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十二五”規劃的開局之年。躍居“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開始了新的進發。

　　2011年，也是中國的“社會管理年”。2月，春節剛過，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就齊聚中共中央黨校，專題研討“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胡錦濤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3月，“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獨立成篇，寫入了“十二五”規劃綱要，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社會管理被賦予了更重的分量。5月，胡錦濤總書記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專題研究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問題，對進一步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又專門出臺了《關於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意見》。

　　衡量一個國家的實力不僅要看其經濟總量，也要看其社會是否充滿活力，是否和諧穩定。

　　評價一個執政黨的執政業績不僅要看其經濟發展的速度和效率，也要看其社會管理的質量和水平。

　　居安思危，未雨綢繆。在現代社會中，社會管理地位日益重要。重要戰略機遇期，同時是社會矛盾凸顯期，對於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己任的執政黨來説，前進中的問題比前進中的成績更令人警醒。當中國成功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中國模式”、“中國道路”贏得國際社會廣泛讚譽時，中國共産黨看到更多的是“問題”，關注更多的是“短板”。

　　如何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確保社會既充滿活力又和諧穩定？“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最大限度激發社會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最大限度減少不和諧因素”。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面對這一歷史課題，中國共産黨人給出了科學響亮的答案，書寫出活力和諧的畫卷。

　　激活“源頭活水”

　　從黨政決策到基層自治、從培育社會組織到發動群防群治，通過體制機制創新，激發公民和社會組織的社會責任感，讓每一個社會細胞都煥發活力

　　來自人民、根植人民、服務人民是我們黨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根本。回顧黨的奮鬥歷程，黨的事業之所以能不斷取得勝利，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堅持黨的群眾路線，最大限度調動社會各階層、各方面的積極性。今天，面對社會管理領域的新課題，我們既堅持黨委領導、政府負責，也充分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發揚民主，實現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最大限度地激發社會活力。

　　“我第一次參加聽證會，有了當家作主的全新感覺。”這是湖南湘潭市退休職工鄭國慶的感言。他參加的是省藥品監督局舉行的“縣以上城區零售藥店合理佈局聽證會”。

　　“先聽群眾怎麼説，再定政府怎麼做。”2008年10月，湖南出臺行政程序規定，對涉及公眾重大利益、公眾對決策方案有重大分歧、可能影響社會穩定的重大行政決策，必須舉行聽證會。迄今為止，湖南已舉辦行政決策聽證會200多次。

　　社會管理是對全社會的管理，也是全社會共同參與的管理。人民群眾是社會管理和服務的對象，也是社會管理和服務的智慧源泉。只有讓人民群眾真正參與到社會管理之中，才能培養出對社會的熱愛，承擔起應有的責任，提高對政府的認同。只有拜人民為師，問政於民、問需於民、問計於民，才能增加社會管理的科學性、針對性和有效性。

　　公共決策社會公示制度、公眾聽證制度、專家諮詢論證制度、民主懇談制度……民意成為各級黨委和政府決策時的重要參考，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成為黨委政府決策時的“規定動作”。　

　　從胡錦濤總書記、溫家寶總理與網民深情對話，到各地、各部門負責人積極回復網民留言，與網民互動交流，互聯網的普及，改變了人們的交流方式，也改變著黨和政府的執政方式。依靠網絡，廣開言路，在“拍轉”和“灌水”間實現著黨委政府與市民的良性互動，已經成為今天中國一道亮麗的風景。

　　基層是社會管理的重心，也是創新的源泉。在農村、在社區，各地通過健全和完善基層自治組織，激發了基層活力，實現自我管理、自我服務。

　　2004年6月18日，浙江省武義縣白洋街道後陳村的村民代表，選舉産生了全國第一個村務監督委員會，與村黨支部、村委會一起稱為“三委會”。監委會的成立，讓村民參與監督和管理，從制度上保證了村幹部“不敢腐敗”、“不能腐敗”。目前，浙江省3萬多個行政村，村村建立了村務監督委員會，實現了村級監督組織“全覆蓋”。2010年，村務監督委員會這一制度創新被寫進了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開始在全國推行。

　　拓寬群眾參與渠道，健全群眾參與機制，全國各地不斷推進完善政務公開、司法公開、村務公開、公共企事業單位辦事公開，讓群眾了解、參與公共事務。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社會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大量涌現，原有的政府統管一切的社會管理方式，在許多方面已經不能適應新的發展需要。如何培育發展這支隊伍，提升其服務社會功能，夯實和壯大社會管理隊伍，是當前社會管理面臨的一個新問題。在廣東，政府加快了職能轉變和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的步伐，該省社會組織每年經濟活動總量超過500億元，在提供公共服務、協調利益關係、扶貧解困、緩解社會矛盾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北京，以共青團、婦聯等人民團體為骨幹的“樞紐型”社會組織管理體系，使北京市眾多“草根”組織找到了“家”。正是得益於黨和政府的陽光雨露，各類社會組織才得以健康成長，成為社會管理的一支生力軍。

　　在社會治安管理中，專群結合，群防群治，是調動社會力量參與的有效措施。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廣州亞運會，遍佈城鄉大街小巷的紅袖標，是人民群眾參與社會治安和社會管理的生動寫照。目前，北京已經建立起遍佈全市各個地區、各個行業的志願和職業性群防群治力量140多萬人。北京市治安志願者隊伍中，50歲以下的中青年志願者達到68萬人，佔總人數的84.5%；高中以上學歷的達60.6萬人，佔總人數的75%，徹底改變了以往的“小腳偵緝隊”形象。

　　從黨政決策到基層自治、從培育社會組織到發動群防群治，人民群眾是無窮力量的源泉，社會之中蘊含著無限生機活力。通過體制機制創新，激發公民和社會組織的社會責任感，社會每一個細胞都煥發活力，社會的和諧穩定才能有“源頭活水”。

　　壯大和諧力量

　　推行大調解機制，形成矛盾化解合力，轉變幹部工作作風，夯實基層管理力量，努力實現管理與服務的有機統一，讓和諧的種子根植神州大地

　　變革是當代中國的主題。空前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在給我國發展進步帶來巨大活力的同時，也必然帶來各種矛盾和問題。和諧社會並非沒有矛盾，也並非要掩蓋問題，而是應該積極化解矛盾，努力解決問題。只有尊重社會發展規律，主動正視矛盾，妥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和其他社會矛盾，不斷為減少和化解矛盾培植物質基礎、增強精神力量、完善政策措施、強化制度保障，才能將問題解決在基層，將矛盾化解在內部，將隱患消除在萌芽。

　　“調解”是中國的一大創造。20世紀60年代，以調解為主要特色的“楓橋經驗”曾風靡全國。今天，在中國大地土生土長的“調解”經驗重新煥發強大生命力。

　　“法院管不著、村居管不了、部門管不好”，這是許多矛盾糾紛的共性。但是，小矛盾也可能引發大衝突，小糾紛也可能引爆“火藥桶”。如何化解？位於經濟發達地區的江蘇南通率先做起了“調解”的大文章。2003年4月，南通市創立了社會矛盾糾紛的大調解機制，將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專業調解等調解機制進行有機結合，創建了從市到村、組的六級大調解網絡。既關注百姓家長裏短的“小問題”，又處理影響社會和諧的“大問題”，讓老百姓不跑遠路，不花鈔票，不打官司，不傷感情，就地解決問題。

　　“哪有人群，哪就有調解組織；哪有矛盾，哪就有調解工作”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鄉、疑難糾紛不出縣、矛盾不上交”。正在神州大地推行的“大調解”工作，已經成為維護社會穩定的“安全閘”，促進經濟發展的“助推器”，夯實基層基礎的“加固器”，密切黨群幹群關係的“連心橋”。“大調解”，調解的是矛盾，調順的是民心，調穩的是執政基礎。

　　信訪是矛盾問題的“晴雨錶”，也是百姓冷暖的“溫度計”。對信訪問題的態度，不僅體現黨委、政府對群眾的感情，更關乎群眾對黨委、政府的信任。能否妥善處理信訪問題，不僅事關社會和諧穩定，更事關黨委、政府的執政能力。一些教訓警示我們，由於一些地方和部門對矛盾採取放任或“踢皮球”態度，導致“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對於矛盾而言，需要的是“終點站”而不是“中轉站”。“終點站”如何建立？關鍵是變“單兵作戰”為“集團作戰”，對基層社會管理資源和力量進行整合。在廣東、重慶、天津、山西、內蒙古等地，鄉鎮（街道）建立的政法綜治維穩中心正著力打造社會矛盾的“終點站”。在這裡，鎮街一級綜治、信訪、司法等部門集中辦公，整合各方面資源，一個窗口服務群眾、一個平臺受理反饋、一個流程調解到底、一個機制監督落實，把分散的力量擰成了一股繩，變單兵作戰為集團作戰，由單科門診轉變為聯合會診，形成統一受理調處信訪及矛盾糾紛大綜治大調解工作平臺。綜治維穩中心建起來，群體性事件降下去，“整合”為社會和諧增添了新動力。

　　深入實際、深入基層、深入群眾，“知民情、解民憂、化民怨、暖民心”，今天，群眾上訪正逐步為幹部“下訪”所取代。“以前，長途跋涉到城裏上訪，卻不知道該找誰反映問題；現在，幹部下訪到家門口，當面了解情況還限期予以回復。”這是重慶市民眼中的變化。從2008年開始，重慶市啟動了幹部“大下訪”工作，為廣大群眾開闢了一條反映問題、解決問題的暢通渠道。連續3年，重慶每年組織20萬幹部下訪群眾，共走訪群眾200萬人次，受益群眾600多萬人。面對面的溝通拉近了幹部與群眾的距離，成為黨政部門推動幹部作風轉變、改進群眾工作的重要途徑。

　　社會管理主要是對人的服務和管理，説到底是做群眾的工作。黨的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存在於群眾中間，是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做好群眾工作最基本、最直接、最有效的力量，是黨執政為民最為重要的組織基礎。而發揮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的作用，關鍵在於找到合適的“載體”。

　　幾年前，“網格”一詞在許多地方還少有耳聞。今天，“網格化管理”已經在全國各地開花結果，“網格”已經成為城鄉百姓生活中溫馨的字眼。

　　“天上有雲，中間有網，地上有格”，在北京市東城區，“網格”實實在在地進入了人們的生活。根據完整性、便利性、均衡性、差異性原則，東城區將所轄區域劃分成若干網格狀的單元，由專門的網格工作人員對社區實施24小時動態、全方位管理。小到社區環境衛生、居民矛盾化解，大到社區黨建、社會治安維護等，網格都能管，而且管得好。在浙江舟山，隨著“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的深入推進，“網格服務團隊”已經成為群眾心中“不撤走的服務隊”。而今，浙江全省所有的鄉鎮（街道）和98.1%的村、98.3%的社區已實行網格化管理，一張張民情溝通之網、為民服務之網、平安建設之網正在形成。“情況掌握在基層、問題解決在基層、矛盾化解在基層、工作推動在基層、感情融洽在基層”，網格化管理為新時期的群眾工作開闢了新的天地、注入了新的活力。

　　夯實穩定基石

　　聽民意、護民利、解民怨、化民憂，思想上尊重群眾、感情上貼近群眾、工作上依靠群眾，讓人民群眾得到實實在在的利益，將各種消極因素轉化為積極因素

　　社會是否和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發展是否科學。科學發展是社會和諧的內在要求，而發展不科學極易導致社會不和諧。以人為本，實現科學發展，這是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根本要求，更是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應有之義。

　　“拆遷”，是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中繞不過去的一環，也是和諧社會建設需要跨越的一道坎。拆遷問題，社會廣泛關注。而不斷曝光的“野蠻拆遷”、“暴力抗拆”、“釘子戶”等案例則不停地撞擊著公眾的神經，為社會製造著不和諧的音符。拆遷一片、和諧一片，是政府的目標，也是百姓的期盼。如何實現？河北省石家莊市的答案是“政府主導、民利至上”。幾道“硬杠杠”為拆遷各方所遵循：徵地拆遷方案必須80%的村民代表通過才能上報審批；90%的徵地拆遷款必須歸村民和集體所有；徵地拆遷所得收益1/3分給被徵地拆遷人員、1/3為被徵地拆遷人員解決養老保險問題、1/3用於發展集體經濟。正是由於做到了多為民謀利，不與民爭利，才確保拆遷不影響百姓的幸福生活和社會的和諧穩定。

　　群眾利益無小事。科技的發達為“小事”的解決提供了便利，也為“小事”變“大事”提供了可能。抓好百姓關心的一件件小事，防止“小事拖大”，杜絕“大事拖炸”，是社會管理的重要任務。在遼寧，百姓訴求有一個統一的“接收單位”——“民心網”。2004年，遼寧省紀委、監察廳、省政府糾風辦、省政務公開辦聯合創辦了“民心網”，除了受理違法違紀舉報投訴和政務信息公開，“聽取民意，為民辦事”成為這個平臺的重要任務和重要品牌。今天，以民心網為總平臺，通過對省、市、縣（區）三級民心網平臺進一步整合的遼寧省民意訴求反饋系統已開始成功運轉，通過傾聽民聲，為民辦事，反映民情民意，實現了群眾訴求和政府回應的有效對接。

　　“打工”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一道獨特風景。“外來人口”、“流動人口”、“打工仔”、“打工妹”，儘管這些字眼並沒有被貼上歧視的標簽，但是，外來人口融入當地社會卻是一個新課題。而融入的效果如何不僅檢驗著當地政府的智慧，更關乎著當地社會的和諧。“家庭有房住、孩子有學上、就業有扶持、權益有保障、管理有創新”，今天，在全國許多地方，“流動人口”、“外來人口”等詞語已經淡出了公眾視野，取而代之的是“新市民”，越來越多的公共服務開始從戶籍人口向常住人口擴散，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的外地人和本地人正逐步享受同一片陽光。

　　和諧的勞動關係是社會和諧的重要基礎。“以前關心能不能拿到工資，現在關心能拿多少工資”。在一些民營經濟發達的省份，職工工資不再由老闆搞“一言堂”，而是要進入“民主議事廳”，由工會&&，企業老闆代表、行業工會、企業員工代表舉行三方會談。工資協商不僅使職工收入穩步提高，更讓職工的主體地位、民主意識得到空前提升。而讓企業高興的是，協商使得職工隊伍更加穩定，以往跳槽、“挖墻腳”的現象大為減少，企業之間良性競爭的格局逐步形成。今天，工資民主協商已經成為構建和諧勞動關係的重要內容。

　　正是堅持思想上尊重群眾、感情上貼近群眾、工作上依靠群眾，著力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讓人民群眾得到實實在在的利益，才讓各種消極因素轉變為積極因素，才使“和諧”成為中國社會的最強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