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雜誌編輯孫煜華（左二）參加慰問貧困戶

　　根據社領導的指示和我社“三教辦”的部署，7月14日-20日，我參加了由中宣部、中國記協等單位組織的“百名青年編輯記者延安行”活動，與100名中央各大媒體的年輕同行們一同奔赴延安。在延安期間，我們不僅聆聽了當地黨政領導、專家學者的報告，參觀了棗園、楊家嶺、王家坪等革命舊址，還進村入戶，與鄉親們一起吃住、一起勞動，親眼看到了陜北農村翻天覆地的變化、陜北農民的時代新面貌，親身感受到了陜北人熱情而又淳樸的民風。通過實地走訪、參觀、調研，對近年來安塞農村的發展，特別是深入開展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以來所取得的進步，有了一個較為清晰的認識。幾天下來，我對“理論聯絡實際、不斷開拓創新”和“團結一致、艱苦奮鬥”的延安精神，感觸深刻，體會良多。

　　一、理論宣傳和新聞報道要與老百姓“心連心”

　　我們的理論再好、再完善，如果沒有被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所掌握，那就僅僅是一紙空文，就是空中樓閣，看上去很美，實際效用卻近乎于無。因此，每一個理論工作者都應該不斷思考，怎樣把我們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理論與在田間地頭忙碌的廣大農民聯絡起來，通過他們來發揮出最大效益，切實提高農村經濟的發展水平，改善農民的生活。通過與安塞縣真武洞鎮陳家洼村的農民朋友同吃同住同勞動，我覺得，無論是理論宣傳，還是新聞報道，要想真正地走進群眾心裏，讓他們喜歡看、搶著看，就必須扎紮實實做好兩方面的工作。

　　首先，要著力創新形式，努力創造出為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宣傳報道形式。要儘量少用艱深晦澀的語言，多采用新鮮的、潑辣的、充分體現時代特色的語言；要創新載體，少一些正襟危坐的高頭講章，多一些用問答式、散文體、歌謠體等易於為群眾所喜愛、所掌握的載體。我所住的陳家洼村，為了歡迎我們，在我們到達的第二天組織了一次聯歡活動，全村的百姓幾乎都到了。這裡面既有上了年紀的大爺大娘，也有青壯年和小孩子。這些精彩的節目，在形式上，既有俏皮幽默的陜北快板説書，也有淳樸熱烈的信天遊民歌；在內容上，既有宣傳法制教育的諄諄良言，也有表達親情、愛情的心裏話。更為重要的是，這些節目的語言無一不是從老百姓火熱的生活中鮮活地“拎”出來的，句句都説在了百姓的心坎上。因此，現場的氣氛才能一浪高過一浪，演出才能在期待中開始，在沸騰中結束。延安給我的另一個非常深刻的印象便是，賀敬之同志的詩歌《回延安》在發表53年之後影響依舊是如此之大，不僅一些建築物上鐫刻著其中的詩句，而且我所碰到的很多當地人或多或少都能夠背誦幾句。為什麼《回延安》能夠在歲月的磨洗之下歷久而彌新，在今天依然具有非凡的影響力？我想原因不外乎有兩個，一是作者內心有著貼近人民的蓬勃熾熱的激情在奔涌澎湃。二是作者所採用的陜北信天遊歌體和方言，一下子拉近了與當地人民群眾的距離，使詩歌與這片土地深深地融為了一體。

　　其次，要讓理論宣傳和新聞報道真正走進田間地頭、讓老百姓能夠看得懂，能夠口口傳誦，而不是隔靴搔癢或者不疼不癢地敷衍了事。做到這一點，首先就是要真正了解我們的農民朋友，了解他們究竟在想什麼，在做什麼，真正把自己當作他們中的一分子。只有從感情上認同他們，才能在心靈上産生共鳴，才能見出可愛與真情實感。惟其如此，我們才能寫出受群眾期待和歡迎的好新聞、好文章。還是舉《回延安》的例子，賀敬之同志為什麼能夠有“手抓黃土我不放，緊緊兒貼在心窩上”那麼飽滿熾熱的激情，能夠那麼熟練地運用信天遊和陜北方言？原因其實很簡單，就是他在延安生活的6年當中，早已與當地的群眾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早已把自己當成了這些陜北漢子中的普通一員。詩人在感情上與老百姓是相通相融的，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因此才能寫出流傳至今的好詩。總之，任何好的文章、新聞、報道，都是用心寫就的，沒有與老百姓“心連心”，就不可能寫出真正“三貼近”的好文章。

　　二、“一個暖融融的大家庭”

　　參加這次活動的100名青年編輯記者，10人一組，共分10組，我在第9組。借用我們一位組員的話説，第9組成員的性格大多是沉穩內斂的。因此，初次聚到一起，難免會有些拘謹。隨著本次活動在延安的次第展開，特別是在安塞陳家洼村與農民朋友同吃同住同勞動的三天兩夜，大家的話題逐漸增多，交往逐漸頻繁，了解也愈加深入。當初的拘謹早已一掃而光，代之以互幫互助、互通有無的濃濃友情。如果説，剛聚在一起時的拘謹是因為大家內斂的性格所致，那麼後來的團結一致、親密無間則是隨著活動的深入逐漸消除了彼此間的矜持。全組的11個人已經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形成了一個“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的大家庭。大家熱烈而妙趣橫生的談話，加強了中央各大媒體之間的橫向交流，也使我學到了很多東西。首先是，能夠了解到一些最新的動態、一些比較前沿的信息、一些具有借鑒意義和參考價值的做法。這些寶貴的經驗，必將對我今後的工作發揮不可忽視的促進作用。其次是，同行們恪盡職守、處處都能工作的敬業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中央電視臺的兩位記者頂著烈日、冒著酷暑，扛著重達30余斤的設備，不僅上山下地，先後完成了30多人次的採訪，而且隨時隨地進入工作狀態，捕捉時機，拍攝新聞素材。幾天下來，胳膊上都曬脫了一層皮。新華社的一位女記者，背著沉重的相機，不畏高溫、不怕顛簸、不辭辛苦，時刻保持緊張的工作狀態，常常是汗水浸透了衣服。再次是，全組對統一行動、群策群力的模範踐行，使我深受教育。記得一個朋友曾經對我説過，只有具備強烈的集體意識，才能把事情做好，而集體意識則來源於相互的信任、彼此的關心和相同的願望。這句話也正是我們第9組的真實寫照。幾天來，我們在領隊的帶領下，無論幹什麼事情都沒有一個人掉隊，沒有一個人叫苦。集體行動必須齊心協力、步調一致——大家在思想上高度默契，在行動上相互支持。遇到問題，就充分發揚民主，各抒己見；一旦達成共識，就會毫不含糊地貫徹執行。可以説，統一的意志，始終是我們統一行動的前提。比如，入住農戶後的第二天，在領隊的倡議下，大家商定次日淩晨五點起床，一起爬山。第二天五點半，天還沉黑的時候，大家準時集中到一起，在陜北高原的涼風和露水中，登上了山巔。山路雖然崎嶇漫長，雖然腳下的坡坡坎坎縱橫交錯，但是我們都能感到每個人的情緒是高昂的，內心是快樂的。那一刻，我體會到了久違的感動。

　　為期7天的延安行，在依依不捨中結束了。這7天，説短也短，説長也長。説它短，是因為結下深厚友誼的我們難捨難分。説它長，是因為延安精神已經像一粒種子一樣深深地種在了我們的心裏。它會發芽、開花、結果、播撒，並將永久地駐留心中。此外，延安人民的熱情好客、黃土高原雄渾無際的壯美和迸發出來的勃勃生機，都給我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成為我人生經歷中的一筆寶貴財富。最後，我想用鐫刻在寶塔山下的那句詩來表達我的心情，“……幾回回夢裏回延安，雙手摟定寶塔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