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我們的孩子很優秀，但只能帶著滿腔的怨憤，去國外接受教育。”隨遷子女家長繁琳在微博上寫下這樣一句話。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千帆認為，關於高考戶籍限制的規定違反了教育法關於受教育權平等的規定，應予修改或廢止(10月23日《中國青年報》)。

　　“帶著滿腔的怨憤”出國的孩子，很可能選擇不再回來。包括九年義務教育在內的多年國內教育，等於給他國“做了嫁衣”——“科學沒有國界，科學家卻是有國界的”。

　　和別的隨遷子女相比，繁琳的孩子幸運之處在於，在沒有機會異地高考的現實下，父母還有能力讓其“去國外接受教育”。對於那些不得不回戶籍地參加高考的考生來説，由於各地考試範圍、使用教材差別比較大，他們上大學、上好大學的機會大大減少。他們內心的“怨憤”，可想而知。

　　讓隨遷子女能夠在異地參加高考，多年來，民間呼聲持續不斷。有關部門也做了一定工作，確定了異地高考的方向，但何時啟動，尚無明確時間表。時評人童大煥接受採訪表示，他在1997年寫時評説戶籍制度改革，如今已過了14年，相關狀況仍然沒有任何改善。

　　“14年沒有任何改善”，一方面説明有關部門努力不夠，另一方也説明這方面的問題積重難返，任何改革牽一髮而動全身，有關部門極其慎重。比如，像北京、上海等高考錄取計劃比較多的城市，被認為是高考“洼地”。一旦放開異地高考，涌向“洼地”的高考移民，便是這些地方首先要面對的問題。

　　利益重新分配，是更為敏感的問題。筆者曾看過一個有關異地高考的電視訪談，一名北京中學生一段“歪理”，竟然贏得現場不少掌聲:“這些家長已經享受了大城市的高工資，他們的子女憑什麼還要在北京參加高考?”如果只是孩子這麼想、部分家長這麼想，問題還不至於太嚴重，但如果政策制定者也這麼想，就會很麻煩。問題在於，一旦放開異地高考，政策制定者的子女也將面對更激烈競爭，他們並非沒有這麼想的思想基礎。

　　然而，任何困難和問題，都不是裹足不前的藉口。今年8月28日，溫家寶總理在河北省張北縣第三中學考察時指出:要逐步健全隨遷子女義務教育公共財政保障機制，由輸入地政府負責;抓緊研究制訂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後，在輸入地參加升學考試的辦法。溫總理的話讓隨遷子女看到希望，而接下來的工作，就是如何落實。

　　考慮到改革中可能遇到的多方阻力，如果這項工作全憑各地自覺，即使“14年沒有任何改善”不會重現，步伐也不會太快。鋻於此，對於異地高考改革，有關部門出臺全國統一的時間表，甚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