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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電總局衛視新規被指越位管理 限娛理由遭質疑

發佈時間:2011年10月30日 17:59 | 進入復興論壇 | 來源:羊城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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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日下午5時,廣電總局一紙“限娛令”挂上官網,忽如一記響雷,炸響了娛樂圈。

  是的,也許你已經厭煩了各色男男女相親的狗血橋段,膩味了老老小小號稱“快樂天使”的賣萌扮傻,但是當明年1月1日起,打開全國34個衛星頻道,19:30-22:00的黃金時段,只有9檔娛樂節目可供選擇的時候,這記響雷也震動了尋常百姓的神經。

  為什麼“限娛”?娛樂氾濫了嗎?娛樂是一劑毒藥,冷漠了人們的社會意識,麻醉了人們的價值觀嗎?我們應該給娛樂戴個“緊箍咒”嗎?羊城晚報記者近日採訪了各方人士。

  限娛依據什麼?

  廣電總局“限娛令”大刀砍向“婚戀交友類、才藝競秀類、情感故事類、遊戲競技類、綜藝娛樂類、訪談脫口秀、真人秀”七大類節目。出刀的説法也很明確———防止“過度娛樂化和低俗傾向”。

  根據新規定,明年1月1日開始,19:30-22:00,衛視頻道娛樂節目不超過9檔,時長不超過90分鐘,且每個衛視頻道每週娛樂節目不能超過2檔。有人質疑,“這個標準是怎麼量化出來的,有沒有經過調研,又預期達到什麼效果?”

  常常爆出猛料的圈內人“舞美師”接受羊城晚報採訪時算了一筆賬:黃金時段,34家衛視頻道娛樂節目不超過9檔,這意味著,從明年開始,每週衛視頻道的娛樂節目只有63檔,攤分到每個衛視頻道頭上,一週分到的檔期最多兩檔。

  對於“限娛令”的出臺,華南理工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幸教授坦言,“有點吃驚”。“政府應當關注的是公共事務。娛樂是老百姓的個人領域,是個人事務。政府怎麼能管老百姓的娛樂呢?政府‘越位’了。”

  娛樂氾濫了嗎?

  “限娛令”劍指“過度娛樂”。這引起很多人思考———電視娛樂節目真的已經氾濫到需要遭到刀砍嗎?

  “是的,過多過濫”。深諳娛樂圈生態的“舞美師”認為,儘管對於限娛令的出臺,他也持著保留意見。

  “‘非誠勿擾’一火,相親類節目立刻大行其道,一下子冒出20多檔相親節目;談話節目‘人間’熱播後,馬上催生‘談話’熱,幾乎每個衛視頻道都推出一檔談話節目;‘快樂大本營’收穫了高人氣,立刻引領起綜藝節目的一波高潮;挑戰類節目一冒頭,又在全國範圍內催生了七八檔類似節目。”“舞美師”分析,一方面,目前電視臺節目同質化太嚴重;另一方面,抄襲風太盛,水平高的抄來後收視率立竿見影,水平低的抄來後成了四不像。

  “這就好像西紅柿湯、涼拌西紅柿、三鮮西紅柿、蛋炒西紅柿、油炸西紅柿、水煮西紅柿……你整再多的花樣,它還是個西紅柿”。“舞美師”説。

  廣電總局收聽收看中心統計分析也顯示,目前全國34個電視上星綜合頻道在晚上黃金時間段(19:30—22:00)內播出的娛樂性較強的節目每週總計有126檔。平均每天晚上有17檔這類節目同時播出。其中,每週7檔以上的頻道有9家,佔上星頻道總數的26%;每週3-6檔的頻道有8家,佔上星頻道總數的24%;每週2檔以下的頻道有17家,佔上星頻道總數的50%。

  娛樂讓人低俗?

  “限娛令”出臺前夕,佛山“小悅悅事件”正引起社會關注和反思。有人認為,娛樂氾濫正是社會道德淪喪的誘因。而廣電總局在祭出“限娛令”時,也明確表示,防止“過度娛樂化和低俗傾向”。這引發人們熱議———娛樂有罪嗎?娛樂一定會讓我們低俗嗎?

  “我並不認為看了娛樂節目後,會讓自己的覺悟和道德水準下滑。娛樂節目,帶給我的只是愉悅。”製片人方體偉在博客中寫道。

  “他們認為(道德淪喪)是娛樂的罪,怎麼會是這樣”?李幸直言:“道德的樹立是個系統工程,單靠娛樂不行,把罪過歸結為娛樂也不對”。 李幸認為,限娛大刀對七大類節目“一刀切”也值得商榷。 “娛樂性節目並不等同於娛樂節目。娛樂性節目實際上是以娛樂的形式展現,這樣的節目本身有它的教化作用、引導作用”,李幸舉例,“比如‘非誠勿擾’是個相親節目,為大齡青年解決生活中的困擾,是實現和諧社會的通道。”

  “舞美師”對此表示認同。“還沒有因為看了娛樂節目,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這種情況。曾經有中學生因為看了選秀節目不思讀書要投身影視圈,但這都是個案,不具代表性”。他説。

  “衛視節目低俗、娛樂氾濫確有其事,但全民道德滑坡難道僅僅是電視的教唆?香港、澳門乃至國外日本、新加坡等電視娛樂業更發達,甚者有的公然開設賭場,但也沒見全民道德淪喪。”網友“雲一風”在博客中寫道。

  “我們不能缺少娛樂,當然我們也不想讓娛樂化過度。但是‘度’在哪?應該是受眾的集體感受和訴求,而不是廣電總局的一家之言。”網友王超指出。

  能否拯救道德?

  廣電總局的“限娛令”還提出,各衛星頻道都要開辦一個“弘揚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思想道德建設欄目。 有人懷疑:“每個衛視頻道必設一檔道德欄目,可以發揮多大成效?”

  “舞美師”透露,湖南衛視此前嘗試過開設道德欄目,如“那是我媽媽”,但結果發現,收視率並不高。“單純的道德類欄目很難開展,因為觀眾不喜歡被説教。比較可行的辦法是把道德的元素植入進去”。

  “舞美師”説,娛樂化本身就是電視的媒介屬性。“比如相親節目。網站可以提供大量的資源,把相親做成服務;可電視相親節目沒法兒照搬,因為電視資源是稀缺的,只能選擇典型個案在有限的時間裏呈現出來。但電視相親節目可以引領議題,而這個議題又可以帶有一定的導向性。”

  雖然揭露了娛樂圈的很多內幕,但談到電視的社會責任,“舞美師”也認為,在某種程度上,電視作為一種公眾媒體確實忽視了自己的社會責任。“正是在收視率導向下,電視捨棄了很多應有的社會責任,缺乏創新動力。”

  黃匡宇:

  電視應回歸主流價值觀

  廣電總局“限娛令”真正用意到底在哪?將對老百姓耳熟能詳的電視節目産生多大影響?羊城晚報記者專訪了華南理工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特聘教授、南方傳媒研究所所長黃匡宇。

  限娛就是調整版面

  黃匡宇認為,嚴格來説,“限娛令”就是新聞時段和版面的分割問題。“以綜合性報紙為例,A1版永遠表達的是時政新聞,娛樂版永遠不可能放在A1的版位上,予以張揚。”

  黃匡宇以選秀節目為例分析,雖然婚戀類的主題也是民眾關注的主要話題,但這類節目在主流頻道佔主流地位並不合適。

  黃匡宇認為,限娛令實施後,觀眾的選擇其實也不會減少。“非主流頻道的黃金時段並沒有受限,仍然可以播放娛樂節目;主流頻道的非黃金時段,也可以播放娛樂節目;如果你對電視節目的安排都不滿意,還可以通過報紙、網絡、電影院等其他通道觀看娛樂節目”。 實質是主流價值回歸

  “電視也是一種社會公共媒體,也承擔著傳播主流價值觀的重要社會功能。但目前來説,電視過於放大了娛樂功能。”黃匡宇認為,當前的電視媒體價值觀的確出現偏差,“以娛樂代替思想,將社會公器淪為以淺層次的娛樂道具。”

  黃匡宇坦言,其實娛樂節目並非不好,而只是當前擺放位置不太恰當。他以“非誠勿擾”為例説,“非誠勿擾當被作為一檔娛樂節目來做,它就已經不再是真正的婚戀節目。它展示了當代年輕人在追求愛情過程中對美、金錢、家庭的追求。這些也是非常積極的因素。”。

  黃匡宇提出,“限娛令”後,娛樂節目的播出時間將調整到非黃金時段,這也對所有節目是個考驗。一方面,節目做得好,再晚也有觀眾追捧;另一方面,對各衛視頻道來説,其黃金時段的王牌轉移到非黃金時段,這意味著黃金時段必須要做出更有價值的自製節目。

  “限娛”無關“陰謀論”

  “限娛令”出臺後,也有業內人士指出,央視不在“限娛”之列,這似乎暗示著,“限娛令”意在各衛視頻道,客觀上令央視坐收漁翁之利,似有庇護央視的嫌疑。

  對於這種設想,黃匡宇並不認同。他認為,“限娛令”之所以未將央視涵蓋在內,關鍵在於央視的各頻道資源已經經過詳盡劃分,各專業頻道區分得很清楚,如CCTV—1關注時政新聞;CCTV—3關注娛樂等。“央視旗下各頻道屬於專業性頻道,類似專業類報紙;而各衛視頻道則是綜合性頻道,相當於綜合類報紙”,黃匡宇比喻。

  鏈結

  廣電總局歷史上的限令(不完全統計):

  2002年,下令停播《流星花園》;

  2004年,規定黃金時間不得播放“兇殺暴力涉案劇”、禁止網絡遊戲類節目播出、“紅色經典”不得戲説;

  2006年3月,規定主持人須通過道德考核上崗;

  2006年8月,下令從當年9月1日起,各級電視臺黃金時間不得播出境外動畫片;

  2007年3月,要求湖南衛視“超級男聲”改名,同時要求盡可能不出現落選歌手淚流滿面、親友抱頭痛哭、歌迷狂熱呼叫等場面和鏡頭;

  2010年4月,向央視等媒體下發通知,要求在主持人口播、記者採訪和字幕中,不能再使用諸如NBA、GDP、WTO、CPI等外語和縮略詞,代之以“美國職業籃球聯賽”、“中國男子籃球聯賽”、“一級方程式賽車錦標賽”等中文全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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