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治 （ 已被清退 ）

王政民(已被清退)

　　從代課教師，到代課人員，一詞之差，幾乎抹掉了偏遠地區為教育奉獻終身的人們一生的歷史；從被請，到被清，一字之差，榮譽感與羞愧心就那麼輕易地在一個人的心裏打上難解的死結。

　　他們是一群被清退或正在等待被清退的代課教師，在這個快速變化的時代面前，變化終於傳導到了這個社會最偏遠的人群身上。

　　搭不上政策快車的人生，那些青春歲月的奉獻註定無處安放，那些年華老去的堅持註定不留痕跡……

　　從書桌裏捧出一本舊黃的相冊，裏面插滿了和學生的畢業合影，一張張抽出來漸次擺開，整整20張。照片上的顏色從泛黃到鮮艷，顯示著歲月的履痕，但坐在學生中間的蘇漢偉，已從意氣風發的端莊少年變成了垂垂老矣。

　　滄桑粗糙的手指，在不同年代的照片上撫過，蘇漢偉一一點出學生的名字，告訴記者某某學生考上了大學現在是中科院的研究員，某某學生在機關裏當了處長，某某學生現在成了某所學校的校長……

　　生於1967年的蘇漢偉其實並不老，諸多白髮和皺紋是最近幾年新添的。2006年3月，教育部在一次例行的新聞發佈會上宣佈：“預計在儘量短的時間內，將把44.8萬中小學代課人員全部清退。”從那時開始到現在，蘇漢偉一直在等待“被清退”，這段時間心如煎熬。

　　看照片的這個早晨，是2010年9月1日上午7時多，陽光剛剛灑滿山坳，從蘇漢偉的家門前望去，遠山處的校園清晰可見，孩子們早讀的聲音隱約飄來。此時，蘇漢偉所在的甘肅省渭源縣新寨鎮黎家灣學區盧家山小學，已經開學一週。就在幾分鐘前，蘇漢偉接到學校的通知，他本學期所代的課程將會調整，今天上午原定的課暫時不上了。

　　蘇漢偉又一次焦慮起來，他不知道自己的教師生涯是否會在2011年的開學第二周戛然而止。

　　在教育部開出“清退令”後，各地採取了各種措施。其中，甘肅省就明確提出將“按照有情辭退、合理安置、適當補償、擇優考錄的原則解決代課人員問題”。在2009年以前，甘肅有在崗代課教師2萬餘名。

　　近日，記者來到甘肅渭源，記錄下8位代課教師的心聲，還原他們“被清退”和“等待清退”的真相，話題依舊沉重。

　　一句“回家”，一張“白紙”

　　【實錄】

　　王安治（渭源縣五竹學區黑鷹溝小學原代課教師，現年54歲）：大概是2009年吧，也是現在這個季節。開學前的一天，是老師們報到的日子。學校有4名教師，3位公派的，就我一個是代課教師。快到中午的時候，還沒給我報到，去找校長張春林，説讓我再等等。等到下午兩點多，校長告訴我，學校要合併了，公派的老師要分到其它學校去，讓我回家。我清楚這是什麼意思，説好聽點是回家，説得明白點就是我被辭退了。我18歲在這裡教書，最初的3年時間就我一個老師代兩個年級的所有課程。在講臺上幹了34年，沒有任何手續，説走就把我打發走了。出校門的時候，只有劉治老師一個人送我。我拄著拐一步一回頭，離校越來越遠，劉治難受得眼淚都要掉下來了。

　　王政民（渭源縣新寨學區張家堡小學原代課教師，現年70歲）：我是1958年開始在小學代課的，到2006年9月被辭退時，已經64歲了。學校原來算我在內有4位代課教師，大家是一起被清理的。校長劉文是位不到30歲的小夥子，學校開學的那天，他把我們4人叫到他的房子裏，難為情地説不出話來。我意識到該“一刀切”了，就主動打破尷尬説，沒關係，就是那麼回事嘛，你就直説吧，不用瞞著。劉文很難受，説咱這學校以前都是土房、危房，老師就你們幾位，現在新校舍蓋好了，老師也多了，什麼都達標了，學區卻讓我通知你們回家。我説，我也知道自己再幹也教不動了，但怎麼也沒有想到，最後的結局是被清理，下講台下得這麼不光彩。後來，學區把我們幾位代課教師請去，在新寨鎮的街上吃了一頓飯，算是歡送吧。

　　王安治：回家後，我一直在幹農活。2010年5月，有同事給我捎話説，省裏、縣裏對清退的代課教師有了新政策，縣領導答應給被清退的教師一定補償，一是對教齡20年的代課教師，清退時一次補償800元，20年以下的補助600元；二是被清退教師到60歲以後，按月發補助，按照以前的教齡每年算8元，像我這樣34年教齡的可以每月領到272元。我就找學區、找鄉政府，一次性800元的補償雖然沒領到，但給我補了一張通知，算是清退證明吧。我指望著到60歲後，拿著證明能按月領取一點錢。

　　王政民：我已經快70歲了，被清退5年了，沒有人管過。聽説縣裏有了政策，但只領過一次800元，到現在沒有領到過其它任何補償和補助。我教了一輩子的書，最後什麼都不承認了，什麼都沒有了。誰能想到，政策講著講著也就不兌現了。

　　【記錄】

　　在渭源縣，五竹學區和新寨學區相距很遠，王安治和王政民從未相識。王安治所期盼的，在王政民那裏，早就有了落空的驗證。

　　王安治從書桌的抽屜裏，取出幾個“本本”給記者看。其中，有大專畢業證、有教師資格證、有漢語普通話水平合格證。他從教師資格證的夾頁中，捏出一張白紙，打開是張鎮政府的文件。在莊重的紅字“渭源縣五竹鎮人民政府文件”下面，一段黑字落在紙上。

　　文件內容如下：“根據我鎮各學校教師編制情況，依據有關要求，經研究決定原後溝村小學代課教師張世貴、原黑鷹溝小學代課教師王安治2名代課教師辭退。各學校接通知後及時通知本人辦理相關手續。”

　　落款日期是2009年9月13日。其實，這個文件是2010年7月，王安治找到鎮政府，後來補辦的，補辦的目的就是為了能在60歲後，領到那筆每月272元的生活補助。至於文件上所謂的“相關手續”，不過是一段“行政官腔”，“清退”一名代課教師其實不用任何手續，王安治也就沒有任何手續可辦。

　　不論是一次性的800元或者600元，還是60歲以後每月的二三百元，在首都北京、在省城蘭州，都是一筆微不足道的“小錢”，即便在渭源縣城的建築工地，一名小工的日工資也要百元以上。幾百元，對王安治和王政民來説，根本無法改變他們貧困的生活，但是哪怕僅僅是一元錢，只要發到他們手裏，也是對他們一生辛勞的肯定。

　　王安治和王政民的經歷似有相識，曾經都被幾次召之即來，也曾經被一聲“回家”送別校園。1974年，王安治被當時的公社叫去教書，直到1983年因病離校。1985年再次被村小學請去，一直幹到2009年。在1974年時，每月領12.5元，後來漲到22.5元，再漲到40元，2008年開始能領到200元，但只領了一年半。

　　從1958年開始，以及此後的1970年和1985年，王政民曾三次擔任代課教師。其中，在1985年，還和縣文體局簽署了民辦教師的聘用合同。讓他極為詫異的是：來的時候明明是有合同的民辦教師，但到後來不知怎麼就被變成了“臨時代課人員”。站了幾十年的講臺，卻成了“臨時工”，連教師都不是了。

　　王安治和王政民，與全國40多萬的代課教師一樣，在貧困山村極度缺乏師資力量、教育設施極度匱乏的年代，光榮地站在講臺上。但是，當基礎教育全面改觀的時候，卻迎來了教師生涯慘然的訣別。

漆海峰和妻子張靈芝 （ 都已被清退 ）

毛謙 （ 等待被清退 ）

張學峰（左）、蘇漢偉（中）、張維榮（右）（等待被清退）

　　知識無法改變的命運

　　【實錄】

　　漆海峰（渭源縣蒲川中學原代課教師，現年41歲）：以前，我告訴學生知識改變命運，但是現在，連我自己也不相信這句話了。我1992年電大畢業，學的是漢語言文學，被縣教育局聘請為代課教師。從2006年暑假開始，學校就通知我們説，現在對代課教師逼得緊，如果下學期不通知你們，你就不要來上課了。在2006年之前，是縣教育局給我們發工資，一直是80元，到2006年漲到了160元，可只拿了一年，就開始等待清退了。宣佈這一決定的那天，學校50多名教師開會，我坐在角落裏，心裏悲憤地説不出話來。

　　張靈芝（渭源縣蒲川小學原代課教師，現年43歲，漆海峰的妻子）：學校一共5位代課教師，從2006年到2007年又教了一年書，學校湊的錢給我們發工資。到2007年7月，期末考試結束我改完最後一張卷子，給學校一交，一切都結束了。沒有人挽留我們，同事們都是公派的教師，大家同情我，勸我説，給那麼點錢教書太虧了，出去做點什麼不比在學校掙得多。話是這麼説，但心裏畢竟很難受，人生最美好的15年呀，真正是苦熬過來的，最後空蕩蕩地什麼也沒留下，反而變成了最貧窮的人。以前代課時，我們一週6天住在學校，離開的時候，海峰借了兩輛三輪農用車，和校長姜學瑞把東西全搬回來。姜校長和海峰是初中同學，幫忙卸完東西，什麼話也不好説就走了。我和海峰呆坐在家裏，東西堆了一地，大概有一個多月都無心收拾。

　　漆海峰：孩子那年小學畢業，我對他説，我和你媽以後都不能教書了，因為我們都不是“正式”的，你要好好學習，以後一定要當個“正式”的教師，要不然就會和爸爸媽媽一樣，學得再好、再有本事也沒有用。孩子驚恐地睜大了眼睛問我，你們都不是“正式”的嗎？我説，不是。孩子聽完，低下頭，不忍再看我，默默地從我身邊走開。

　　張靈芝：2007年底，我們聽説縣裏給被“清退”的教師要發一點補助，海峰就約了幾個同事一起找到學區，簽了一個字，領回1200元錢，我倆每人600元。回到家裏，捧著這筆“賣身錢”，我忍不住就哭了。我們15年的青春呀，就這樣便宜賣了。2010年7月，省人社廳有個政策，要招錄5000名普通高校畢業生到農村中小學任教，並且明確提出要拿出一些名額安置代課教師。海峰什麼條件都符合，就去考了，分數是全縣第18名，代課教師中的第一名。到9月9日，就是教師節的前一天，縣裏通知他去體檢、填表，9月30日，人社廳的公示名單裏都有海峰，但是後來就再也沒有消息了。等到了11月10日，海峰和其他幾位沒被錄取的代課教師去找縣領導，也沒有講是什麼原因，答覆説，沒辦法，安置不了。那天，海峰一回家就倒在了床上，好幾天都像個病人一樣，不下地、不説話。我真的是不明白，怎麼考上了，又不承認呢？當了代課教師，難道真是我們這一生最大的錯誤嗎？

　　漆海峰：通知我們去考試，我心想這是要把屬於我們的崗位還給我們，可誰能想到，我們會再一次被戲弄。從那以後，我的心仿佛一直往下沉，落不到底，空蕩蕩一片。

　　【記錄】

　　汽車駛離國道，拐進一條顛簸的鄉間公路，20分鐘後借助暮色走進沒有路燈的黑漆漆的渭源縣蓮峰鎮，在街邊終於遇到了漆海峰。

　　漆海峰夫婦在蓮峰鎮街邊開了一間鞋店，房子是從熟人那裏租來的，一年1000元的房租。“被清退”後，在親友的資助下，2008年3月，夫婦二人開了這家小店，吃住都在店裏，生意雖然不溫不火，但收入要比以前代課時高很多。

　　小店的廂房，大約只有五六平方米，三分之二的空間砌築成大土炕。在漆海峰的枕邊，撥開堆積的舊衣和被褥，碼放著磚頭般厚重的《中國最美的散文》、《紅腳印》等幾本書，在最為挫折的歲月中，漆海峰依然保持著一位中學語文教師的閱讀生活。

　　1990年代，高考落榜的漆海峰和張靈芝，同時走進了電大渭源分校。1992年畢業時，渭源縣教育局專門發了一個104號文件，一次性聘請了43名代課教師。漆海峰夫婦的名字赫然在列。

　　漆海峰至今仍保持著這份已經發黃的的文件，紙質脆弱不堪。43位代課教師的命運，只要是落在這張紙上，就註定要飽受折磨。

　　渭源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式鄉村，祖祖輩輩都有著崇文尚儒的人文傳統。讀書、考學、教書是農村知識青年永不落潮的理想人生“三部曲”。漆海峰夫婦絲毫不諱言自己當年的奮鬥奢求，先以“代課”的身份走上講臺，以後尋機會“轉正”，成為體面的公派教師。然後，別無所求，專心教農村的孩子們通過讀書，走出大山深谷，去外面的世界開闢人生。

　　但是，奮鬥不一定有結果，付出未必有回報。因為是代課教師，漆海峰和張靈芝就要比常人付出得更多。別人出一份力，他們情願付出十分。15年中，夫婦二人在學校、學區獲得的“優秀教師”、“優秀班主任”等等之類的獎狀，可以貼滿整整一面墻。

　　為了有機會“轉正”，漆海峰夫婦還考取了多種資格證。可是在“被清退”時，以往的教學能力和業績統統清零。2010年，通知漆海峰參加全省的招錄農村中小學教師的考試，他考上了但不知什麼原因，最終沒能錄取；2011年7月全省再次公開招錄考試，這一次漆海峰被取消了報名資格。

　　在渭源縣，先是考上了不錄用，後是不讓報名，這種和漆海峰同樣遭遇的代課教師共有8位，其他7人是劉忠勇、周永琳、焦友仁、劉玉紅、常向霞、王鴻、王巨峰。

　　説聲“清退”好沉重

　　【實錄】

　　毛謙（渭源縣楊川小學代課教師，現年49歲）：1986年我從部隊復員後，因為我在部隊當過兩年的文化教員，所以一回鄉就被縣教育局聘請到楊川小學，到現在整整25年，可以説，這大半生都站在講臺上。縣教育局給我簽的勞動合同上，明明白白寫著是民辦教師，後來不知怎麼別人都叫我們代課教師。我來時，楊川小學只有5位老師，4個是民辦教師，現在其他幾位都轉正了，就剩我一個代課教師。現在每月的工資260元，是縣裏統一的標準，錢打在我的存摺上。每次拿著摺子去信用社取錢，人家都奇怪，問我，你這工資怎麼這麼低，不到最低工資標準，連個小工都不如。我也只能無奈地苦笑。一直都聽説代課教師要清退，但是到現在還沒有通知我。我隨時可能被“清退”，但我期待出臺個好政策，對我這25年的教齡能有個明確的説法。

　　蘇漢偉（渭源縣盧家山小學代課教師，現年44歲）：前兩年，學校通知我們説，來一個公派教師就“退”一個代課教師，現在，公派的教師已經來了4位，我們3位代課教師隨時可能被“清退”。過去，學校裏代課教師是骨幹，教高年級的主課，現在我教科學、品德這樣的副課，課時也越來越少，這就好像是“溫水煮青蛙”，等到我們挨不下去了，就自己走人。

　　張維榮（渭源縣盧家山小學代課教師，現年45歲）：我是1989年縣教育局聘的民辦教師，過去和蘇漢偉老師配合，教小學高年級的語文、數學。那個時候，我們4個老師教六七十個學生，現在學校算上代課教師有7位老師，卻只教三四十個學生。校舍是新的，但學生卻少了，公派的教師已經綽綽有餘，代課教師已經自然被邊緣化了。退是必然的，但怎麼退，總該有個説法吧。

　　張學峰（渭源縣盧家山小學代課教師，現年30歲）：過去當代課教師，有一種榮譽感。我是衝著這份榮譽感來的，在盧家山小學幹了快10年了，現在榮譽感沒有了，只有自卑感。每一次，走進學校自己心裏都很難受，有一種入錯行、走錯路的感覺。現在的狀態是，一年挨一年，一年盼一年，希望能安排個好出路。

　　【記錄】

　　毛謙的家在南面的山上，楊川小學在北面的山坪上，中間隔著很大的一片川地與河谷，路長2公里。開學的日子每天往返4次。25年了，這條路對於毛謙來説太熟悉了，但是現在，在等待隨時可能被“清退”的日子裏，他腳下越發沉重。他已經離不開這所小學，但是他不知道什麼時候去了，就會接到“清退令”，從此再也不能踏進校門。

　　毛謙過去曾是楊川小學的教導主任，現在是那裏唯一沒有轉正的代課教師。在學校裏，其他8位公辦教師見到他都是既同情又面有難色，一位老教師對記者説：“毛老師真是太虧了，幾次轉正的機會都錯過了，按照現在新的考錄政策，他又超齡了。”

　　截至目前，渭源縣仍有20多位代課教師，分佈在不同的學校上課。他們拿著極其微薄的工資，隨時等待著可能會被“清退”的命運。他們之中，年紀大的已半百，年紀輕的也30歲出頭，教齡最短的也有十餘年了。

　　這些代課教師入行的時候，情況不一，有縣教育局聘的，有鄉鎮學區聘的，也有被當年的老校長請來的，但現在他們都在等待同樣的結局“清退”。

　　很多代課教師，一提“清退”二字眼淚都能掉下來，好像自己做了件丟人的事，抬不起頭。過去，代課教師與公辦教師幹同樣的工作，收入卻是公辦教師的十幾分之一，甚至幾十分之一，同工不同酬，沒有養老保險、醫療保險，但在中國鄉村教育投入嚴重不足的時代，是他們在極端簡陋的環境中，支撐了農村基礎教育。

　　近來，各地有關代課教師的“清退政策”，執行到具體的每位教師身上，也是標準不一，繁瑣的程序，冷酷的條條框框，讓許多教師無所適從。

　　現在，一個更奇怪的現象是，自從教育部發出“清退令”後，上至一些國家和省級機關、下至一些有關的領導，在嚴謹的表述中，已經沒有了“代課教師”一説，都改用“代課人員”。雖然是兩字之差，但卻毫不留情地將代課教師的“教師身份”一筆抹去。

　　但是，代課教師的歷史，他們在偏僻山鄉對教育的貢獻，他們傳播給一代代莘莘學子的知識，真的能“抹”去嗎？

　　本報記者 康勁/文 楊登峰/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