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10月9日電 據香港大公報報道，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被視為推翻滿清專制的辛亥革命之開端。作為當今世上唯一的百年中文報紙，《大公報》從廣州起義、四川保路運動起便對這場革命忠實追蹤，辛亥革命期間更是完整記錄，直至辛亥革命後期清帝溥儀退位、袁世凱復辟均未有懈怠。回顧辛亥百年，紙上記憶依舊鮮活。

　　在20世紀初的中國社會，革命派與改良派思潮並行且對峙交鋒激烈，而當時主政《大公報》的英斂之是位“獨有天人悲憫念”的天主教徒，出於對戰亂傷民的擔憂，他主張緩進的君主立憲。但難能可貴的是，對辛亥革命《大公報》雖然不贊同，卻絕不無視之，而是在新聞板塊忠實及時地記錄、力圖完整地呈現。

　　儘管依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侯傑歸納，當時的《大公報》“替窮苦大眾説話、大膽評説晚清政局、關注社會現實、敢言人所不言”，但辛亥革命發生後《大公報》更多是持不贊同的態度，用新聞史學界泰斗方漢奇先生的話説，“英斂之主持下的《大公報》，懼怕暴力革命，唯恐動蕩會帶來滅頂之災，辛亥革命前一面力促政府進行立憲政治改良，一面同情革命者，勸其放棄暴力。”

　　《大公報》對辛亥革命報道的首發是在1911年10月12日一封來自朝廷的電旨，內容是清廷表揚當時的湖廣總督瑞澄撫亂迅速。而從10月13日起，《大公報》對武昌起義的報道可謂連篇累牘──13日的《武昌革黨起事之警電》和《京師戒嚴之近聞》佔據了主要的新聞版面，14日起更在“要聞”欄目中常設《武昌亂事近聞一束》，追蹤起義進展情況。而“湖北”、“四川”等地方欄中也多有關於武昌起義的報道，如《革黨入川之消息》、《鄂亂事前戒嚴之續聞》等，力圖詳盡地呈現全國的局勢。及至《禁城警戒之森嚴》等文章，則對大城市受革命影響的狀況進行了細緻的描摹。《大公報》一面對革命進行忠實報道，一面怒罵失職的官員和將領，這些報道為人們勾勒出一幅幅活生生的清廷腐敗無能、驚恐無措的畫面。

　　辛亥革命後期，關於革命的相關消息更是無日無之，通過閒評、來論、社論等多種方式，《大公報》對革命的評述和參與十分積極。

　　從客觀環境的角度講，辛亥革命的爆發具有一定的突發性和偶然性，缺乏必要的心理準備和組織準備，中國的社會政治走向，即使是當時的革命領袖也沒有完全想好──從後來的二次革命、北伐戰爭，長達十數年的軍閥混戰狀況中便可見一斑。適時《大公報》相繼發表了《受鄂亂之影響者》（1911年10月26日）、《亂事久延之最可慮者》（1911年11月13日）、《此次革命時期中國民之損失》（1911年12月16日）等多篇特稿、評論，勸説革命派息止干戈，主要出發點是同情飽受戰亂之苦的普通民眾。

　　而10月末至11月初的《為本埠人心慌亂正告大吏與居民》、《論各地亟宜組織民團》、《論宣告獨立為通權達變之至計》等文章，則針對革命時期的混亂局面提出諸種建設性意見。

　　在11月18日的《論今日政體上之解決》中，《大公報》聯絡對比英日美法普魯士等國家的政體，提出聯邦帝國制度方為解決之道。而11月26日《大公報》更發佈“君主民主立憲問題之解決”的徵文小啟，強調“非第本報之光，當亦憂國者所極願發抒所見者也”。侯傑教授認為，這種有獎徵文的形式能有效刺激讀者廣泛參與和積極討論，有助於啟發人們思考，加深媒體和社會間的互動。

　　針砭時弊、憂國憂民、竭盡心力、呼籲勸止，是《大公報》在辛亥革命早期言論的寫照。而混亂傷民生則是它批評的主要出發點。“它既不堅定不移地支持某種政治勢力，也不完全反對任何一種力量。值得一提的是，該報始終沒有詆革命之意圖，即使是針對革命期間造成的各種破壞的報道，也都是從戰爭危害社會民生的角度進行的。”針對《大公報》辛亥革命時期的報道，方漢奇先生在他所著的《大公報百年史》中如是評價。事實上，《大公報》在此期間的建設批評和積極參與，正完整映像了辛亥的歷史圖景。

　　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佈退位，意味革命派與改良派的爭論告一段落。2月23日，《大公報》版面大調整，改用大中華民國紀年。袁世凱就任大總統後，《大公報》的系列報道更充分體現了敢言本色。

　　《大公報》對袁世凱的懷疑，早在清廷起用袁世凱以平定“鄂亂”時即存在，以“治世之棄物，亂時之能臣”表達對袁氏的懷疑。袁世凱就任大總統前，《大公報》以《論袁項城被選總統》為題，梳理袁氏幾十年駕馭權術的生平行，抑揚之間不乏諷刺。後又以《其斯以為人才內閣乎？》、《報紙之責任與價值》等文章批評袁世凱徇私專制及壓迫言論自由。

　　在袁世凱確立終身大總統地位妄圖稱帝之時，《大公報》又在“閒評一”撰文嘲諷譴責：“今大總統既能上契天心，下乎眾望，不妨一連任再連任，十連百連乃至無疆連。”1915年袁世凱接受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時，《大公報》以嘲諷對之，同年11月20日袁氏將復辟帝制付諸實施後，大公在29日以代論刊登梁啟超的《國體問題與五國警告》，鮮明反對再改民主共和為君主立憲。

　　1913年5月13日，《大公報》刊發社論《論我國今日不可再亂不能再亂之理由》，“居然以最短促之時期，最詼諧之政策，推翻帝制，改建共和。非但曠古所未聞，抑亦全球所僅見。”概括辛亥革命的缺憾之處，在此間《大公報》則始終堅守“民之口舌”的定位，對戰亂頻仍、專制腐敗予以堅決抨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