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日，60歲的趙景余走在田間。趙景余和兩個兒子耕種著80多公頃地。 A20—A21版攝影 本報記者 吳偉

　　自曝“一年收入二三十萬”，黑龍江農民劉貴夫最近被廣泛關注和質疑。事實上劉貴夫不是普通農民，他是國營農場的職工；他體現的不是普通農業狀態，而是農墾經濟。

　　在黑龍江農墾區，實行特別的土地政策，土地並不按人頭分配，而是承租制，並且相對地多人少，職工可大面積租地機械化耕種。在糧價上漲背景下，耕種大戶實現“高收入”。

　　經過糧價從賤到貴的歷史，農場土地從分散到相對集中，職工耕種土地多少不等。如何分配土地面積，成為農墾區基層官員正面臨的一個問題。

　　一側是晨風捲起蘆葦黃色的波浪，一側是望不到邊的翻過的黑土地，幾公里遠處，黑龍江湯原縣境內，梧桐河靜靜流淌。

　　梧桐河農場，黑龍江農墾系統114個農牧場之一，屬於國家戰略儲備糧基地。10月18日，穿行在農場的田埂上，劉貴夫興致勃勃。

　　這名49歲的梧桐河農場職工，因為“上了新聞聯播”，最近成為當地“焦點人物”。

　　此前，10月7日，劉貴夫對著央視的電視鏡頭説，他承包約500畝地，靠種地一年輕輕鬆鬆掙二三十萬元，另外國家還“白給”好幾萬的農業補貼。

　　劉貴夫的這段話引來很多網民質疑，不少人認為他是“託兒”，還給他取名“白給哥”。

　　劉貴夫則稱自己説的數據是算過賬的，“30萬是保守估計”。

　　18日這天，走在田埂上，出租車司機、24歲的何峰，神情有些恍惚地看著侃侃而談的劉貴夫。

　　稻田裏，劉貴夫的兒子劉岩龍在收割機駕駛室向何峰打招呼。何峰跟劉岩龍是小學、初中同學。何峰初中時輟學打工，如今買了輛小車在場部跑出租。

　　何峰家只有4公頃地，這在梧桐河農場中幾乎算最少的。早些年種地不賺錢，何峰家放棄了一部分承包權，“那時哪能想到種地也會發財”。

　　“劉四輪子”務農

　　農墾區的“大鍋飯”體制結束後，全面推行家庭農場，劉貴夫從那時開始種地

　　劉貴夫習慣自稱是“1連”的人，還會説自己“在18連隊還有地”。“連”、“連隊”，這些稱呼還沿襲著黑龍江農墾人的習慣。

　　1947年，第一批復轉軍人，在“北大荒”建立了第一批機械化農場。“北大荒”的第一次大規模開發，則是上世紀50年代中後期由王震率領10萬復轉軍人進行的。

　　當年，除糧食生産外，農墾大軍還擔負屯軍備戰的職能。農墾分局被稱作“師”，農場被叫做“團”，各個隊就叫“連”。

　　梧桐河農場黨委書記張學鋒介紹，梧桐河農場的歷史是從1950年開始的，開荒者主要是“勞改犯”。

　　今年66歲的張桂森是3隊職工。3隊當年叫3連，主要是“政治犯”，張桂森的父親曾被押解於此。1965年，農場向國營農場方向改造，張桂森從河北搬來與父親團聚。當時有許多“刑滿釋放者”自願留下。

　　張桂森記得，那時從天南海北趕來的年輕人匯聚於此，和他家一樣，在梧桐河落戶紮根。

　　昔日的軍人與“犯人”如今在村頭碰在一起，偶爾還互相打趣，“當年還是我押你過來的”。

　　根據公開的數據，至1985年，先後有14萬復轉軍人、5萬大專院校畢業生、20萬支邊青年、54萬城市知青和大批地方幹部，以及無數黑龍江農民開赴“北大荒”。

　　1978年，16歲的劉貴夫，隨母親從佳木斯遷入梧桐河農場定居。記憶裏，那時“窮，窮得叮噹響”。

　　後來劉貴夫借錢買了輛小型農用車，在場部跑運輸。那是1982年，農用車是稀罕物。劉貴夫在家排行老四，人們給他取個綽號，叫劉四輪子。

　　當時普通職工一天收入幾塊錢，劉貴夫一天賺10幾塊，農忙時甚至日進100多。

　　1985年，是黑龍江農墾史上的一道“分水嶺”。“大鍋飯”體制結束，墾區全面推行家庭農場制度。

　　這一年，梧桐河勞改農場的建制被取消，成立國營農場，隸屬黑龍江農墾總局寶泉嶺管理局。

　　劉貴夫也在這一年開始種地。在他的記憶裏，之後的十來年，種地不怎麼賺錢也不賠錢。農閒時，劉貴夫就開著“四輪子”到場里拉活兒，貼補家用。

　　從虧本到國家“白給”

　　糧價偏低的時期，出現大規模棄租現象，部分土地向種地能手、“大戶”集中

　　一直到2005年，劉貴夫家還只耕種六七公頃地，“又不掙錢，要那麼多地幹嗎？”

　　距離梧桐河農場50公里外，是新華農場，與梧桐河農場同屬寶泉嶺管理局。10月24日，該農場宣傳部部長任長江回憶，上世紀90年代末本世紀初，糧食價格偏低，還不及現在的一半，種地普遍不賺錢甚至賠錢，黑龍江農墾區土地退租現象蔓延。

　　據國家糧油信息中心黑龍江省中心2001年的數據，當年水稻收購價約在114元/百公斤，約合0.57元/斤。

　　何峰家的地，就是那個時期棄租了一部分。

　　10月19日下午，梧桐河農場，67歲的退休職工付守倉回憶，那時候一年到頭下來，生活費都攢不夠，有的戶基本生活還要靠貸款，有人直接棄地打工去了。

　　黑龍江農墾總局下屬《農場經濟管理》雜誌社副主編楊勁回憶，那幾年中國曾增大進口糧食的數量。

　　那個時期，農場幹部、種地能手以及積極分子，按農墾上級單位要求，接過被棄租的土地繼續耕種。此時期，還接收農場外的農民承租土地。

　　任長江等五六個幹部，一共被分到了約50公頃耕地。一邊做農場的相應工作，一邊要種地。

　　梧桐河農場黨委書記張學鋒説，當年耕地被規模棄租，使得部分土地向種地能手、租地大戶集中。

　　到2004年，“虧本種地”的情況，有了好轉的跡象。

　　這一年，中央“一號文件”宣佈，用五年時間逐步取消農業稅，增加對農業的投入，實施直接補貼政策。實際至2006年，中國已提前在全國範圍內全部免除農業稅。同年，又在糧食直補基礎上實施對種糧農民的農資綜合直補政策。

　　梧桐河農場政研室鄭雪峰提供的數據顯示，今年該場對每畝耕地的直接補貼為13.17元，綜合直補為39.23元，二次補貼為3.12元，良種補貼為15元，每畝總共補貼70.52元，折合每公頃土地補貼1057.8元。

　　對於劉貴夫，意味著一年能拿到農業直補3.5萬元，也就是他説的“白給”的。

　　梧桐河農場黨委書記張學鋒認為，國家“白給”這部分，相當於農業生産的“穩定劑”，如果沒取消農業稅不進行直補，農民仍然難以通過種地賺錢，也就仍不願種地。

　　2005年，劉貴夫留意到了農業直補的新聞。琢磨了一下，他把“四輪子”賣了，換回一堆農業機械。2005年，他快速擴展承租土地的規模，提升到近30公頃，後來又擴展到30多公頃。

　　而在種了幾年地後，新華農場的任長江歇了口氣。這個時期，按上級要求，農場機關幹部全部退出承租的土地。

　

在農墾區，一戶耕種幾百畝土地的現象比較正常。

劉貴夫把農業直補表述為“白給”，因此被稱“白給哥”。

　　土地不按人頭分配

　　農墾區土地不按人頭分配，有錢的可以多租地。但要按農場要求標準耕種

　　“劉貴夫大概算我們農場10%左右的包地大戶。”梧桐河農場黨委副書記陸海軍説，在黑龍江農墾系統中，劉貴夫的承租面積，算中等偏上。

　　10月14日，《農場經濟管理》雜誌社副主編楊勁介紹，農墾區現行的土地政策，與家庭聯産承包有所不同。

　　農墾區土地不按人頭平均分配，沒錢不租，有錢可以多租。土地不能隨意耕種，種什麼由農場確定，並且要按農場要求標準化種植。

　　楊勁認為，這使得農場職工承包大面積土地，搞跨區承包成為可能。

　　農場的合同是每年一簽，每年初，農場職工通常以家庭農場為單位，與農場簽訂租賃合同。按慣例，對於上年的土地承包者，來年擁有對原耕種面積的優先續約權。

　　根據梧桐河農場提供的數據，該農場共有27萬畝耕地，職工人數4000多，人均耕地67畝，約4.5公頃。以家庭農場為單位，承租面積5公頃以下的約佔20%，5至15公頃的約60%，15公頃以上的約20%。

　　新華農場發展部提供的數據顯示，該農場職工中，承租面積5公頃以下的佔38%，5至10公頃的佔45%，10至30公頃的佔16%，30公頃以上的約1%。

　　梧桐河農場宣傳部部長王琪稱，該農場人均土地規模在黑龍江農墾系統中處於中等偏下位置。

　　陸海軍説，農場職工中普遍存在土地轉租行為，種地大戶的土地可能比數據所反映的更多。

　　記者了解到，梧桐河農場19隊的趙景余一家租種有80多公頃（千余畝），其中三分之一是轉租來的。

　　“家裏顧不過那麼多地的，或者要外出打工的，就和願意種地的私下達成轉租協議。當然，也可以雇人種地，從播到收，完全不用自己動手。”劉貴夫説。

　　新華農場發展部部長高桂蘭説，轉租行為給農場管理帶來一定麻煩，農場文件上並不支持，“但土地向種田能手流轉，客觀上符合農業規模化耕作的趨勢。”

　　據介紹，農場土地優先內部職工租種，在“種地值錢”的背景下，非職工很難租到土地。

　　農場職工與農民的區別，在土地面積上非常明顯。距離梧桐河農場50公里外的鶴崗市新華鎮團結村，10月23日，村民王恩發説，村裏每個勞力只有3至5畝地。

　　作為農場職工的劉貴夫，不享受新農村合作醫療政策，不過他有農場繳納的城鎮居民醫療保險等5險1金，退休後可領養老金。

　　機械投入是大頭

　　沒有農用機械，無論如何種不了農墾區大面積農田。幾乎每戶都有插秧機和拖拉機

　　對於今年的收入，劉貴夫算了筆賬。

　　今年每斤水稻約1.5元，每公頃水稻約産1.6萬斤，毛利2.4萬元。一公頃地需承包費7000元，化肥約2000元，種子約900元，加上農藥、人工等，種一公頃水稻成本約1.3萬元。

　　也就是每公頃純收入約1.1萬元，劉貴夫種了30多公頃水田，收入超過30萬元。

　　劉貴夫沒有計算農用機械的成本。他家有10台各類大小農用機械，其中收割機一台，插秧機4台。他説，沒計算在成本內，是因為貸款已還清，目前主要就是油料錢。

　　沒有農用機械，是無論如何種不了農墾區大面積農田的。購置農用機械，是農場職工投入的大頭。

　　梧桐河農場1隊隊長金生估計，該農場，幾乎每戶都有插秧機和拖拉機，差不多每3戶有一台收割機。

　　新華農場的任長江介紹，如今，農業機械通常由家庭自行購置，場部僅提供技術支持。農場職工通常都會通過銀行貸款，用於農用機械購置、繳納土地租金等。

　　“運輸車要10來萬，捲揚機要15萬，收割機15萬。”趙景余説，他的大兒子趙強從銀行貸款60多萬，小兒子趙鵬貸了40多萬。

　　自10月初，30多公頃水田，劉貴夫一家三口花了一週多收割完畢。隨後父子倆沒閒著。劉貴夫接聽求租收割機的電話，給兒子劉岩龍安排檔期，劉岩龍開著收割機到處替人收割莊稼，

　　劉貴夫介紹，通常一公頃水田的收割費在2000元—3000元之間，一天一台收割機能收兩三公頃地。整個農忙時期，一台收割機能很輕鬆地收割30公頃左右。

　　10月18日下午，劉貴夫在18隊隊部閒聊時，公路上突然停下了一輛外地牌照的越野車，他匆匆走出房間。

　　金生説，這段時間常有一些外地的糧食運銷公司車輛來。現在農場不再是糧食統購統銷，而是由農場職工直接與糧食運銷企業談判，按市場價格銷售。

　　劉貴夫之前只賣了兩車稻穀，大部分糧食他還攢著“熬價”。

　　十幾分鐘後，劉貴夫一臉失望地回屋，那只是一輛迷路的車。

　　劉貴夫説，好的價格才是掙錢的關鍵，“你看今年內蒙古的土豆那豐收的，可是價格賤了，四五毛一大堆，農民有啥好高興的？”

　　他説今年梧桐河的水稻收購價已是歷史新高，比10年前高了1倍多。

　　新的土地分配問題

　　不斷有職工到農場要地種，農場壓力很大，“從別人嘴裏搶肉吃”，“難度不亞於土改”

　　種糧賺錢了，以前離開土地的人後悔了。梧桐河農場3隊隊長錢強説，今年幾乎每個月都有幾撥人到隊辦來找他要地，但“種糧大戶不會輕易把多餘的土地分出來。”

　　3隊的付守倉聽説，鄰近的綏濱農場，今年已有300多人回農場要地耕種。

　　梧桐河農場的陸海軍介紹，2006年之後，到場部申請要地的職工，每年都在增加。

　　張學鋒去年在普陽農場任職，要地申請令他頗感為難：“種地大戶當年在虧損的情況下挺過來的，那時沒人給他們補。現在種地賺錢了，又要讓他們把地給讓出來，這于情于理都不合適。”

　　任長江把找種地大戶要地比喻為“從別人嘴裏搶肉吃”，他認為實施難度“不亞於土改”。

　　能進入流轉的土地，通常是退休農場職工交還的，以及農場幹部當年退耕的。

　　高桂蘭介紹，新華農場分配流轉土地的做法是，申請者原有土地較少的優先，“不能搞招標式的價高者得，這樣會把租地價格越炒越高，而且肯定會加劇土地向種地大戶集中的現象”。

　　但土地還是不夠。據《農場經濟管理》雜誌社楊勁介紹，上世紀90年代，為保護自然環境，黑龍江農墾總局下令停止開荒。2001年，農墾總局再次發文強調禁止開荒。

　　尋找土地的視線甚至投向了海外。

　　自本世紀初，黑龍江農墾區開始鼓勵下屬企業及農場職工發展境外農場。2011年初，梧桐河農場副場長柴方森帶著8名職工，在中俄邊境烏蘇裏斯克市附近的一座小村莊500畝地上種上了大豆。

　　8名農場職工騰出的土地，將自動進入農場的土地承租流轉。

　　職工擔心租金上漲

　　今年豐收了賺錢了，明年租金會否上漲，成為農場的熱門話題

　　10月底，梧桐河農場的最熱門話題，是明年的土地承租費會不會繼續上漲。

　　黑龍江農墾系統獨立於地方行政體系，土地、財政、司法均不與地方相交，且“政企合一”，農場的土地租金中含有行政單位管理費、農場教育衛生設施建設、農場基礎設施建設、職工保險等諸多費種。

　　各個農場收取租金並沒有統一的標準。新華農場發展部部長高桂蘭介紹，按慣例，農場土地租金由各個農場按照其土地質量、職工數量、産糧、稅費等，參考國家有關稅費的指導文件自行制定，給出參考價格由上級農墾部門審批通過。

　　梧桐河農場黨委書記張學鋒介紹，根據年初農場定的租金方案，水田承包費是每公頃繳2.25噸稻穀，旱地租金為3000元/公頃。

　　梧桐河農場政研室鄭雪峰説，七八年以來梧桐河農場一直按照2噸稻穀的價格收地租，去年才漲到2.25噸。

　　以前收租的時候，交糧交錢都可以，職工們通常嫌運輸麻煩，以交錢的居多，現在租金則要求交糧。

　　按程序，土地租金價格會由每年召開的農場職工代表大會2/3通過才有效。但基層職工們私下存有抱怨，雖然年年開會，但他們“被代表”是家常便飯。

　　作為租金價格的制定者之一，梧桐河農場黨委副書記陸海軍認為，“雖然今年豐收了，但不能因農業賺錢就使勁加賦”。

　　基礎設施仍孱弱

　　一年受災往往要三年緩過來，農場幹部陸海軍認為，農墾區的抗災害能力還需加強

　　10月23日，新華農場的一名李姓職工説，希望地租別再上漲了，“2000年我種地受了災，倒賠了6萬多元，緩了3年才緩過來。你別看人家一年掙個二三十萬，一旦受災，比如説冰雹吧，平時一坰（方言，指公頃）地凈投入就是1萬3，那30坰地就得倒賠40多萬。一個災年往往要三個豐年才緩得過勁。”

　　任長江介紹，在新華農場的一些低窪地帶，現有的3個強排站只能滿足正常年景的排澇需求，遇到連續降雨、上遊泄洪一類的特殊情況就不好使。農墾區的抗災害能力還需加強。

　　在梧桐河農場，何峰心有憂慮，他擔心劉貴夫接受媒體採訪時的“高調”會害了大家：“要是上頭降低農業補貼，這樣種地又不掙錢了。”

　　陸海軍則不太擔心國家補貼政策會有變化，他説CPI上漲過快，農藥、化肥、燃油價格持續上漲，都會部分抵消農業直補對種地職工的紅利。

　　在黑龍江農墾區，各級官員在接受採訪時都會反復提到，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運往四川的第一批救災糧，是從黑龍江農墾區調撥的。

　　《農場經濟管理》副主編楊勁戲稱，黑龍江農墾區“就是糧食領域的‘國家隊"。2011年，黑龍江全省糧食産量超千億斤，其中農墾區貢獻400億斤，按13億中國人計，人均約30斤。

　　“只要農墾區種糧有保障，那國家的糧食安全就有保障；農墾區職工日子好，那全國人民的日子都好。”陸海軍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