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畫冊上的辛亥革命圖片。

　　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際，怎樣看待孫中山與辛亥革命的關係？這看起來像是老問題，實際上卻是新問題。因為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受“告別革命”論的影響，有人否認和貶低孫中山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這裡，我圍繞這個論題談幾點看法。

　　■為什麼説孫中山領導的反清革命是歷史的必然？

　　從1840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的七十年曆史，是一部古老中國被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強行衝開國門，中國人備受欺淩的災難史，也是一部中國人艱難探索救亡振興道路的變革史。太平天國、洋務運動、戊戌變法，不甘淪落的中國人曾一次又一次地變革圖強，但是，一次又一次地慘遭失敗。

　　首先，局囿于皇權主義的農民起義沒有出路。從1850年到1893年，大規模起義就有30多次，其中太平天國運動聲勢最為浩大，歷時14年，影響力遍及半個中國。然而，這些農民起義最後都歸於失敗。

　　其次，洋務運動不可能富國強兵。屈辱的《北京條約》簽訂後，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一批清朝的中央和地方官員，發起了洋務運動，企圖引進西方先進的技術設備實現自強。但由於政治制度的腐敗和軍事體制的混亂，大清帝國還是被明治維新後迅速崛起的日本打敗了。甲午戰爭的失敗標誌著洋務運動的夭折，也暴露出清朝統治者的腐敗與無可救藥。

　　再次，甲午戰敗後興起的維新派的上書、請願，同樣求不來政治的改良。在以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為代表的底層知識分子的鼓動下，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頒布《定國是詔》，戊戌變法自這一天開始。但是光緒所要推行的新政，無論是裁汰冗員、廢八股，還是開學堂、練新軍，沒有哪一項得到執行，反而觸怒了慈禧太后為首的封建頑固派。9月21日，慈禧太后重新訓政，幽禁光緒、通緝康梁、廢除新政。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楊深秀、康廣仁“六君子”被殺于菜市口。

　　百日維新被扼殺的事實，使清政府失去知識精英的支持。有識之士意識到，依靠腐敗、頑固的清政府是不可能推進中國政治和經濟現代化的，更難以挽救民族危亡。“六君子”淋漓的鮮血使大批有識之士醒悟；隨後的八國聯軍入侵及《辛醜條約》的簽訂，使他們最終拋棄了幻想，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由此可見，革命是客觀時勢所逼！

　　此時的中國處在極端深重的民族危機中。亡國滅種的威脅，像一個可怕的陰影籠罩在每個愛國者的心頭。而當時清政府不僅是封建勢力的頑固堡壘，並且已變成“洋人的朝廷”。這個反動政府的賣國和腐敗，已經展現得淋漓盡致。人們實在忍無可忍，再也不能對其抱有希望了。正是帝國主義的狂妄野心和步步緊逼，封建帝制對於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無能為力和日益成為民族復興的巨大障礙，才使得近代中國孫中山領導的反清革命成為必然。

　　■為什麼説孫中山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孫中山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是用現代革命方式進行反清革命的先覺者和先驅者。毛澤東在《青年運動的方向》中指出：“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産階級民主革命，正規地説起來，是從孫中山先生開始的。”雖説孫中山具有明確的反清革命思想是很早的，但他並不是一開始就具有反清革命思想的，並不是天生的革命家，他的思想經歷了一個從改良到革命的轉變過程。

　　1894年的孫中山，思想上還很搖擺，處於革命與改良的十字路口。他一方面鼓吹革命，並開始準備著手從事革命工作；但另一方面還想嘗試通過清政府實行自上而下的改良。孫中山上書李鴻章，提出了一個發展工商業、改革教育制度和選拔人才制度的理想藍圖。用他的話來説，就是要做到“人能盡其材，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這個主張顯然是溫和的社會改良主張。遺憾的是，李鴻章對孫中山的上書態度極為冷淡。孫中山非常失望，由此放棄了對清政府的幻想，毅然決然走上革命的道路。1894年11月，他在檀香山成立了第一個中國資産階級民主革命派的團體——興中會。孫中山起草的興中會章程明確揭示了中國所面臨的嚴重危機：“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瞵，久垂涎于中華五金之富，物産之饒。蠶食鯨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聲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他在入會的秘密誓詞中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革命目標，第一次提出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國的革命主張。

　　1895年的廣州起義，是孫中山用革命的手段來實現資産階級民主共和國理想的第一次。從此，孫中山真正開始了革命活動，直接採取武裝鬥爭的形式來進行反清革命，並開始在人們的心目中成為“革命黨”的旗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