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全國新聞戰線熱氣騰騰開展“走基層、轉作風、改文風”活動之際,8月24日,光明日報社舉辦了一次掌聲伴著淚水的座談會。會上,6位青年編輯記者真情回顧不久前他們到延安採訪的經歷和感受。在他們的心中,延安已不再是一個符號,一個概念,而是下盤石村文化廣場上勁舞的秧歌隊,崖頭村窯洞裏眼神慈愛的房東大娘,下坡村田頭乾燥而溫暖的土地,鐵邊城村果園裏斑駁的陽光……他們講述的事很小很溫馨,正是這些讓人心裏微微一“疼”的小事,使他們開始認識那片土地,開始關注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民,開始認真思考應該為他們做些什麼。從今天開始,本報將陸續把他們的講述刊登出來,讓更多的讀者分享他們的感動。

　　我是光明網新聞中心的編輯張璋,一個土生土長的北京孩子。去年畢業之前我沒有出過北京,更沒有到過農村。這次去延安之前,領導跟我説:“作為一個城市裏的女孩子,你應該去體驗。”當時雖然病沒好利索,我還是去了。七天延安行,我所收穫的感動,遠遠超過我所吃的苦。

　　從上學到現在,幾乎每一個年齡段都或多或少了解一些關於延安的東西:我們學過《安塞腰鼓》,讀過《回延安》,聽過朗朗上口的“巍巍寶塔山,滾滾延河水”,還唱過《山丹丹開花紅艷艷》。作為一名黨員,延安在我心裏是神秘而神聖的。

　　七天的延安行,充滿歡樂,充滿震撼,充滿感動,令人難忘。親眼看見了中央書記處的小禮堂,也親眼看見了刻著《沁園春雪》的小炕桌。我們還在清涼山上宣誓。最難忘的,是那些樸實的下盤石村村民。

　　我到的村是延安延長縣張家灘鎮下盤石村。也許是因為下盤石村2005年剛完成新農村建設,非常漂亮。村子確實偏遠,坐了一個小時的車,經過了很長很曲折的山路才到。村子裏的感覺和山路上完全不一樣,有柏油馬路,石窯建得很整齊,綠化也好。我們對這個村的總結是“美化”、“綠化”、“凈化”、“亮化”,四化下盤石。整體感受,這裡的民風民氣積極向上,真正讓人感受到這是一個有精氣神兒的村子。

　　下盤石村最大的特色是文化村。經濟發展起來,是靠這裡的人文氣息,還有教育。全村300多戶,培養出65名大學生,學歷最高的一位在中科院,做衛星研究工作。一家出一個這麼出色的孩子,就能給家裏帶來豐厚的收入。像我居住的那一戶吧,家長叫郝如榮,他們家的孩子是做生意的,挺富裕。村長家的婆姨,是省人大代表,剪紙非常出色,一天最多可以賣三千多元!(聽眾讚嘆聲)

　　我自己也沒想到,我對這個村文化氣息的最大感受,竟然會是村民運動會。我去的第二天,村裏就舉辦了一個運動會。我對運動會是蠻抵觸的,因為打小體育不好。我打算只做一個報道,感受一下就可以了。去了以後,發現這個運動會真的跟城裏不一樣:全民都參與!其實,村裏剩下的都是老人孩子,青年幾乎沒有。最壯的,就是回來過暑假的大學生。確實是全民參與!開場是個大秧歌,秧歌隊穿著很整齊,仔細觀察,發現走在前邊的全是老人!白髮蒼蒼的,但不讓人感覺蒼老。他們跳得特別起勁。隊尾,跟著三四歲、走路還不穩的小孩子。整體感覺,村裏每個人都會跳秧歌,但跳出來的感覺不一樣。老人跳得特別靈動,但不如年輕人有力度。當時我以這個為題材,專門做了一個採訪,了解村裏最有特色的是梆子舞。梆子舞,可能大家都沒聽説過。據説,這個村有近千年的歷史,是梆子文化的發源地,但是現在梆子舞已經面臨失傳了。真正的梆子應該是類似于捍麵杖似的東西,舞起來的話花樣很多。現在真正會舞的人沒有了,村民們就把梆子演變成另一種陜北秧歌的形式,還是在每次文化活動中一起跳一跳,算是一種文化傳承吧。老人們提到梆子時總會覺得很遺憾,説沒有人為我們做宣傳,我們這些文化也發揚不出去。現在能學梆子的人太少了。年齡太小的不夠勁,舞不了,年齡稍微大一點的又要去上學,沒時間。這個文化真的面臨失傳了。

　　回來接著説那個運動會,運動會的項目蠻豐富,包括搬西瓜、挑擔子、抬婆婆,還有一個是豬八戒背媳婦。(聽眾笑聲)

　　我想,怎麼理解一個運動會?跑跑步,掙一塊獎牌,或者是鍛鍊身體,增強身體素質什麼的?和村裏的大學生村官聊的時候,他説,這裡的運動會有另外一種意義。豬八戒背媳婦是為了和諧夫妻關係,抬婆婆是為了和諧婆媳關係,拔河啊,挑擔子啊,都是和諧鄰里關係。(聽眾笑聲,議論聲)

　　我當時就覺得:好神奇啊!那麼小的項目,有那麼大的意義在裏面!就覺得特別生動,特別貼近生活。後來村長要求,記者要親自體驗一下,記者組出人參加搬西瓜比賽。像我這樣的女記者是那種特別害怕體育的,想了各種招,要照相啊、身體不好啊、我病了、我體育不好,就是躲啊。(笑聲)

　　最後實在沒轍了,硬著頭皮上,但是玩起來,感受就不一樣了。我真的是特別害怕跑步的那種孩子,但是等到哨子一吹響,到你跑的時候,這些感覺就完全完全忘了。我參加的比賽項目是搬西瓜,它就是兩個這麼大的小長西瓜,特別典型的那種陜北西瓜,然後讓你抱在手裏。我參賽之前就和組長説:我不能參加,我説我跑步都不行,你再讓我抱兩個西瓜,我怎麼跑啊?後來他説:沒事,你怎麼跑都能跑完。然後我就上去了。後來我又問他:我把西瓜碎了怎麼辦啊?他説碎了就可以不跑了。可是村長説不行,誰要是摔了西瓜誰就要重新拿一個西瓜繼續跑。比賽開始,我站在組裏第二個,前邊那個央視記者跑得特別猛(笑聲)。他還比旁邊的人領先了一點,等他跑回來的時候,我是第二個麼,結果我真的沒接住西瓜,就把西瓜給碎了,我是整場比賽中唯一碎西瓜的,當時可心疼了,但是碎了的那一秒真的來不及想。我想要是這個運動會發生在北京,也許我會很內疚,也許我的隊員會和我説,你趕緊撿起來繼續跑。但是當時真的沒有人和我説這話,當時很多人在旁邊笑,就覺得那個場面特別開心。我繼續撿了一個西瓜,跑完全程。那場比賽,很多人為我拍照,鼓勵我。照片是我當天晚上很晚很晚才看到的,第一感覺是震撼。我從來不知道自己跑步的時候會笑,而且可以笑得那麼開心,而且還是在碎了一個西瓜之後。我覺得對於一個“談體育色變”的女孩子來説,這種感受真是刻骨銘心!

　  在下盤石這幾天,印象最深刻的是下盤石村村民的樸實。我認為那個村子用“世外桃源”來形容一點都不過分。我回來,和所有人談,都説他們那兒是“夜不閉戶,路不拾遺”。我就具體説三件事吧!

　　第一件事,我們入村那天,村長請吃飯,飯後就在他家談村情,談完大概晚上十一點。那個小村挺黑的,晚上只有主路的幾盞路燈。村長不放心,因為我們是兩個女記者嘛,他就説讓我們兒子送你們回家吧。其實路不是很遠。村長家是在村子的正中心。他們村有那種特別黑的小巷,出小巷的時候都沒注意,後來到主路的時候,中國青年報的女孩對我説:我覺得有人跟著咱們。回頭看了一眼,真的有人跟著,挺遠的。村長的兒子説,沒事沒事,是你們家大叔。大叔,就是我們房東郝如榮。我們以為大叔晚上出來遛遛彎,就一邊和村長兒子聊天一邊往回走。到家的時候,和大娘打了聲招呼。大娘説:你們大叔接你們去了,你們看見了麼?我們一愣,真的沒想到!等大叔回來,我們特地問這件事兒,覺得讓大叔沒接著,心裏挺過意不去的。

　　大叔説,他挺早就出去了,擔心我們第一天到那個村路不熟,晚上天太黑,兩個女孩子會找不著家,挺早就去村長家門口去等我們了,想接我們回家。當我們出來的時候,發現村長的兒子和我們談得挺高興,以為我們在談工作。其實我們確實是在談工作(笑聲)。他怕打擾我們,一直跟在緊後邊……

　　第二件,是一個鏡頭蓋的故事。我們有一組女孩住在村口,午休時間,三個人結伴去山裏西瓜地玩。回來的時候,新華網的那個女孩兒發現鏡頭蓋丟了。可能是下午兩三點鐘吧,我們還有一個活動。當時三個女孩在屋子裏找了找,沒找著,也沒特別在意。跟房東説了一下,就一塊去參加活動了。那天下午我們的活動是籃球賽,完事也五六點鐘了。等她們回家的時候,發現鏡頭蓋靜悄悄地躺在茶几上。她當時用的就是這幾個字——“靜悄悄地躺在茶几上”。要是不問的話,都以為這個鏡頭蓋一直在那兒,只不過沒有人發現過。

　　後來,女主人説,中午她們的對話被男主人無意間聽到了,她們前腳走,後腳男主人就騎著摩托車上了山,去西瓜地裏找鏡頭蓋。最後,把那個鏡頭蓋真的找回來了。回來,放在那兒,沒言聲。

　　我想説的是什麼呢?也許沒感受過的人不知道,那段路是挺遠的,騎著摩托去嘛,又是山路。就算路沒多遠,那一片瓜地得有多大啊,他找遍一片瓜地,最後把那麼小的一個鏡頭蓋給找回來了。下午兩三點鐘,是陜北日頭最毒的時候。我們這些編輯記者,那種時間都不願意出門。但是人家這麼做了,而且他本人沒有説。我覺得那個鏡頭蓋,如果丟在北京,能找回來是奇跡(笑聲),但是在延安,就在那麼一個小村裏,一個鏡頭蓋,真的被找到了。這就是我們的村民啊,他讓一個奇跡變成了那麼平凡的小事。(全場寂靜)

　　第三件事,發生在我們臨走前一天。在我們一再要求下,我們在村裏多住了一天。我們家大叔以為我們當天要走了,早上起來的時候,在我們住的那面窯的窗臺上放了好幾顆山核桃。我以前沒見過,不知道核桃是綠色的,外邊還有果肉。大叔給我解釋了好幾遍,説這是山核桃,你們不一定吃過,應該嘗嘗。當時他一直在擦車。他説,最後一天,你們應該去山裏感受一下,去果園摘一摘果子。要是回城裏的話,再想體驗就難了。我們特別想和他一起去,打來第一天他就一直提。我們行程太滿了,一直沒成行。那天安排了鎮裏的採訪,跟著車隊走了很遠,一直不在家,住在大叔家的三個女孩子蠻抱歉的。晚上回來有五六點鐘了。到家的時候,一進我們住的屋子,就發現我們的茶几上放了滿滿一碗山核桃,大叔已經替我們剝好了,都是白色的仁。當時,我們三個感動得無以言表,只是互相看著,説不出話來。(哽咽)

　　那天晚上,中國青年報的記者時間比較趕,臨時安排了採訪暑假回村的大學生。因為時間比較緊嘛,就把採訪場地安排在我們住的窯洞裏。當時,她把那幾個孩子(大學生)帶進屋的時候,茶几上放滿了吃的,都是大叔為我們準備的:開心果,巴達木,花生,瓜子,糖,還有山裏摘的果子。你在北京能吃到的小零食,那個桌子上全都有。我們進屋,大叔也跟進去了。當時他對這幾個大學生説,這桌子上的所有吃的你們都能吃,就這碗核桃誰也不許動,這核桃是我給她們仨剝的。一個五十多歲的人,説出那麼直、那麼實、那麼孩子氣的一句話,為了我們三個。

　　我們住在這裡的每一天都特別感動,特別震撼。我以前沒到過農村,就這次去農村,包括對民風,對他們那兒的環境,還有那些文化氣息,跟我想象的農村完全完全不一樣。我覺得每天經歷的那些事,真的讓我開闊了眼界。我跟各位分享的這三件事,只是印象比較深刻的三件。也許對於那些村民來説,他們不會把為我們做的這些事當一回事,也許,對你們來説,這些事微不足道,但是對於我們這些親身感受著這份厚重的關愛與照顧的城裏女孩兒來説,他們所付出的,所給予的,我們僅僅用文字去回報他們,做得真的是太少了。

　　離村那天,村長一再要求説,組裏的成員要和村民們一起拍張闔影。很小的文化廣場上很快就擠滿了人。我們拍了好幾張,都覺得不滿意。大家當時一直在笑,但還覺得笑得不夠開心,不夠表達我們對下盤石的那種愛。大家一邊笑一邊大喊“下盤石”,笑著笑著,就對著鏡頭哭了……(哽咽得説不下去。現場聽眾閃著淚光)

　　我到農村以前,以為那裏的生活會挺苦的,在心裏無數次設想過離開那天會怎麼想。我可能會想終於能回家了,終於有水用了,或者説我以後再也不用上那種旱廁了。但是我沒想到走的那天會特別特別的捨不得……(哽咽)

　　我就記著我當時一直握著我們家大娘的手,大娘就一遍一遍地跟我説,現在交通那麼方便,你們一定能再回來的。然後我們就説,一定常回家看看。(長時間哽咽。聽眾熱烈鼓掌)

　　我覺得,下盤石所給予我們的,不僅僅是這些天的收穫,而是一個家。不是因為我們這段時間一直住在這裡,也不是因為我們的大叔大娘一遍一遍地跟我們説:“你們就是我們的娃娃,你們就是我們的女子。”他們為我們付出的,他們所讓我們感受到的,為我們鑄造了一個北京以外的家。(沉默)

　　回北京的那幾天,我每天都能接到一個從延安打來的電話。其實我沒接觸過太多方言,我和延安那些老鄉溝通起來特別困難,就包括我在那兒跟他們交流的時候都需要別的記者幫我翻譯。回來最大的困擾就是,那邊大叔大娘説的話我完全聽不懂,但是他們會一遍一遍地跟我説。我記著前兩天有一次接到電話,是郝大叔打過來的。他説村子裏訂的《光明日報》到了,“我看到了你們三個發的稿子,我把你們的報紙都放在床頭,讀了很多很多遍。”這些話我聽了三四遍才聽明白,真正聽明白的那一刻,我覺得我心裏真的又疼了一下。其實我不太會寫稿子,我是做編輯的,又是做網絡編輯的,以前沒有親身體驗過一個記者應該去怎樣寫稿子,沒有那樣的文筆,也沒有那樣的思路。但是在大叔説出那句話的時候,我想,有這樣一群人在一遍一遍地讀我們的稿子,那我們就知道以後應該去寫怎樣的文章,去回饋他們,去反映他們的生活,去表達他們的心聲。(掌聲四起)

　　感謝這次延安行,感謝這次尋根溯源之旅,感謝和下盤石村民們同吃同住同勞動的五天四夜!延安行讓我清楚了民意在哪,民意是什麼。郝大叔的惦念讓我深感身為一名新聞人的責任重大。我們是中央黨報的編輯記者,依靠中國土地上絕大多數的農民朋友與普普通通的人們。應該為反映他們的真實民生、傳遞他們的真實民意而作出報道。想到有一群怎樣的人在一遍遍地讀我們筆下的文字,我便一再提醒自己要做反映民間聲音的新聞人,做好中央聲音和民間輿論的橋梁。

　　謝謝大家!(掌聲經久不息)

　　光明網編輯 張 璋

　　延安鄉親留言：

　　房東郝如榮夫婦:能和群眾走得近的記者才是好記者,既然進了村子,就要發自內心地把自己當作這個村的一分子。

　　你們下鄉的時間太短,很多村民還來不及去熟悉,很多事情還來不及去感受。但你們的言行舉止和工作態度讓我們很滿意,歡迎常回來,家門永遠為你們開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