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建明懵了。

　　3歲的女兒顧佳雯被檢出血鉛指數達到275，遠遠超過上線為100的安全標準。

　　儘管顧建明是上海江森自控國際蓄電池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江森公司”）一名普通的磨鉛粉工人，但他每天“全副武裝”地工作，防護服只露出眼睛；工作10年來，廠裏每年都會組織體檢，今年上半年的體檢測出他的血鉛指數還只有18。

　　顧建明自己又去醫院檢測血鉛，發現也超標了，當他把工廠鉛排放的證據提供給媒體後，廠裏很快就勒令他停工休假。

　　由此揭開的上海康橋兒童血鉛中毒事件卻停不下來。

污染源到底有幾處

　　9月15日，上海浦東康橋鎮康花新村25名兒童被確診血鉛超標，其中12人在新華醫院治療，其他13人已經過新華醫院、上海兒童醫學中心門診治療。

　　9月16日，上海市環保局官方網站稱，康橋地區主要鉛排放企業正是江森公司，該公司使用鉛錠和硫酸作為原輔材料，在生産過程中産生的鉛煙、鉛塵通過過濾除塵器處理後排放。浦東新區環保部門已經送達了責令其暫停生産的通知書，目前該企業已暫停生産。此外，該地區的上海新明源汽車配件有限公司未經批准擅自從事涉鉛生産也已被責令停産。

　　康花新村位於江森公司西北方向約1.5公里，此次查出的血鉛超標兒童大都居住在此。

　　有醫生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鉛中毒對孩子會造成永久性神經損傷，並導致智力下降和較為持久的記憶與行為障礙，即使打點滴排鉛也會損傷小孩的肝腎功能。而且，鉛浮塵的懸浮高度正好是一米左右的地方，孩子很容易鉛中毒。

　　據顧建明透露，江森公司共有3條生産線，在最初媒體曝光後迅速停了一條生産線，他離廠的時候3條都停了。但在上海市環保局要求江森公司暫停生産後，曾有居民潛入工廠發現又復工了。9月17日，中國青年報記者在江森公司外觀察，發現廠區內部仍有不少工人在走動。

　　江森公司日前對媒體公開表示：“政府給公司規定了每年一定的用鉛額度，目前排查的主要內容之一是公司的用鉛量是否超標。”並對媒體強調，該公司在控制鉛排放方面投入很大，“公司員工的血鉛水平要低於上海全市居民的血鉛水平”，停産更與“涉污”無關。

　　趙鴻的哥哥就住在康花新村，每次趙鴻開車來看哥哥，總會經過康橋路上長長的康橋工業區，然後轉彎到錦繡路，一路上先聽到耀皮玻璃廠低沉的機器轟鳴聲，再看到不遠處浦熱發電廠三根大煙囪，如果晚上開著車窗還能聞到禦橋垃圾焚燒廠散發出的陣陣惡臭。康花新村距離工業區僅有大約500米。

　　除了被媒體廣泛報道的江森公司和新明源汽車配件公司，康花新村的居民對附近一些可能造成潛在污染的工廠也有擔憂。康花新村的門衛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一般晚上6點之後垃圾廠開始焚燒垃圾，臭味一直會瀰漫到第二天清晨。焚燒廠為了牟利，還會燃燒電線外層的塑膠，銷售燃燒剩下的銅絲，嗆鼻的空氣瀰漫在小區周圍。事發後環保部門來檢查，排除了該廠鉛污染的可能，於是垃圾焚燒還是天天雷打不動在進行。

　　也有居民對周圍的水質産生疑問。有網友告訴記者，距離康花新村3公里左右的綠洲康城親水灣，有部分孩子也測出血鉛中毒，於是有人懷疑水質也可能存在鉛污染。

令人生疑的驗血單

　　家長們對醫院延遲出具驗血單也心存疑問。

　　9月7日上午把孩子送到新華醫院檢測血鉛的家長，到9月14日才拿到手寫的靜脈驗血單，大多顯示血鉛正常。當家長們問詢為何是手寫而非機打時，新華醫院給出的解釋是機器損壞，手寫高效。而小區有一位居民也是9月7日送孩子去新華醫院檢查的，不同的是，她挂了特需門診（特需門診費250元），第二天就拿到了機打的化驗單，顯示孩子血鉛超標。這讓家長們對手寫驗血單更加心存疑慮。

　　“9月7號下午檢測的驗血單，本來説好14號就可以發給居民，但14號晚上連影子都沒看到。”家長楊女士説。新華醫院方面稱，負責人把檢測好的單子全部鎖在櫃子裏出國了，別人拿不到。當問及負責人何時回國時，新華醫院沒有給出明確答覆。之後鎮政府出面與新華醫院交涉，9月17日下午4點驗血單姍姍來遲。

　　據記者了解，之前在上海兒童醫學中心檢測的家長均在醫聯網上找到了電子驗血單。為了驗證手寫單據的真實性以及醫院是否在事後留電子病例，記者試著在醫聯網上輸入了幾個孩子的社保卡號查詢新華醫院的電子驗血單，無論是手寫的單子還是機器打印的單子，網頁都顯示“未查詢到您在新華醫院的相關檢驗報告，請到就診醫院領取”。

　　除了收到存疑的化驗單，後來去驗血鉛的孩子還會受到“特殊待遇”。

　　“現在家長再帶孩子驗血鉛都會被問是不是康橋這裡的，如果是，會另外讓你填一份單子，進入別的診室治療。一開始我們以為是衛生部門特辟的‘綠色通道’。但後來有朋友帶孩子去新華醫院查血鉛，找了認識的醫生，醫生親口説查的時候千萬不要説是康橋這邊的。”家長小顧説，什麼原因她不知道。但她的孩子在新華醫院檢測顯示血鉛指數正常，上海除了新華醫院和兒童醫學中心兩處，別的醫院都不提供血鉛檢測，所以她現在考慮國慶期間帶孩子回安徽老家去測。

環保部門事前缺位？

　　據媒體報道，事發後，“環保部門對康橋地區進行了全面排摸、監測，組織環境科研單位對污染源開展了全天候監測，進行了總量計算和模型計算，並組織了專家論證”。

　　記者發現，在上海市環保局官網7月29日對外公佈的《2011年上海市鉛蓄電池生産、組裝及回收企業公示名單》中，江森公司自控廢氣廢水排放情況顯示為“達標”。上海市環保局有關負責人表示，6月環保部門在檢查該公司時已經發現其排放物超標，當即要求整改。6月底環保部門再次對該公司進行檢查時，其廢氣廢水排放確實是達標的。

　　同濟大學環境工程學院包存寬教授説：“鉛是無組織排放的，它可能通過車間窗口、排污水管就排出去了。這次主要是查鉛，但環境污染對人的危害是複合性的，可能還有別的有害污染物。”環保部門的事前缺位是不容忽視的，“國外的企業在建設廠區前會先做場地監測，對土壤、地下水、持久有機物做評估，廠區遷移時再對場地做次評估，通過兩次數據對比，看自己企業對土地、水質的污染影響是多少。有些國外公司進入中國前會自發進行場地監測，出現污染事故後也有據可查，有理可説。而我國的工業廠區雖然會在建設項目前進行粗略的環境影響評價，但場地監測是缺位的。相關環境影響評價的標準也隨著技術變革顯得陳舊，工業區和居民區之間距離參照的衛生防護距離還是1989年制定的”。

　　“包括現在的‘退二進三’，即工業退出房地産進入，一樣需要場地監測，工業遺留的土壤，地下水污染都會給後期搬入的居民造成影響。上世紀50到70年代日本也面臨環境污染問題的拷問，通過媒體、學者、NGO（非政府組織）、民眾的聯動和參與，逐漸完善了環境前期評估和後期監測的體系。中國現在也走到這個階段了，亟須完善這麼一個體系。”包存寬説。

　　今年2月，上海金山區一化工廠排放有毒致命污染物，甚至影響到浙江嘉興市。事發前不久，金山區環保局局長周儉剛還聲稱金山區近年環境質量考核成績都在上海市各區縣裏名列前茅，地表水質和重點河道考核成績也一直位於上海市前三名，這讓公眾對環保局的前期環境測評産生質疑。在我國現行的《環境影響評價法》中雖然規定了公眾參與的原則，但範圍不清晰、途徑不明確、程序不具體、方式不確定，難以實際操作，導致一些項目建成後的環境糾紛不斷，甚至引發環境群體性事件。

　　據記者了解，目前已經有NGO參與康橋地區水質和空氣的監測，浦東新區環保局也把空氣取樣的機器放到了小區門口。康花新村的居民還在等待NGO和環保局的環境監測消息，也希望能夠關停污染源的工廠。居民們表示，環保部門這種事後補救的方法永遠無法超越事前預防，造成的損失也是不可逆的。如果不是幼兒園的體檢，可能也不會知道自己的孩子鉛中毒。潛伏的污染和危機才是居民深感憂慮的。

　　康花新村門口的公路上碎石磚瓦堆積一地，一部分剛鋪就的路面在陽光炙烤下散發著熱度和瀝青味。尚在修建的公路和待修的廠區沒有盡頭，像是訴説個體命運與工業擴張勾連的故事。顧建明走在路上面露憂色，給孩子看病，家人去測血鉛都需要錢。廠裏將會在10月中旬給他答覆，但無論最後是失業沒錢還是復工磨鉛，都會讓顧建明深感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