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社會認同目前對農民工的用工方式，中國的未來一定是貧富極端分化，一定是長時間的社會緊張。

　　如果農民工問題能夠得到很好地解決，他們能有體面的勞動，有尊嚴的生活，那麼中國的貧富分化會不斷縮小，社會會更加和諧，所以——

　　2009年7月，湖南耒陽100多名在深圳打工的風鑽工人，因職業病防護措施缺失而罹患塵肺病，此事引起社會廣泛關注。有五位學者遠赴深圳、湖南，對事件進行深入調查後，聯名致函人保部，之後得到李克強副總理和張德江副總理的分別批示。

　　此後，五學者致力於研究農民工問題。在過去的2年內，他們集中研究了建築工人的生存狀況，對富士康工人跳樓和南海本田罷工事件開展深入調查。

　　2010年5月—8月，包括上述5人在內的9位學者組織了“兩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調研組，對富士康公司在大陸的工廠進行實地調查，致信郭臺銘和國家相關部門，呼籲杜絕自殺事件。

　　隨後，他們聯合發表文章《自殺抑或他殺?——解開富士康自殺事件之謎》。

　　2011年7月17日，由中山大學—香港理工大學華南農村研究和實踐基地、北京大學—香港理工大學新生代農民工課題組、清華大學社會學系聯合主辦的“關注新生代農民工計劃”講習班在廣東中山市南朗鎮崖口村開班。

　　南方日報記者與參會的五位學者深度對話農民工問題。他們是——

　　沈 原：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社會學系主任

　　潘 毅：北京大學—香港理工大學中國社會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

　　郭于華：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盧暉臨：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吳重慶：中山大學華南農村研究中心副主任、《開放時代》主編

　　新生代農民工的抗爭資本鏈條末端對工人造成剝奪異化

　　南方日報：去年多位學者調研富士康後提出一個概念叫“新生代農民工的抗爭時代”。為什麼會提出這個概念？

　　潘毅：這種抗爭是由於30年勞資矛盾累積到今天導致的。深層次原因在於，“中國製造”模式的企業處於跨過資本鏈條的末端，資本的運作邏輯會對工人造成剝奪和異化，從而造成工人弱勢、絕望和各種形式的抗爭。

　　以蘋果公司的産品為例，在其整個生産鏈中，最不值錢的是生産和組裝，一部售價600美元的ipone4所需材料成本約為187.51美元，而富士康組裝每台只有6.54美元的酬勞，代工企業只有通過繼續壓低成本來維持利潤。

　　南方日報：新生代農民工的訴求表達為何會越來越強烈？

　　盧暉臨：新生代農民工與上一代有非常不同的價值觀念，對社會不公正更為敏感。如果他們的利益和訴求沒法得到表達，通過法律途徑和仲裁都沒法解決，就只能罷工，甚至通過跳樓這種激烈的方式來表達。

　　潮州和增城事件，看起來也是很偶然的事件，捲入其中的人多數與當事人是沒有直接關係。但是背後共同的原因是他們過去有很多的權益被損害，新生代的農民工看不到在城市生活的可能性，不斷地淤積怨恨和憤怒。

　　南方日報：如何正確對待農民工的抗爭表達方式？

　　郭于華：社會對罷工的認識應該改觀，不要把它理解是一種負面的，甚至是帶有暴力行為的事。比如，本田的用集體罷工來表達利益訴求是一種更積極的更正面的表達方式。

　　罷工是在正常社會下的一種平衡工業關係、平衡勞資關係的健康行為。不然的話，工人沒有任何力量，沒有任何可能性給資方施加任何壓力，這有利於社會穩定，你不讓他在工廠上表達，他就要轉移到社會上來表達。

　　新生代農民工的未來只要勞動力不要人的城市化不可持續

　　南方日報：改革開放三十年，農民工功不可沒，未來中國的發展與新生代農民工將是什麼關係？

　　盧暉臨：如果社會認同目前農民工的用工方式，我們可以設想，中國的未來一定是貧富極端分化，一定是長時間的社會緊張。如果農民工問題能夠得到很好地解決，他們能在工作的地方生活，有體面的勞動，有尊嚴的生活，那麼中國的貧富分化會不斷縮小，社會更加和諧，所以農民工的未來就是中國的未來，但中國的未來不等於農民工的未來。

　　吳重慶：中國未來必須不斷地産業升級，由中國製造到中國創造，這背後是勞動關係的轉變。我們有必要反思一下轉型升級的壓力來自哪。轉型升級的目的不是為了追求GDP的增長，壓力主要來自於這幾十年來農民工的工資保障一直那麼低，轉型升級是為了滿足新生代農民工的追求，所以需要農民工用工制度的改變。

　　南方日報：政府正在採取措施加快農民工的市民化進程，如何看待這些措施？

　　郭于華：1.3億農民工，多數人已經遠離了農村，很多人根本沒有農業生産的經驗，也沒有鄉土的認同，他的夢想和對生活的期望都在城市。從城市運轉的需要來講，一旦他們撤出，城市就會癱瘓，所以要將他們市民化。目前只要勞動力不要人的城市化已經不可持續了。

　　潘毅：政府的責任是制約資本的過度膨脹、監督企業落實勞動法，同時轉變城鄉二元結構的制度安排。就是説使他們在住房、教育、醫療和福利等各方面享有社區公民的權利，並融入城市生活。

　　新生代農民工的管理廣東社會建設應繼續做改革先鋒

　　南方日報：針對新生代農民工，廣東應如何創新社會管理？

　　潘毅：具體方法有兩個，一是在基層車間裏面，進一步完善基層工會制度，工會更好地代表工人的利益。更好地行使團結權、集體談判權和集體爭議權。二是在企業外面的工業區裏面建設社區服務中心，社區服務中心不但處理在車間裏的矛盾，它更重要的是處理他們在生活上的問題，要有很多NGO組織參與到社區服務當中。

　　民主性工會和工人社區配合起來會相得益彰，能夠讓新生代農民工的利益和訴求得到反映和解決。

　　沈原：廣東已經開始重視創新農民工的社會管理了，希望未來廣東在社會建設上繼續成為改革先鋒。

　　-結語

　　南方日報“中國農民工三十年遷徙史”系列報道今日收官。

　　通過5篇描摹農民工在中國大地上流動遷徙的報道，我們更加深刻感受到他們是促進中國崛起的強大力量，對於中國城市化、工業化發揮了重要作用。正如開篇語所言，相比于改革開放中各類風流人物，農民工這個重要的群體給予中國三十年經濟發展的巨大作用，卻一直未有廣泛傳播。

　　通過記者親身體驗新生代農民工的生活，我們更加深刻感受到他們亦是中國最深沉的痛。三十年改革開放，中國儼然已經成為“世界工廠”，農民工是這一歷史過程的新興主體，承載了中國走向全球化過程中伴生的很多矛盾與苦難。

　　新生代農民工也必然承擔著書寫中國社會轉型歷史的偉大使命。中國未來與這一多達兩億人的打工群體息息相關，農村問題、城市發展、城鄉關係、改革走向，有關中國現狀和未來的幾乎一切重要探討，都離不開對農民工群體的認識和關注。

　　這個龐大的群體是否能得到足夠的關懷，關係到“中國製造”能否更快地轉變成“中國創造”，關係到中國未來的城市化能否更加健康而持續，關係到中國貧富分化能否不斷縮小，社會能否更加和諧。

　　新生代農民工問題已經勢不可擋地擺在眼前。南海本田罷工、富士康跳樓事件對企業管理提出挑戰，而今年的增城和潮州事件則更是對社會管理的挑戰。

　　廣東省委書記汪洋説，外來工是廣東現代化進程中一支非常重要的建設力量，也是今後全面實現小康社會必須依賴的主力軍。各級黨委和政府要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對農民工的深厚感情，以十二分的精力投入到這項工作中去，千方百計地為農民工解決生産生活方面遇到的突出問題。

　　在加強社會建設、創新社會管理的當下，如何讓農民工融入城市，考驗著政府的誠意和胸懷。南方日報“中國農民工三十年遷徙史”系列報道暫時告一段落，但我們希望改變農民工用工制度的探索開始走上征途。●南方日報記者 趙洪傑 實習生 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