經過，突然都停下了手中的鐵鍬，直起身盯著他。“是不是這小孩？”有人指指他悄悄説。

　　為了怕人認出來“嫌棄”，王立軍帶小峰去街上理髮時，每家店只光顧一次。

　　只有那間不足10平方米的教室裏沒有歧視。王立軍從來不主動和小峰提起“艾滋病”，他還想著，社會關注多了，小峰有一天就能回到正常學校裏。

　　從一開始，王立軍就想讓小峰在這間特殊的教室裏體驗到一個正常學校所能擁有的東西。貼在教室墻上的課程表裏，標注著教師到校時間、學生到校時間和升旗儀式時間。儘管教室裏只有一個學生，但他總是站得端端正正地講課。除了語文和數學，他還開了體育、音樂和美術課。他帶著小峰春遊，最遠的一次坐車去了100公里外的丹東。小峰在遊樂場裏開了碰碰車，他記得那裏的羊湯好喝極了。

　　今年六一兒童節，王立軍試探著給隔壁村的小學打了個電話：“你們哪天開運動會？俺們不參加，我就領我學生去看看，開開眼界。”那所小學的教導主任很痛快地答應了，檢錄組還特別增加了小峰的名字，讓他參加60米短跑。

　　“我跑得太慢了。”説起人生中的第一次比賽，小峰縮著脖子一笑，露出一顆蛀牙。“我腳不行，不知道怎麼了，我是鞋大呀還是怎麼呀……我是最後尾，倒數第一。”

　　他絲毫沒有覺得難堪，因為獎品處的老師給了他一等獎的獎品，一塊毛巾，又額外添了塊舒膚佳香皂。

“我就説，把我的病都治好。”

　　自打村小合併到鄉里後，沒有上課鈴的早晨變得緩慢而寧靜。

　　7點50分，村裏剩下的最後一個小學生來了。“上課。”王立軍在辦公桌兼講臺前喊了一聲。對面椅子“哐啷”一響，小峰半應付似地站起來。

　　“同學們好。”老師對教室裏唯一的學生説。

　　“老師好。”小峰含混地應了一句。

　　數學課過後是語文課。小峰趴在二年級（上）的語文課本上，讀得磕磕絆絆的。“我要的是葫蘆。從前有個人種了一棵葫蘆……”他用食指點著，每讀幾個字，就停下來抬起頭，遲疑地看一眼王立軍。老師點點頭，他才低頭繼續讀下去。

　　課間休息，王立軍陪小峰打了會兒乒乓球，又站在空蕩蕩的墻根下曬了曬太陽。“要是在以前的學校，這會兒學生們全在這兒曬呢，你擠我、我擠你的。”王立軍説。如今，鄉間小路上很難再看到孩子們的身影。對面的村小已經變成一家木材加工廠，堆滿了粗糙的木頭。

　　小峰也是這個村莊裏最後的艾滋病患者了。

　　2008年12月，小峰母親艾滋病病發又感染上腦病而去世。這個種得一手好莊稼的女人，走的時候不到39歲，身上還打著吊瓶。

　　小峰被嚇得眼淚也沒有了。可是在火葬場，當母親被推入火化爐時，他哭了起來。

　　十幾天后，天生一副好嗓子的父親突然説不出話了。王立軍騎自行車趕到他家時，這個男人睜著眼睛平躺在床上。王立軍把手在他眼前晃了晃，一點反應也沒有。就在兩天前，他們還坐在一起抽煙。那時王立軍還跟他説：“不要老送孩子上學了，也該讓他鍛鍊鍛鍊。”

　　在床上躺了19天后，他永遠閉上了眼睛。

　　小峰帶著家裏的彩電、裝著照片的紅皮箱還有一床軍綠色的鋪蓋，吸溜著鼻涕住進了姑姥姥韓玉君家。這是他在村裏最後的親戚，也是唯一願意接納他的人。

　　“我恨他，恨得頂頂的，他死了我都沒去看。”如今，提起小峰父親，59歲的韓玉君仍然咬著牙。“他娶的可是我哥的閨女呀！”當年，她的丈夫老洪看著鄰居這個小夥子老實又能掙錢，才把侄女介紹給他。

　　小峰家的土地和房屋被變賣後，遺産分成了幾份。可誰來撫養小峰，幾個親戚卻推來推去。姑姑的理由和當年村裏的家長們一樣，怕自己的孩子傳染上艾滋。姥姥也不願意接他去家裏。照片裏曾經親密依偎在一起的家人，在現實面前拉開了距離。

　　14歲的小峰已經明白了生活中的變故。“我爸還沒死，我姑就問我爸，那些錢哪去了。我爸説不知道。我都知道，就藏後邊了……我姥姥不要我。我去我姥姥家玩，吃完飯讓走，我説我不走，不走幹嗎，在這呆著。我姥姥就叫我走，我大舅也叫我走，那我還呆著幹嗎？”

　　沒人問這些問題，可他不知道被觸及了心裏哪處，眼睛盯著墻角，説個不停。很快，他又恢復了往常的樣子，雙手插在褲兜裏，垂著肩膀，偏著頭，臉上有些不屑的神情。

　　韓玉君家沒有小孩，她的女兒已經出嫁了。村委會答應每天支付60元工錢後，她把小峰領回家，給他做飯、洗衣服，每年還給他過生日。這個男孩剛來時很聽話，也很少提起自己的父母。只是在夜裏，他常常哭醒。

　　“想我媽。”在韓玉君懷裏，他哭著説。

　　小峰父母去世後，每季度去防疫站抽血的工作落到王立軍身上。這個孩子對他相當依賴，一下出租車，就伸出手拉住老師。

　　“我倆感情挺深。”王立軍説。家裏的紅富士蘋果，小峰挑出最大的送給王立軍。有一年，王立軍騎車上班時滑倒在雪地裏，小峰看他一瘸一拐的，非要讓他坐下來講課，還“鬧勁兒不喝水”，因為怕老師打水要走來走去。

　　這兩件事，王立軍給不同的人翻來覆去地講，“我真挺感動的”。

　　小峰記得別人對他的好。儘管韓玉君會抱怨，他這一年長得“又高又胖”，吃穿比以前費了不少，可小峰知道，村裏對他最好的還是姑姥姥。

　　“姑姥，要是有人欺負你，你告訴我，我把手割破了，把血往他身上抹！”他放了這樣的狠話。

　　對於艾滋病，他還沒有顯出太多畏懼。在小賣鋪裏碰見害怕他的外村小孩，他使勁解釋：“沒事，我出血、你出血，傷口碰一塊才感染呢，平常接吻都不會傳染。”

　　他的話把成年人逗樂了。有人忍不住逗他：“你怕死不？”“我不怕。”他飛快地回答。

　　但他曾跑進村裏藍色屋頂的教堂，跟著大人們一起唱聖歌。祈禱時，他閉上眼睛，“我就説，把我的病都治好。”

“算了，他還能活幾天，抽就抽吧。”

　　因為吃藥的事，韓玉君這天早上動了氣。

　　“人家想買這個藥都買不到，國家白給，你還不吃。你爹媽要是吃這個藥，不見得死那麼早。”剛從醫院打點滴回來的韓玉君大聲説，小峰歪在炕上不吭聲。他本該在早飯前吞下3片半白色的抗病毒藥，可這一年來，他漸漸拒絕吃了。

　　面對進入青春期的孩子，韓玉君很發愁。“孩子大了，又不是父母，又不是自己的孩子，不能説打就打，説罵就罵。咱們是伺候，能那麼幹嗎？”

　　吃藥同樣也是王立軍和小峰之間通常的話題。正式上課前，師生之間總要重復這樣的對話：

　　“吃藥了嗎？”

　　“吃了。”

　　“真吃假吃？”

　　“真吃。”

　　“可不興騙我，那是害你自己。”

　　這天早上，小峰不説話了，其實他並沒吃藥。“我忘了。”他承認時縮著脖子一笑，有點不好意思。

　　奈韋拉平、拉米夫定、齊多夫定，這些讀起來拗口的抗病毒藥，應該早飯前3片半、晚飯後兩片半，每天如此。別人告訴王立軍，如果不持續服藥，身體可能會産生耐藥性，“到時就麻煩了”。

　　聽到小峰又沒吃藥，王立軍用手遮住嘴，壓低聲音説：“我昨天去他們家看了，他那個藥片，數兒又不對。”他皺著眉頭直嘆氣，“跟他説了，沒用。你説怎麼辦呢？咱們也就只能起個監督作用。”

　　比起吃藥，小峰自己更上心的是，這個下午能不能在池塘邊找到劉立寶，那是他今年才認識的新朋友，和他同歲。

　　7年來，村裏人已經接受了這個“特殊”的孩子。有人在路上碰見他，還問一句：“上學啦？”可他依然交不到朋友。大多數時候，他只能到廢棄的魚塘邊看老頭兒釣魚，或者跑到大橋邊看火車。他記住了鳴笛的時間，下午一點半。

　　劉立寶是鄰村的孩子，倆人在廣場跳舞時認識的。在村子附近的一個小廣場上，每到晚上就聚集著一群中年婦女跳“14步”和“18步”。兩個男孩在這裡成了搭檔，小峰跳男步，劉立寶跳女步，儘管小峰比劉立寶還矮半頭。

　　起初，劉立寶的爸爸並不同意自己的兒子和小峰來往。他在電視上看到過這個男孩，知道他有艾滋病。可劉立寶覺得，小峰比那些拔掉他的自行車氣門芯的男孩強多了。趁父親不在家，他帶小峰回家打遊戲機。

　　“別的小孩不愛跟他玩，都嫌棄他有艾滋病。”劉立寶説。

　　“操！那誰，劉雨、勁松、張宇他們幾個都跟我玩。”

　　“跟你玩倒是跟你玩，欺不欺負你吧？經常我在面前看著，不一會兒扒拉你一下，敲你一下。”劉立寶模倣著他們打了下小峰的頭。

　　小峰沒説話，但他很快找到了反擊的機會。“我有舞伴，他沒有。”“我也有。”“你的是老太太，我的是小閨女。”“你才老太太呢，你那是我老姑，好不好意思，我老姑多大，40了！”兩個人抻著脖子叫著。反擊失敗了。

　　對於這分遲來的友誼，小峰還不知道怎麼珍惜。“你給我滾！”倆人説急了，他總是這樣大喊一聲。可劉立寶卻笑嘻嘻地回他：“我不滾。”沒過一會兒，倆人自動和好了。“哎呀，手埋汰了，走，洗手去。”劉立寶拉著小峰走了。

　　對於小峰晚上去廣場跳舞的事，王立軍有些矛盾。“你跳舞，鍛鍊身體可以，但是要早點回家，8點就上床睡覺。”他囑咐著。

　　小峰沒聽他的。有一天晚上他沒回家，睡在了大道旁邊一座廢棄的房子裏。姑姥爺老洪找不到孩子，以為他死了，跑去村委會大喊。

　　這個男孩還偷偷學會了抽煙。他走進小賣鋪，假裝幫別人買煙。老闆本來不想賣給他，可有人在旁邊勸：“算了，他還能活幾天，抽就抽吧。”

“像他這樣的情況，到了18歲怎麼辦？”

　　按照防疫站的檢測，小峰已經是艾滋病人了。病毒破壞了CD4免疫細胞，他的身上開始經常長出皰疹。在最近的檢查中，這項免疫細胞指數又下降了，防疫站懷疑小峰對正在服用的藥物出現了耐藥反應。

　　王立軍並不清楚防疫站都檢查了些什麼，他只是按時帶著小峰去那裏抽血。他有些避諱談論生死這個問題。曾有一個記者，在小峰家裏問他“怎麼看待生命”。對外人一向挺和氣的王立軍那次真生氣了，“你這個問題，誰也沒法回答！就是我，今天脫了襪子躺下，都不知道明天還能不能起來穿上！”説急了，他把手裏的老花鏡摔在桌上。

　　王立軍很少再提小峰回正常學校的事情，他明白，這已經不大可能。關於小峰成年後學校還會不會開下去的問題，他也是盯著提問者沉默了半天才説：“這就不知道了，沒有想過。”

　　但姑姥姥韓玉君必須考慮這些問題。小峰現在每個月的開銷，是由留在村裏的那部分遺産支付的，加上韓玉君的工錢，每月2300元左右。物價再這麼漲下去，伙食費就不夠了。她找過村委會，問能不能加一兩百元，可村委會也發愁，這筆遺産只夠再支撐一年多了，以後只靠每年2600元的農村低保補貼，更不夠負擔這個孩子的開銷。

　　“你説，像他這樣的情況，到了18歲怎麼辦，國家還管不管？”韓玉君問。

　　為錢頭疼的還有副鄉長劉晏清。本來，王立軍每年1萬元的工資是由縣財政、鄉政府和縣防疫三家共同支付的。但防疫站改為疾控中心後，沒有1500元這筆專款了。劉晏清打算跟縣財政爭取一下，“實在不行鄉政府想辦法，無論如何保證王老師的工資。實事求是地説，也就是一頓飯的錢。”

　　説起這些，他坐在自己的辦公室裏連抽了兩根煙。更讓他發愁的是，“愛心小學”不可能一直辦下去，這個毫無技能的孩子成年後，走向社會該由誰來管。

　　沒人把這些事告訴小峰。他剛剛找到好朋友，還有了新寵物——姨夫抓來的刺猬。他更關心過生日時，劉立寶會不會像答應的那樣，送他一份禮物。他還有很多夢想，蓋房子、當警察、上“星光大道”。

　　他14歲了，已經和艾滋病毒共處了14年。成年對於他來説，並不是一件那麼確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