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會長應松年

張見遠成都人，聽證6年，參會20多次。只為表達心聲，維護公民權益

崔鹽生杭州人，74歲，10年參加32場聽證會，其中7次關於漲價，6次反對

　　張家明（化名）　長沙一位老闆。為了不影響生意，要求本報不署真名、不登頭像

東南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周佑勇

　　公眾信了才會來

　　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會長　應松年

　　對聽證會上常露面的“聽證專業戶”，需要分情況判斷。

　　如果這些人中確實有相關利益方面事先安排的，這就是偽造民意，當然不允許；如果真的是出於對公共事業的熱心，倒也無可厚非。

　　但是從效果上，“熟面孔”一再出現，會導致聽證會參加人代表性不足的問題，聽證很難全面客觀。如果發生了這種情況，在聽證會結束後還是要採取一定的彌補措施。比如，對聽證結果或者相關政策草案公開徵求意見，廣泛集納觀點。

　　“報名的人少，經常報名者被抽中的概率也就大”，一些聽證會主辦者的苦惱也可以理解。但是公眾認為，反正逢聽必漲嘛，既然如此，參加了沒用。

　　我想，這裡反映出來的是，聽證會在中國實踐了這麼多年，到了需要思考如何重塑公信力的時候了。

　　如何重塑聽證會公信力？

　　首先，還是應該保證聽證會參與者的代表性和廣泛性。在代表選定時，對持不同觀點、立場的代表都有所照顧，保證聽證會上不會是一團和氣、意見一邊倒。

　　其次，主辦者一定要準備完備的報告，向代表詳細闡述進行調整的原因。説清楚了，聽證會代表才能更全面地認識和了解情況，得出自己的判斷。

　　第三，對於聽證會上沒有採納的不同意見一定要及時反饋，説清楚沒有採納或者作出相反決定的原因。這是對公眾參與公共事務的尊重。

　　作為前提，聽證會的程序要嚴格合乎規定，要由沒有利益關聯的中立方來舉辦。只有這樣，才能確保聽證會的公正。

　　聽證會是公眾參與公共事務的途徑，也是政府實現科學決策的途徑。意見聽取越廣泛，決策才能越科學，公眾的參與熱情和參與水平至關重要。

　　這一切的基礎必然是，只有讓公眾信，才能讓公眾來。

　　（本報記者苗苗採訪整理）

　　張見遠：最反感説我被收買

　　我是2005年開始涉足政府聽證會的，到目前為止，我參加的大小聽證會已經有20多次了，有四川省的，也有成都市的。

　　這其中，只有一次是四川省消協邀請我參加的，其餘都是自己報名。

　　我對聽證會熱心，和我的經歷有關。我下過海，做過邊貿，去過一些東南亞國家，還去過非洲、歐洲。最後回到成都，在一家醫院就職。

　　多年走南闖北，特別是多次到國外，我耳聞目睹國外民眾參政議政的情況，每次都很感慨。我們國家在改革開放中崛起，如今也允許和鼓勵老百姓聽證，我很高興，很樂於參加，很願意把自己的心聲表達出來。

　　我最反感有人説我是被政府“收買”去參加聽證會的，那是瞎説。當聽證員也要靠競爭，要PK。

　　有一次，成都市舉行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立法聽證會，報名的有30多人，正式聽證只需要6人。有關部門對我們進行初選，報名者各自發表意見，公平競爭。有一次成都市十佳新聞工作者選群眾評委，報名50多人，確定3人，我被選中。

　　在聽證會上，我堅持我的觀點，從不人云亦云。比如去年討論成都地鐵票價，我主張兩元一票制，與政府部門的規定不符，但得到了專家的肯定。

　　還有，去年成都熱議的城區佔道停車收費問題，我持反對意見，我的意見被提前透露出去，有人就阻礙我參加聽證，完全不是有人説的給政府當“託兒”。

　　參加聽證會，沒有任何報酬，吃飯自備，有時連喝水都是自己帶。參加聽證會，為的是維護公民的權益，我是憑公民的良知和正義感去參加的。

　　（本報記者劉裕國採訪整理）

　　崔鹽生：最遺憾會後沒反饋

　　我家住浙江杭州，今年74歲了。從2000年到2010年，參加的省市兩級各類聽證會共有32次，不少人説我是“聽證專業戶”。

　　能參加這麼多次聽證會，我有兩條經驗：一是報名早，每次一登報我馬上就報名；二是言之有物，開會之前我要做好多調查、研究。

　　我這麼熱衷參加聽證會，有人認為是圖報酬。其實，哪有報酬！老百姓的事，總要有人去反映一下。

　　一些人覺得，聽證會就是“聽漲會”，無非就是走個過場。這其中的原因就在於，有些部門沒有真心實意地探尋民意，或者是沒有真正尊重民意。

　　如果聽證會真正尊重民意了，老百姓當然歡迎。比如，2000年，我第一次參加聽證會。那次，我提了個減免杭州市公園門票價格的意見，結果被政府採納了，杭州成為了全國首個實行公園門票免費的城市。

　　從這以後，我就覺得聽證會真是反映民聲的好舉措，只要有聽證會我就報名。當然，參加聽證會，不能亂説話，要有調查，有依據。

　　在我參加的32次聽證會中，7次是關於漲價的，我有6次提出了反對意見。我認為，漲價關係到普通百姓生活，應該慎重，能不漲，儘量不漲。

　　10年聽證，一路走來，最遺憾的是，有的聽證會缺乏互動性。會開完了，沒有反饋，也沒有會議紀要查看。希望聽證會能更加透明，能有更多的媒體進行報道，甚至引入電視直播或網絡直播的形式。

　　10年聽證，從不後悔，以後還要參與。關鍵是，要站在老百姓的立場上，真正反映民聲。

　　（江南、鄒倜然採訪整理）

　　張家明：最討厭會上説空話

　　2008年以來，我參加了3次聽證會，分別是出租車調價、天然氣價格調整和長沙市解放路一工程項目建設聽證會。

　　雖然參加的次數不多，但是我報名報了有10多次。最近長沙增加500輛出租車的聽證會，就是因為報名晚了，沒被選上。

　　我參加聽證，都是先看見媒體報道，然後打電話報名的。

　　朋友們都説我是個“憤青”，我的確是個熱心人士，對關於社會公益的事情都比較積極，是當地網絡論壇的版主。

　　我參加的聽證會，會有一定酬勞，最少的有400元，最多的有1000元。拿這個錢，我覺得理所應當。

　　一方面，聽證會上要發表意見，需要我之前調研、做準備，需要花費精力和財力。

　　另一方面，聽證會當天，我必須放棄自己手上的事情。如果我不參加聽證會，一天裏生意好的話可以賺到1000多元。

　　現在是商業社會，沒有酬勞，誰願意花那麼多時間和精力去參加一個聽證會？

　　參加聽證會，參與公共決策，其實挺有意義的，影響的也不僅僅是自己的切身利益。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次參加出租車調價聽證會。有好幾天，我淩晨到大街上攔出租車，專門採訪出租車司機。聽證會上，我提的出租車等待計費、計費器按整數計費等意見，都得到了採納。

　　我最討厭的是，在聽證會上，個別代表的發言，都是一套套的空話，沒有一點實實在在的建議。

　　對於聽證專業戶的現象，我建議，政府部門在選取聽證代表的時候，應該有針對性地隨機選取。譬如，關於出租車的聽證，就可以在大街上隨機地選取司機。

　　（本報記者侯琳良採訪整理）

　　聽證不要走過場

　　東南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　周佑勇

　　聽證制度作為現代民主政治的産物，其設計的初衷旨在為公眾充分表達自己的意見與利益訴求提供有效溝通的制度保障平臺。“公平聽證”是一項重要的法律原則，普遍適用於公共決策領域。可以説，“聽證”這一制度在我國的移植，被認為是民主的象徵和法治的橋梁，讓人們充滿期待。

　　但最近這一制度卻暴露出一些問題。其中最大的問題是，聽證代表缺乏“代表性”、價格聽證會讓人感覺“逢聽必漲”，極大挫傷公眾的積極性。

　　尤其目前有同一人以不同身份參加多個領域聽證會的情況，不論其形式是否合法，都足以讓人對聽證會組織方的誠意産生極大的懷疑，傷害聽證會制度的公信力。

　　要防止被認為是“只走過場”，搞“形式主義”，一方面必須充分實現聽證的溝通功能；另一方面要明確聽證記錄的法律效力，使聽證記錄成為行政機關作出決定的唯一依據。

　　對現行聽證參與人的選取制度加以改進，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增強公眾對聽證會的信任感。聽證代表的選擇程序，應當公開透明，並設立相應的反饋制度，將社會各界認為不適合參加聽證的候選人排除在聽證代表之外。

　　此外，聽證組織機關還必須注重聽證代表選取的平衡性，使得行政機關能夠更為廣泛地聽取不同意見。當然，通過對聽證代表候選人一般素質和情況的公開審查，來提高聽證的效率，也是很有必要的。

　　聽證的價值在於公眾的有效參與。目前，“聽證專業戶”等問題能夠如此備受人們關注，一方面表明公眾對這種良好制度的實施仍然充滿著期待和熱情，另一方面也一定程度上説明了公眾參與意識的提高，是社會的一種進步。這就更加需要我們在制度設計上不斷進行完善。

　　（本報記者丁汀採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