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辛亥革命百年紀念到來之際，《中華民國史》(全36冊)由中華書局出版發行。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幾代科研人員歷時幾十年，匯聚國內多家單位民國史研究的老中青研究者，克服重重困難完成編纂。作為目前國內民國史學科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著作，叢書一齣版即引起海內外廣泛關注。

　　編纂為何歷時多年？敏感問題如何對待？歷史人物如何評價？《中華民國史》主編之一、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汪朝光近日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時值辛亥革命百年紀念，整套推出《中華民國史》系列研究論著，將有力推動民國史研究的繼續深入發展，有利於海內外學界的學術交流，也有助於社會各界對民國史的正確了解和認知，同時還充分説明了改革開放以來學術研究的進步和學術出版的繁榮。

　　從1981年《中華民國史》第一卷出版，到整套36冊一次推出，前後歷時30年，是民國史研究的一件大事

　　記者：從立項到出版，該書經歷了怎樣的編纂過程？遇到哪些難題？又是如何破解的？

　　汪朝光：1971年全國出版工作會議期間，周恩來總理親自指示，將編纂民國史列入國家出版規劃。隨後，任務交由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今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負責組織實施。時任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的著名史學家李新先生，受命領銜組建研究團隊，在“文化大革命”的困難環境下，開始了民國史研究工作。

　　1978年，《民國人物傳》第一卷由中華書局出版，是民國史研究系列中最早出版的著作。1981年，《中華民國史》第一卷亦由中華書局出版，是民國史研究的奠基之作。此後，其他各冊陸續出版。今年恰逢辛亥革命百年紀念，我們將這部書中已經出版者作了修訂，未出版者全力完成，終將總計36冊的《中華民國史》系列研究全部完成，由中華書局一次推出。前後歷時30年，這可以説是中國歷史學研究和民國史研究的一件大事。

　　民國史是一門新的學科領域，在其編纂過程中，遇到了種種困難，諸如研究對象的確定、研究主題的設置、研究時段的劃分等等大的問題，乃至名詞術語的定名、歷史資料的考辨等等具體的問題。研究先輩們的解決方法是，集思廣益，充分討論，在此基礎上，以實事求是為原則，予以適當的解決。事實説明，當年編纂該書時確立的總體寫作原則及種種具體規則，是基於科學研究的立場而定的，是適合編纂工作需要的，也已為實踐證明是正確的。

　　對“客觀公允”的認知不是一成不變的，關鍵在於實事求是，一切從事實出發，從而保證學術品位和質量

　　記者：眾所週知，民國史當中，許多問題還比較“敏感”。有讀者擔心由於政治觀念或者其他因素存在，該書的客觀公允難免受到影響。請問在編纂過程中如何保證其學術質量？

　　汪朝光：民國史的編纂，因為其距離現實最近，又因民國時期歷史的複雜性和延續性，難免有一定的“敏感”度，讀者的擔心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但是，還在編纂工作的起始階段，在“文化大革命”時期講究“政治挂帥”的客觀環境下，李新先生就提出，以實事求是的嚴肅的科學態度，從事民國史的編纂工作。針對“為什麼要為反動統治階級樹碑立傳”的疑問，編寫組的同仁們認為，歷史是基於事實的學問，歷史的敘述離不開事實，歷史的評價同樣離不開事實，只有全面客觀地反映歷史的事實和本來面目，才可以更好地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並不是“為反動統治階級樹碑立傳”。

　　經過充分的討論，編寫組達成了編纂共識：充分佔有材料，如實記敘歷史，尊重歷史事實，還原歷史本原，評價公允平實，文字力求簡練。事實説明，這是符合實際的、科學而嚴肅的編纂指導思想。正是在這樣的編纂思想指導下，民國史研究能夠沿著科學研究的道路，得到充分的發展，有如今的進步。這與前輩學者篳路藍縷的開創之功分不開，值得後來研究者感念於心。

　　改革開放之後，學術研究的環境得到更大的改觀，“雙百”方針得到更好的貫徹，自然對“敏感”問題的處理也更為客觀公允。當然，人的認識總是受到各種主客觀因素的影響，研究者也不例外，對“客觀公允”的認知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實際也隨著時代的變化和我們認識的變化而在不斷變化，尤其是參加該書寫作的作者眾多，歷時較長，各個作者在各個不同時期的認識也有不同，其間要把握的關鍵點在於實事求是，一切從事實出發，從實踐的檢驗出發，從而保證我們研究的學術品位和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