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經驗表明，一個國家的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後，發展容易掉進“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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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

　　GDP接近40萬億元，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人均GDP約4400美元——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中國已躋身中等收入國家行列。

　　然而，經濟快增、國力變強的背後，一個現實正在逼近：轉型中凸顯的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使跳出“貧困陷阱”的中國在“十二五”面臨一個新挑戰——“中等收入陷阱”。

　　國際經驗表明，人均GDP在3000美元—10000美元的階段，既是中等收入國家向中等發達國家邁進的機遇期，又是矛盾增多、爬坡過坎的敏感期。這一階段，經濟容易失調，社會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發展容易掉進“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會不會深陷其中？中國能不能越過這道坎？

　　經濟風險——

　　要素成本迅速上升，投入邊際效益不斷遞減，比較優勢正在弱化，傳統發展模式難以為繼

　　縱觀全球，一國遭遇“中等收入陷阱”，首先源於經濟風險誘因，即經濟高增長方式不可持續，原有的增長機制失靈，最終中斷經濟起飛甚至出現倒退。

　　中國站上中等收入國家臺階後，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土地、資源、能源、勞動力等要素成本迅速上升，投入邊際效益不斷遞減，發展的比較優勢正在弱化，這很可能成為掉進“中等收入陷阱”的直接誘因。

　　經濟增長是“雙刃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主動參與國際産業分工，以勞動力富裕、用工成本低、能源資源價格便宜等比較優勢，積極吸引外資，面向國際市場，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産業，快速實現了從低收入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的轉變，但也帶來代價高、消耗大、收益低、失衡嚴重等問題。

　　——製造業大而不強，缺少核心競爭力。

　　我國三産比重過低，産業結構亟須優化。許多行業都集中在加工組裝領域，處於全球産業鏈低端。一些規模很大的加工廠，其實只是“生産車間”，在研發、技術、專利、標準制定和品牌、銷售、服務等高附加值環節往往是“人家説了算”。由於産業缺“芯”，自主創新能力弱，關鍵技術靠國外，大量産業利潤只能拱手讓給外方，造成沿海眾多加工製造企業“工廠大了，員工多了，工資卻漲不上去”。美國《財富》發佈的2011年世界500強企業榜單中，中國內地佔61席，但製造企業佔比低。

　　——勞動力成本上升，人口紅利逐漸減弱。

　　近兩年，“用工荒”頻現于東南沿海，並向中西部擴散，農民工中的青壯年比例明顯下降，勞動力供求關係開始朝著“劉易斯拐點”發生全面性、趨勢性變化。隨著用工成本增加，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正在減少，並影響到中國經貿的國際競爭力。

　　——過於倚重投資驅動，環境壓力增大。

　　我國近30多年走了一條典型的高強度投入、外延式發展道路，追求超高速增長，各方面繃得太緊，直接帶來了資源透支、産能過剩、排放過量、生態環境惡化等問題。2010年中國GDP佔世界的9.5%，一次性能源消耗達32.5億噸標準煤，能耗強度是美國的3倍、日本的5倍。電力、鋼鐵、有色等8個行業單位産品平均能耗比世界先進水平高47%。

　　——需求結構不平衡，居民消費率長期偏低。

　　任何一個高收入國家都是以中等收入群體為主導的“消費型社會”。而我國政府、企業和居民三大收入主體結構中，天平不斷向政府和企業傾斜，政府和企業在獲得高收入增長的條件下，將較多資金用於投資。分配失衡制約著消費能力，居民消費較難擴大。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一鳴説，2001至2010年，我國投資率從36.5%升到48.6%，消費率則從61.4%降到47.4%，其中居民消費率從45.3%降到33.8%，遠低於發達國家70%左右的水平，甚至低於“金磚國家”的巴西、印度。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馬曉河説，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發達國家紛紛調整戰略，鼓勵增加高技術産品出口；越南、孟加拉等發展中國家利用比我更低廉的資源和勞動力成本，加快向美歐等市場輸出勞動密集型産品。過度依賴外需的中國經濟結構正遭受美歐的“壓”和新興經濟體的“擠”，傳統發展模式越來越難以為繼，加大了我國走近“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

　　社會風險——

　　社會事業與經濟建設不匹配，居民收入增長趕不上GDP增長，民生改善明顯滯後

　　“中等收入陷阱”的另一大誘因是社會風險，即沒有實現經濟社會同步發展，導致一系列民生問題和社會矛盾，進而影響經濟增長，使發展大跌跟頭。

　　一些國家的教訓值得深思：在邁進中等收入階段後，就業、住房、社保等問題凸顯，社會負面因子不斷累積，發展一步步掉進“陷阱”而不能自拔。需要注意的是，我國社會正碰到類似的挑戰。近年來，由於社會事業與經濟建設不匹配，居民收入增長趕不上GDP增長，民生改善遠遠落後於經濟發展，百姓普遍感覺“國強民不富”、“幸福指數不夠高”。

　　——收入分配失衡，貧富差距拉大。

　　從全世界看，收入差距過大雖不是用來判斷是否掉進“中等收入陷阱”的標誌，但它加劇了不平衡，導致的社會問題很可能引發一國落入“陷阱”。拉美一些國家到上世紀90年代末的基尼系數仍高達0.6以上，佔其人口1%的富人擁有全部社會財富的逾50%，而20%的貧困家庭僅擁有2.5%的社會財富，這正是有的國家遲遲未能邁進高收入國家行列的一個原因。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自2000年起，我國基尼系數越過0.4的警戒線，2006年曾達到0.49，之後雖有所下降，但目前仍近0.5。不同人群間收入差距的鴻溝加寬，“馬太效應”愈加明顯。財富向資本集中，收入分配向高收入者傾斜，普通居民特別是中低收入群體“錢包”鼓得很慢，這種差距在通脹狀況下更顯分明。為求經濟增速一高再高，各項投入仍傾向於“物”而不是“人”，對民生的支出有限。仇官、仇富、仇不公等情緒出現，社會矛盾觸點密、燃點低，群體性事件增多。

　　——城市發展貴族化，形成城鄉“新二元結構”。

　　眼下，中國大城市華燈璀璨、高樓林立，可是，城市化一味求大求洋求快，“城市病”越來越嚴重，房價高、就業難、看病貴以及教育、養老、生活環境、食品安全等問題突出，面臨“城市化陷阱”。

　　資料顯示，在西歐、北歐一些國家，政府財政的50%用於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支出；美國用於社保的政府財政也約佔30%。在我國，財政用於社保的比重只有15%左右，標準低、覆蓋面小，跟不上城市化進程，廣大農村的社保領域存在“制度空白”。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認為，我國城鎮化率是“虛高”，實際上仍有10%—12%住在城鎮的農民工及其家屬並未充分享受到城鎮的公共服務和社保。

　　國家行政學院決策諮詢部研究員王小廣説，據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告，全國城鎮人口比例達49.6%，但如果以戶籍為標準，起碼有1億多生活在城裏的人沒有真正城市化，而是“被城市化”了。許多進城打工者實現了職業轉換、地域轉移，卻未能實現身份的轉變。一些農民多年在城裏打工，舉家進城卻扎不下根，城市內形成了城鄉二元結構，即戶籍市民與無戶籍農民工。

　　——階層固化苗頭顯現，向上流動的路變窄。

　　中國社科院社會所發佈的研究報告稱，我國中間層只佔人口的23%，遠低於發達國家70%左右的比重。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認為，在城市人口中，本地人、外地人，體制內、體制外，戶籍、出身……不同標準給人們貼上不同的標簽，不同人群“被進入”不同的發展通道，人群結構“代際分化”，底、中、上的階層分野正在加劇。

　　“知識改變命運”，在近年的就業壓力面前，這句話被打上問號。昂貴的學費、“畢業即失業”等因素使一部分學生放棄高考，知名高校的貧困家庭學生特別是農村學生比例持續下降。窮家、農家孩子考上大學、畢業後找到理想工作，需要比其他同齡人更大的付出，卻不一定能有同樣的機會。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蔡洪濱説，社會結構固化、人員流動性不足，阻礙了資源要素特別是“人”這一最核心要素的合理配置，造成動態上的不平等，限制了人的發展，長此以往，將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甚至增長停滯。

　　不補上社會建設“短腿”，不還清民生欠賬，不實現“國強民更富”，中國就很容易掉進“陷阱”，很難走好現代化的“後半程”。

　　正視風險——

　　我國發展中的失衡風險仍然可防可控，但由“中”到“高”比由“低”到“中”難度更大

　　“中等收入陷阱”是經濟、社會等多種風險因素交織作用的結果。那麼，該怎樣看待我國面臨的相關風險？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分析，長期以來，在“加快發展”大思路下，我國沿襲“過度工業化、過度重工業化、過度出口依賴、過度投資驅動、過度粗放增長”模式，映射到社會、政治和生態領域，就産生收入分配不公、城鄉分化、環境污染、生態破壞、腐敗滋生等種種問題，一定程度上與有些國家落入“陷阱”前的狀況相似，這是中國跨越“陷阱”不得不面對的難關。

　　但是，也應看到，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我國綜合國力大大增強，抗風險能力不斷提高，發展中的失衡風險仍然可防、可控——

　　與拉美等一些掉進“陷阱”的國家不同，我國政治安定、金融穩定，國際地位顯著提升，具有較強的抵禦外部衝擊能力，中國經濟迎戰金融風暴的漂亮答卷就是又一印證；人才總量巨大，資本充足，發展的迴旋餘地大；“制度紅利”還有較大空間，城鎮化推進會形成新的“人口紅利”；工業化中期的後發優勢尚未完全釋放。作為一個幅員遼闊、發展不平衡、市場潛力大的發展中大國，中國仍具備持續增長的基礎和條件。

　　從居民收入看，雖然當前收入分配差距擴大，但各社會群體的收入水平絕對值普遍增加。國家近年接連出臺調整收入分配格局的“組合拳”，消費以每年17%—18%的速度增長，超過GDP增速。未來5年，國內市場“蛋糕”會繼續做大，消費潛力將被進一步激發。有機構預測，到2015年，中國消費額佔全球比重將從2006年的5.4%上升到14.1%，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消費市場。

　　從産業結構看，傳統工業的産業集中、改造升級、並購重組都在加快，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等戰略性新興産業前景看好，現代服務業有很大拓展空間。特別是目前中國企業研發投入增速明顯提高，一批重大項目在技術上“從跟跑到領跑”，自主創新能力有所加強，為經濟增長注入新動力。

　　從城市化看，“十二五”期間，我國城市化率將以每年增加0.8個百分點的速度加快推進，一系列建設會帶動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城市人口規模增加帶來新的消費需求。人力資源素質提升較快，全國每年新畢業的大學生超過600萬人，相當於歐洲一些中等規模國家的總人口。勞動者素質走高可以抵消勞動力數量增速放緩對經濟的不利影響。

　　從社會建設看，蓋保障房、擴大就業、推動醫改、扶貧開發、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全覆蓋……改善民生被擺在更突出的位置，更多的真金白銀投向普通居民包括困難群眾，社會事業的“短腿”正在變長。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判斷，就中國的增長形態而言，落入拉美、東歐一些國家那種“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很小，除非出現重大挫折或反復。不過，在中國經濟增長“自然回落”以及回落後轉入新增長期的過程中，將會面臨特殊的矛盾和問題。

　　北京大學教授劉方棫認為，成為中等收入國家後，中國有落入“陷阱”的風險，但“十二五”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若能抓住機遇，發揮優勢，統籌應對，是可以有所作為並避開“陷阱”的。

　　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斯蒂芬羅奇指出，對於“中等收入陷阱”，中國有別國經驗可循，但絕無模本可複製，不能以其他國家的軌跡來推斷中國的發展走向。

　　當然，邁過“陷阱”殊為不易。從全世界看，一國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是轉型的關鍵期。在這一階段，經濟、社會結構深刻變化，利益格局深刻調整，經濟增長要由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社會發展要由追求效率轉向追求公平。一些國家就是因為沒有完成好增長動力的轉換，加上對社會公平性重視不夠，導致經濟增長停滯，引發社會動蕩，最終掉進了“陷阱”。近幾十年來，僅有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少數經濟體在激烈的全球競爭中脫穎而出，成功跨過“中等收入陷阱”，實現了向高收入國家的轉身。與這些國家相比，擁有13億多人口的中國由“中”到“高”比先前的由“低”到“中”難度更大、挑戰更多。

　　我們必須做好充分的準備。

　　化解風險——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關鍵在於主動徹底地轉變發展方式

　　每個經濟體都有“階段性的成長極限”。中等收入陷阱，猶如一個人的“中年危機”。

　　胡鞍鋼説，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於能否主動、徹底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從低水平、低質量、不可持續的發展轉向高水平、高質量、可持續的發展。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研究員張卓元認為，轉方式調結構是世界上許多中等收入國家面臨的共同難題，也是我國避開“陷阱”、再上臺階的現實選擇。要從中等收入國家變為中等發達國家，關鍵就看今後十年尤其“十二五”是否真正轉變了發展方式，而非短期內經濟是否保持超高速增長。

　　——跨越“陷阱”，必須實現經濟增長動力的轉換。

　　在跨越“貧困陷阱”過程中，我國經濟發展主要依賴勞動力、資本、能源等要素驅動，並由此形成過度粗放的發展模式。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從經濟大國變為經濟強國，要靠效率驅動、創新驅動、內生增長驅動。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認為，避免直落“陷阱”，就要在經濟層面堅持內需為主，把擴大消費作為經濟增長的新引擎。同時，一方面提升傳統産業，提升勞動力素質，一方面在新興産業領域搶佔先機，增加在全球價值鏈高端環節的比重，改變經濟增長對傳統比較優勢的依賴，培育以科技創新為基石的新競爭優勢，並力挺民營經濟，激發創業、創新、創富的微觀動力。

　　——跨越“陷阱”，必須不斷縮小貧富差距。

　　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鼓勵“先富”，更須實現“共富”。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鄭功成認為，應以工資改革為核心，提高勞動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讓再分配環節更趨公平，進一步降低基尼系數，藏富於民，著力提高居民特別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政府要在社會保障、財政轉移支付等方面發揮更大作用。在此基礎上，壯大中間階層，多創造低層社會成員向上流動的機會，讓弱勢群體不被邊緣化，提升全民的幸福指數。在城鎮化進程中，積極推動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讓進城農民“市民化”。

　　——跨越“陷阱”，必須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

　　消解“中等收入陷阱”的複雜誘因，歸根結底靠體制機制改革。一些國家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體制變革受到利益集團羈絆，嚴重滯後於經濟發展，造成尋租、投機和腐敗現象蔓延，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被大大扭曲，以致在“陷阱”裏越陷越深。

　　胡鞍鋼説：“中國具有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更加重視改革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越是深化改革的攻堅期，越要用好政府和市場這兩隻‘手’，在利益格局日益複雜多變的情況下，推動市場化改革的深層次破冰，在經濟轉型中注重政府轉型，最大限度地釋放發展活力，拓寬發展空間，為跨越‘陷阱’助跑。”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認為：“深化改革不僅需要更大決心和勇氣，更需要新思維、新路徑。從摸著石頭過河到學會在深水區游泳，就要走出‘GDP情結’，以‘民富優先’為導向來改革。老百姓腰包鼓了，消費旺了，生活質量升級了，各種負面情緒和衝突就會明顯減少。”

　　——跨越“陷阱”，必須構建穩定和諧的社會環境。

　　中國社科院拉美所所長鄭秉文認為，我國在轉型中積累的不少問題，比如國企減員增效、稅費負擔、土地徵用和拆遷以及就業、教育、醫療、住房等，都引發了一些社會矛盾。未來幾年應立足國情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完善社會服務體系，解決好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訴求，讓全社會共享發展成果，並將之轉化為對國家經濟發展的強大支持，從而不斷化解“中等收入陷阱”的社會成因和潛在風險。這也是“包容性增長”的題中之義。

　　對於由成長期走向成熟期的中國，在龐大的經濟總量上再次實現跨越，的確任務艱巨。

　　但我們有信心打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

　　小資料

　　中等收入陷阱

　　2006年，世行《東亞經濟發展報告》首先提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概念。它是指一個經濟體的人均收入達到世界中等水平後，由於不能順利實現發展戰略和發展方式轉變，導致新的增長動力特別是內生動力不足，經濟長期停滯不前；同時，快速發展中積聚的問題集中爆發，造成貧富分化加劇、産業升級艱難、城市化進程受阻、社會矛盾凸顯等。從世界範圍看，拉美、東南亞一些國家早就是中等收入國家，之後卻陸續掉進了“陷阱”，至今仍未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有的在中等收入階段滯留時間已長達四五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