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須看到學校的‘生死’。”説這話的時候，燕兆時百般糾結。

　　他的情緒時好時壞。

　　有時候，他的腦子裏會冒出一個悲觀的情景：兩百多個孩子，和一幫志願者，一起上完最後一節課，然後陸續走出教室。他最後一個出來，關上學校的大門，蹲在地上，痛哭一場。

　　有時候，還會有一個樂觀的場景：孩子們上學有了著落，他笑著揮手告別。

　　這一喜一悲，都與告別有關。

　　燕兆時，今年42歲。一年前，他是收入不菲的工程師，現在，他是北京燕京小天鵝公益學校的“負責人”，學校裏有兩百多名打工子弟的孩子。燕兆時為人低調，言辭不多，遞過來的名片上都沒印“校長”的頭銜。

　　學校位於北京市海淀區西北旺鎮六里屯村北，不熟悉的人根本找不到。穿過彎彎的好幾條巷子，一個小門上貼著“齊抓共管，教育成才”，這就是學校的大門。再往裏走，一個大倉庫被隔成八個房間，這是教室。倉庫外，還有兩個辦公室，一個小廚房，這就是學校的全貌。

　　幹了一年，他自掏腰包，賠了15萬元，頭髮也白了一半。他説：“我快賠不動了，如果真的垮了，孩子們怎麼辦呢？”

　　他接手這所學校，實屬偶然。

　　燕兆時畢業于北航自控係，曾在航天部下屬的科研部門工作，2002年，他離職去了一家公司，收入不錯，日子過得也舒舒服服。因為身邊總有朋友請他為孩子補補數學，慢慢地他有了支教的想法。去年上半年的一天，他走進了唐家嶺的一家打工子弟學校。

　　他帶去了一份考卷，只有一道題：“請寫出幾位科學家的名字和他們做的事。”校長領來了全校最好的30名學生，試卷髮下去，孩子們大眼瞪小眼，幹坐了十幾分鐘，最後收上來的全是白卷。

　　燕兆時嚇了一大跳。

　　上數學課，他問：“孩子們，你們哪不會？”

　　“都不會。”台下齊刷刷地回答。

　　燕兆時又嚇了一跳。“可怕的不是不會，而是孩子們不願意去思考。”燕兆時説，從那時起，他決定只要有時間，就來教這幫孩子，先從主動思考開始。幾個月下來，效果很明顯。他心裏的石頭落了地，“打工子弟的孩子不乏好苗子。這裡就缺好老師。”

　　去年暑假前的一天，老校長心神不定地在教室外邊溜達邊嘆氣，一問才知，學校馬上要拆除。由於附近租金太貴，他租不到合適的地方。學校要散夥了。

　　燕兆時也沒當回事，他當時想：老校長干了16年的打工子弟學校，不可能説走就走。

　　臨開學的時候，燕兆時到學校去看，教室外停著一個搬家公司的車，老校長收拾好了行李，準備回河南老家。

　　學校真的要散夥了。

　　兩百多個孩子，面臨著沒人管的困境。燕兆時著急了，他召集了一幫朋友出主意，大家一致認為：辦打工子弟學校根本就沒有盈利模式，還是別管了。

　　他又找另一個熱心支教的老師商量，兩人想了半天，還是沒想到好辦法。最終，燕兆時説：“反正早晚要關門，我出錢，能讓學校多活一天算一天。堅持不下去，再關門也不遲。”

　　直到現在，還有人問他，為什麼接手這個事？

　　燕兆時就一句話：為了這兩百多個孩子。

　　也有志願者“冒失”地問燕兆時：“這些孩子怎麼不去公立學校？”

　　燕兆時通常會搖搖頭，不作回答。

　　就這樣，去年8月，燕兆時辭職，接手了學校，最後找到這個大倉庫，一年房租8萬元。燕兆時自掏腰包，裝修、打隔斷，粉刷教室。8月25日，孩子準時報到，一天沒耽誤。

　　燕兆時給教師漲了工資，以前老師的平均收入是950元，現在是2000元。他的理由很簡單：好教師才能教出好學生。“公立學校的老師工資越高，家長越放心。這裡教的也是孩子，只有多花錢才能請到好老師，我要盡力給他們好一些的教育。”

　　為了不讓孩子們失學，他還設立了兩萬多元的“燕京小天鵝獎學金”，通過這種方式，把貧困孩子的學費很體面地“還”給他們。

　　燕兆時説，他不忍心丟下任何一個孩子，“我們做的事，也是國家、社會和民眾希望我們做的事。”

　　他的良苦用心，有的孩子很難體會。

　　有一天，一個孩子問他，“你為什麼總讓我寫作文？我以後賣菜、賣啤酒用得著這個嗎？”

　　自卑和缺乏夢想是很多孩子的“通病”，這與他們生活的環境息息相關。

　　三年級的魏星宇，畫了一幅畫貼在墻上，被學繪畫的志願者發現其構圖極有天賦，就拿給一些畫家欣賞，大家一致稱讚。但後來，小星宇還是因為貧困退學了，燕老師著急上火，多次給家長打電話，讓星宇複學，人家根本不搭理。有一天早上6點多，燕老師把他的父親堵在家裏，苦苦勸説。最後，星宇的爸爸坐在床邊對燕兆時説，“你這麼認真地勸我，説明我的孩子還真有天賦。那就再上學吧。”

　　對孩子們的自卑有了深深的同情，燕兆時把學校的名字命名為“燕京小天鵝公益學校”。

　　這個名字，來自一個故事，也蘊含了他的辦學理念。

　　“如果把一個天鵝放在鴨子群裏，它自己就認為自己是鴨子了，但是如果把鴨子放在天鵝群裏，它就是小天鵝。我想讓孩子們知道，他們和城裏的孩子一樣，都是小天鵝。只要別把自己當成小鴨子，他們能和城裏的孩子一樣有出息。”燕兆時説。

　　燕兆時發現，改變一個孩子的命運很便宜。他算過一筆賬，1200元就夠一個孩子讀一年書。10個人資助一個孩子的話，每人只需要120元。如果把教師工資從兩千元提高到三千元，將聘請到更好的老師，這將改變很多學生的命運。

　　社會上很多人捐資助學，喜歡送書本、鉛筆盒、書包，燕兆時覺得這種方式使不上勁，“孩子沒有書包，拿個塑料袋也能上學。他們需要的是好老師，需要的是別失學。”

　　誰都知道，想讓這樣的學校不散夥，最重要的是有人捐錢。

　　這一年，也有人看不下去，往他手裏塞錢，燕兆時不願意伸手去接。直到今天，他只接收過某基金會兩筆共兩千元的捐款。他説：“零散的捐款不能從長遠上解決問題，打工子弟學校需要一種可以複製的助學模式。”

　　他的想法是，找一家基金會成立打工子弟學校專項基金，再找一個第三方的財務公司管理錢，所有的賬目全部公開，學校就能長遠地保留下來，“學校的支出很簡單，房租水電和教師工資。如果這種模式能被認可，就有大批的學生受益。”

　　可是，直到現在，他還沒能找到願意接手的基金會。

　　燕兆時説，自己已經快“山窮水盡”了，學校的生死考驗隨時存在。

　　常有人問他，“您這麼做，圖什麼啊？如果有一天，真的做不下去了，又該怎麼辦？”

　　燕兆時會把名片翻過來，上面印著八個大字：但行好事，莫問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