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俊琪在北京五環外的咸寧侯村村口。陳倩兒攝

高俊琪在天安門城樓前。陳倩兒攝

　　在北京至少以數十萬計的打工子弟中，高俊琪或許是個幸運兒。過去7年裏，他在同一所學校擁有一張安穩的書桌，一路念到今年夏天，直到初中畢業。

　　“也挺想在學校多停留一會兒的。”9月1日，我和他坐在北京東四環之外的咸寧侯村裏，他低頭擺弄著雙手，不經意説了這麼一句。不久之前，他已經正式“走入社會”，眼下正在一個修車鋪裏當學徒工。

　　一年多以前，高俊琪曾夢想著“考個大學”；一個多月前，他仍計劃著“上個職高”；可眼下，他似乎不願意多談這些了。我小心翼翼地詢問他的感受，他輕描淡寫地回答：“也……有點兒失望。”他始終低著頭，時髦的斜劉海兒擋住了雙眼。

　　“最後不都是為了生活嗎？”沉默了一會兒，他突然抬起頭對我説。

　　我一時語塞。與他聊天，我常常忘記眼前身高1.8米的他只是一個16歲的少年。

　　普通話讓我有點兒恐懼

　　時間回到7年多以前，高俊琪還是老家村裏一年級的小學生，“生活”對這個小男孩而言簡單而快樂。每天下課後，他和堂弟一塊兒打滾，堆泥巴，偶爾還偷偷去趕集，去看為死人擺的戲臺。

　　他的老家在山東德州市樂陵市大孫鄉。一天，媽媽留下一句“爸媽串門去，五六天就回來”，便離開了家。他扳著手指頭數日子，卻等了大半年才見到爸媽。“走，帶你到北京玩去。”返鄉的爸媽把他帶上了開往北京的汽車。

　　北京在哪兒？高俊琪一無所知。唯一的印像是電視上重播國慶閱兵儀式時的天安門。在他的想象中，北京到處都漂亮得“像天安門似的”。他還不知道，自己即將到達的是北京城邊上的一個村子。

　　這村子位於北京正東邊五環之外的通州區。儘管差不多也是農村，可比起“凈是地，凈是河”的老家，高俊琪仍然感覺新的村子“好玩多了”，有賣零食的小商店，還有每天來來往往的生面孔。

　　經過本地房東的牽線搭橋，爸媽“啥也沒弄”就讓高俊琪進了一所公辦小學當二年級插班生。他走進了一間通亮光鮮、墻壁雪白的教室，頭一回擁有了一套屬於自己的桌椅。在老家，孩子們每天搬著小板凳去上課，課桌是大家一塊兒用的長條桌子。

　　“不是説北京教育好點兒嗎？即使不在城裏頭，靠邊的也比我們種地的強啊！”剛剛在通州落了腳的俊琪媽媽頗感欣慰。

　　但兒子感覺不自在。第一堂英語課，大家一塊兒玩遊戲：老師念出英語單詞，小朋友們要舉起對應的單詞卡，做錯的要被罰站。從未學過英語的高俊琪一頭霧水，每一回他都慌張地模倣身邊小朋友的舉動，憑著小機靈矇混過關。

　　挑戰更大的“外語”，是日常的普通話。高俊琪只懂得山東話，聽著身邊的老師和同學全講著一種陌生的語言，他不知怎麼心裏就“有點兒恐懼”。有一回，一個高年級的本地同學跟他説話，他還一下子被嚇著了，覺得對方“語氣特別衝”，似乎在命令自己。

　　他説起話來，別的小朋友也聽不太懂。常常是他一開口，大家就笑。他用老家的話問一句“你買嘛”(你買什麼)，那個狠狠的“嘛”也會讓別人誤以為他在罵人。

　　一家人第一次去天安門時，在陌生的城裏到處問路，可路人似乎都不能理解他們的意思。爸媽最後只能捧著北京地圖，憑手勢告訴別人他們要去的地方。

　　“那時候跟生人説話特彆扭。”高俊琪笑著對我回憶道。在北京生活了這些年，他的鄉音已經消失，説得一口純正的普通話，偶爾調皮地模倣一句“大爺，您吃過了嗎”，還京味十足。

　　當時，小男孩暗地裏下功夫。他總是留心聽村子裏的本地孩子説話，把別人的發音記在心裏，提醒自己：“下次開口一定也要這麼説。”可有些時候，他一張嘴又帶上了鄉音，心裏就特別尷尬。

　　在學校裏，他隱隱感覺憑著自己的口音，或者自己的穿著，別的小朋友輕易就察覺出自己的“不一樣”。這所公辦學校裏幾乎沒有其他外地孩子，高俊琪總感覺與別人有距離。

　　“你別扶墻啊，扶墻讓你爸媽來刷漆。”一次課間，他站不穩扶了一下墻，一個同學馬上這樣警告他。這又提醒了他的“不一樣”，爸爸當搬運工，媽媽當保潔員，而其他同學的爸媽可以“在大商場裏工作”，或者憑著自家房産來收租。

　　他還細心地留意到，與自己家租住的“睡覺、做飯都在一塊兒”的小平房不一樣，許多本地孩子都住在兩層小樓裏，家裏“臥室、廚房分得特別清”。

　　高俊琪一天最快活的時光，是下課後跑回村裏，與三五個同樣來自外地的孩子瘋玩，爬果樹，扔石子，拍撲克牌。他們接受了自己與本地孩子的“不一樣”，自覺地形成自己的圈子，“不跟他們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