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在黑龍江調研時發現，齊齊哈爾、黑河、綏化三市在教材選用方面分別存在多年使用未獲批教材、行政干預色彩較濃等現象，一些領導、教研員成為某些國有大型出版社“公關對象”。

　　據教育部權威人士透露，7月11日，教材編寫“一綱多本”制度十週年之際，新一輪義務教育階段教材修訂工作正式啟動。業內專家指出，若當前列于《2005年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學用書目錄》(以下簡稱教育部《書目》)的某些教材未能通過新一輪審查，不排除多個省份在重新選用教材的過程中對未入《書目》的教材進行淘汰。多位官員和學者就此呼籲，在數百億教材市場的重新洗牌中，亟須教育部和新聞出版總署聯合發文規範市場，遏制各大出版社“重分蛋糕”時出現違規行為。

　　未獲批教材竟使用多年

　　5月13日，記者來到齊齊哈爾市。據了解，齊齊哈爾市所有初中的英語教材近幾年選用的是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以下簡稱“外研社”)的教材，而這一套教材並未被列入教育部《書目》。直到今年9月，才換成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以下簡稱“人教版教材”)。

　　齊齊哈爾市二十一中一位副校長向《經濟參考報》記者介紹，這個處於城鄉結合部的初中部，已經被迫使用該套教材近六年。

　　齊齊哈爾市三十四中高三英語齊老師表示，“這套教材第一版的語法、翻譯的錯誤非常多，而且一些單詞表裏的生詞課文裏沒有；我們過去很難想象，一本教材有這麼多的錯誤！”

　　我國義務教育法規定：“國家實行教科書審定制度……未經審定的教科書，不得出版、選用。”教育部權威人士向《經濟參考報》記者證實，若教材封面最上方未標注“經全國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審定通過”的字樣，就不屬於教育部《書目》內教材，選用則屬違規。

　　記者看到，齊齊哈爾市使用的外研社教材上並無上述字樣。記者對此向黑龍江省教育廳基教二處相關負責人了解情況時獲悉，齊齊哈爾市2004年就選用了外研社教材，而教育部《書目》2005年才頒布，該教材並未列入《書目》。而齊齊哈爾市現任教育局長在外研社教材使用後才上任，對當地新華書店發給學校的教材版本並不清楚，直到今年初才發現版本不同的問題。

　　記者就此向教育部了解情況，得知齊齊哈爾市教育局今年7月在給教育部基教二司的回函中稱，陳琳主編的外研社版教材有兩套，一套是初中起點版(未入教育部《書目》)，一套是一條龍銜接版(入教育部《書目》)。

　　該函稱：“教研員和教師們對教學用書目錄的情況也沒有進行深入了解；加上擔任市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材選用委員會的主要領導和人員發生變化，因此我局對……情況不十分了解，不知是如何變化的。”而上述教育部人士8月11日對記者表示：“這是明顯的偷梁換柱行為，教育部肯定要嚴肅處理。”

　　教材選用行政干預色彩濃

　　記者在黑河市採訪時了解到，近十位英語教師和市教研員見證了一場被認為“不可思議”的教材選用會議———黑河市教育局4月27日召開的“2011年秋季(英語)教材選定會”。

　　據介紹，教師代表是當天被臨時通知開會的，多個中學的英語教研組長證實，他們會前“沒來得及跟老師們徵詢意見”。與會的黑河二中英語教師林存玲也表示，這次更換為人教版教材，教育局沒到基層調研過。

　　黑河市教研院一位不願公開姓名的中層幹部轉述了一些與會者的見聞：“擔任教材選用委員會副主任的一位副局長主持會議並首先發言。他説‘要換成人教社版的，上面有這個意思’，隨後沒讓與會者討論三本參選教材的優缺點，不讓提其他教材。”該人士補充道：“會後至今沒有唱票和公佈票數”。與會的黑河二中林存玲指出，教育局領導當時説，開會是為了“走個程序”。

　　教育部文件曾指出，地(市)教育行政部門應成立教材選用委員會，負責教材選用工作。“教材選用是一項業務性很強的工作，任何部門、單位和個人均不得干預教材選用工作”。

　　多位黑河市教育工作者向記者證實，當時與會的黑河三中高級教師呂軼男曾向這位副局長建議改用別的教材。“他説了句，你提的意見我會考慮一下，然後宣佈散會了。”

　　呂軼男向記者表示，黑河市的初中已從四年制改為三年制，按目前黑河師生的英語水平，使用人教版教材太趕了，“恐怕以後英語教學不是好生、差生兩極分化，而是市區、城鄉結合部和農村多極分化了”。

　　記者從黑龍江省教育廳基教二處了解到，黑河市教育局今年7月向省廳彙報稱，原教材改為人教版教材有三個原因：一是初中教材改為人教版後，有助於與小學教材銜接；二是黑龍江省使用原教材僅黑河市一地，中考命題時感到很 困難；三是原教材出版社曾在教材發行中出現事故，錄音帶遲了近一個學期才發給學生。黑河市教育局解釋稱，“初中與小學教材銜接”的説法，出自前任教育局長之口，該領導現已調至市教育學院，所以沒有任何書面的會議記錄。

　　上述省廳基教二處相關負責人説，“黑河市趕在教材徵訂階段的節骨眼上換教材，按教育部規定，各地市中途換教材需要省教育廳審批通過，但我們出於謹慎並沒有批。”他表示，9月份新學期開學黑河市直接在全市使用人教版教材，“這肯定是不合適的”。

　　記者在綏化市採訪時了解到，去年3月22日，黑龍江省出版集團董事長向時任綏化市委主要領導致函，希望關注一下綏化市人教版教材的選用工作，積極支持綏化市教育部門能夠在新學年起選用人教版教材。綏化市政府部門多位官員向《經濟參考報》記者證實，時任綏化市委主要領導將對該函的批示轉給綏化市教育局長，請其對此問題進行研究並予支持。該批示同時下發綏化市下轄各市縣教育局。

　　綏化市教育局一位參與教材選用工作的官員表示，市教育局最初發文時建議使用的是“仁愛教育研究所或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讓綏化市下轄的區、縣、市自己選。

　　“綏化市新華書店的老總老找我，讓我換成(人教版)教材，我也説改不了，他當場來了句‘找個比你官兒大的’，然後暗帶威脅，要通過區裏一把手，不讓我分管教材了。”綏化市北林區教育局一位副局長向《經濟參考報》記者透露，“當時市裏給下轄的區、市、縣一把手做工作。北林區區長問我，現在其他9個市縣都同意換教材了，就剩咱們沒換，這事你扛得住嗎？我説扛不住也得扛。”

　　綏化市下轄的肇東市教師進修學校一位副校長指出，人教版教材系統性強，錯誤率低，但起點較高，需要在小學先掌握300至700個單詞，不適合小學階段缺乏外語教師資源的農村學校以及沒上外語課的農村學生。

　　出版發行方“銀彈”攻教材選用

　　雖然上述三市僅為地級市，但齊齊哈爾市教育局基教處副處長王寬向記者透露，2010年秋季起的最近一個學年，齊齊哈爾市共有初中學生157700人。初中三個年級違規教材的第一冊至第六冊定價9 .84元至12 .84元不等，以每位學生使用三年，齊齊哈爾市使用兩個教學循環(即6年)計算，上述違規教材至少涉及金額2700萬元。

　　現行教材選用體制始於本世紀初。2001年6月，教育部《中小學教材編寫審定管理暫行辦法》頒布，規定“國家鼓勵和支持有條件的單位、團體和個人編寫符合中小學教學改革需要的高質量、有特色的教材”，從而打破了人教社對教材出版的壟斷局面，並涌現出江蘇教育出版社(簡稱“蘇教版”)、湖南教育出版社(簡稱“湘教版”)等地方巨頭，以及仁愛教育研究所等民辦機構。

　　此後，地方甚至民辦教材只要通過教育部全國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審定通過，就能獲得國家認可。當前，小學階段有12個出版社的教材版本，初中階段有6個出版社的教材版本，共計有18個版次進入教育部《目錄》。

　　一位國有獨資出版機構的資深出版人士透露，“一綱多本”推行初期，縣級政府就能決定教材選用，許多教材代理商過去能通過這一項業務就舉家移民、別墅小車。後來，根據當時出現的一些問題，教育部將義務教育階段的教材選用權回收到地市一級，這使得出版及代理機構的‘公關費用’日益增加。這兩年，教材限價又讓出版社盈利空間越來越小，競爭越來越激烈。”

　　“最誇張的是，出版機構會根據當地教育系統官員和專家在教材選用和發行中的大小作用，量身定做各類待遇，小到買教材送教輔書、送境內外遊，大到發行收入的‘返點’、‘分成’甚至提供‘特殊服務’！”該人士稱。

　　一位教育部前官員稱，他曾在全國多個省市縣的教育學院或教師進修學校摸過底。“在不正之風的腐蝕下，幾乎沒有一個教研員能夠十年如一日、踏踏實實搞教學研究和教學指導。他們天天推銷自己編寫的教材，或者給別人編寫的教材做宣傳，拿教材定價10%的‘抽頭’，一個個整得跟醫藥、保險推銷員似的。”

　　黑河市教材選用會議上的“領導定調”也並非特例“很多地方是由地市行政一把手決定教材選用。”

　　一位出版界資深人士透露，他參加過好幾個地方教材選用委員會的會議，教育局領導或基教科長會先跟教研員“定好基調”，某一年級的教研組長就會“順勢”把某些教材捧到天上或者踩在腳下，“至於直接從事教學工作的基層教師的意願，就只能‘被代表了’”。

　　即便是受益於“一綱多本”政策，某出版社負責人也承認：“‘一綱多本’如果不是教材內容的多元性，而只是出版社數量的簡單增加、同質化競爭，只是換了下書皮、版權頁和課後題，完全達不到‘改革創新’的初衷！”

　　語文出版社社長王旭明指出：“亟需建立教材選用招投標管理辦法以及教材企業資質認證標準，並在教材選用中盡最大努力去行政化。”

　　兩部委聯合監管機制難落實

　　“出版社對教材選用所做的工作是很猛的。”教育部一位司局級人士説，有一種“公關”模式正在地方興起———外地或全國性出版社給當地出版集團“做工作”，再讓後者成為前者的“白手套”。黑河市教研院中教部一位教研員也感嘆，人教社那麼多年了，實力挺雄厚的，又跟新華書店合作多年了，“這次人教社沒有走到前臺，通過新華書店來運作。”

　　教育部基礎教育相關部門的人士表示，由於種種原因，教育部迄今尚未出臺規範教材選用的正式文件，而是在每年秋季公佈教育部的指定用書目錄時，在教育部通知前面附上一段關於規範教材選用的相關要求。

　　該人士向《經濟參考報》記者透露，部門規章級別的《教材選用管理辦法》已獲教育部政策法規司立項，並已完成初稿。接下來將召開座談會並徵求各省區意見，爭取今年年內出臺，並將適用於明年3、4月份的各地新一輪教材選用工作，教育部明年也將重點督察各省市對該辦法的落實情況。

　　上述教育部人士指出，各級教育主管部門、教研部門、學校都屬教育系統，該辦法足以對他們形成約束力。但他感慨，“出了教育系統，出版社、新華書店等，教育部都管不了，要由新聞出版總署出面”。

　　上述國有獨資出版機構的資深出版人士稱，圍繞教材發行主動權，教育部和新聞出版總署長期存在分歧。“教育部要求將教材發行管轄權劃歸教育部，實現教材編寫、出版、發行一體化管理。”

　　知情人士向記者表示，教育部今年早些時候曾向新聞出版總署發函稱，新聞出版總署主管的某些省區出版集團、某些地市新華書店，並沒有落實好已經選定的教材的發行工作，卻反過來干預教材的選用過程。上述教育部人士透露，教育部正在和新聞出版總署商量聯合發文事宜，以期整頓教材發行市場秩序。

    記者 梁嘉琳 黑龍江 北京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