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1992年2月11日，王大珩在北京。

　　新華社發

　　王大珩，光學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我國現代光學技術及光學工程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江蘇省吳縣人，1915年生於日本東京。1936年畢業于清華大學。

　　長春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的主要創始人和首任所長，領導該所早期研製了我國第一堝光學玻璃、第一台電子顯微鏡、第一台激光器。863計劃和中國工程院的首倡者之一。曾獲全國勞動模範稱號、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何梁何利基金優秀獎”。1999年，獲“兩彈一星功勳獎章”。

　　7月21日13時2分，王大珩先生，在京逝世，享年96歲。

　　在他名字前面，有一長串頭銜：“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而在很多人眼裏，王大珩先生是“中國光學之父”，但王先生卻説：“所有經歷的事件和變遷，都是在國際形勢的大環境中，在經濟建設需求的促進和推動下形成的，並不是我個人的功勞。”

　　從1948年回國算起，王大珩為中國的科技事業整整奉獻了63年。“殫精竭慮、無悔付出”，是中科院長春光學精密機械與物理研究所所長、和王大珩長期共事的研究員宣明對他的評價。

　　“科技工作者要做建設大軍裏真正的排頭兵”

　　1915年2月26日，王大珩出生於江蘇吳縣。1936年，他從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並在兩年後考取留英公費生，赴英國帝國理工學院攻讀應用光學。

　　1948年，王大珩滿懷強烈的報國之志回到祖國，擔任大連大學教授、應用物理系主任。而在當時，偌大的中國，僅有一些製造簡單望遠鏡和低倍顯微鏡的破舊工廠，遠遠不能適應需求。

　　1951年，王大珩受命籌建中國科學院儀器館。次年，儀器館在長春建成，後改名為長春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王大珩被任命為代理館長、所長。此時國家急需大量科學儀器，但當時國內想製造光學精密科學儀器，卻拿不出製造它的材料———光學玻璃。

　　王大珩帶領大家從零做起。1953年12月，中國第一爐光學玻璃熔製成功，結束了中國沒有光學玻璃製造能力的歷史，也為新中國光學事業的發展揭開了序幕。

　　之後，在王大珩先生的帶領下，長春光機所在建所不到6年的時間裏，相繼研製出我國第一台電子顯微鏡、第一台高溫金相顯微鏡等一大批高水平的光學成果，史稱“八大件一個湯”（“八大件”指8種光學儀器，“一個湯”指融化態光學玻璃），一舉改變了新中國在光學領域一片空白的局面，奠定了我國國産精密光學儀器的基礎，也轟動了全國科技界。

　　上世紀60年代初，我國正處於三年經濟困難時期，但是為了鞏固國防，黨中央決定獨立自主地發展我國原子彈、導彈技術。其中，在靶場上建立大型光學彈道測量系統就是重要課題之一。對長春光機所來説，要接受代號為“150工程”這樣重大的項目，困難很多。

　　王大珩以極大的勇氣接受了任務，並親自擔任總工程師，從設計、加工工藝到裝配調試都親自過問，使整個工程從模型試驗到技術設計再到加工安裝調試順利完成。1964年10月16日，中國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王大珩和同事們研製的大型光學測試儀器在試驗中取得了令人滿意的結果。

　　1970年4月24日，我國成功發射了“東方紅一號”人造地球衛星，邁開了發展宇宙空間技術的步伐。王大珩參與衛星大總體工作，任設計組副組長。隨著我國空間事業的發展，對光學設備的要求也大大提高了。如返回式衛星裝備的對地觀測相機，要求高分辨率光學系統，既要能經得住自動拍攝震顫，又要長期保持正常工作，這個重擔又落在了王大珩和同事們肩上。經過努力，他們終於攻克了難關。當衛星返回時，相機帶回了拍攝的資料，成功看到了清晰的地面圖像。

　　1980年5月，我國向南太平洋發射遠程運載火箭試驗成功。“遠望號”航天測量船完成了火箭再入段的跟蹤測量任務。而他們使用的先進“武器”之一，就是王大珩率領的長春光機所研製的大型光學設備。這又是一個嶄新的課題。王大珩和他的同事們承擔起船用電影經緯儀和船體變形測量系統的研製任務。當時沒有任何資料可循，一切靠中國人自己的創造性。

　　談起創新的秘訣，王大珩認為是責任，他曾説：“科技工作者要做建設大軍裏真正的排頭兵。這個排頭兵不僅是要找一條路，還要披荊斬棘，讓後面的建設大軍能夠跟上來。這個披荊斬棘，就是不斷創新。”

　　“只是為863計劃點了一根火柴”

　　“我們幾個人頂多是起了些催化劑的作用，或者説是為863計劃點了一根火柴。”談及自己對國家863計劃起到的作用，王大珩曾經這樣形容。

　　1986年，已退休在家安度晚年的王大珩獲悉美國“星球大戰”計劃時，立即與中科院院士陳芳允商議，並聯合另兩位中科院院士王淦昌和楊嘉墀，討論《關於跟蹤研究外國戰略性高技術發展的建議》。他起草的報告定稿後，立即報送鄧小平，成為我國發展高科技的一項重要戰略部署，即863計劃，至今影響著中國科技發展進程。

　　1989年，王大珩和7位學部委員提出了成立中國工程技術科學院的提案；1992年，他再次與張光鬥、師昌緒、張維、侯祥麟和羅沛霖等5位院士向國家建議，成立中國工程院。這一建議得到中央和國務院批准，並得到工程界的熱烈擁護。中國工程院于1994年正式成立。

　　王大珩一直在關心中國的航空工業，尤其是大型飛機問題。2001年，他和20多位院士向中央上書，希望國家重視對大型飛機的研製。2003年春天，他又就我國航空工業發展親筆上書溫家寶總理。在這份建議中，王老懇切陳詞，提出中國要有自己的大飛機。

　　為什麼屢屢為發展高科技奔走呼號？從王大珩的一句話中可以找到答案：“科技人員是有祖國的，他為祖國謀利益而受到人民的尊重。”

　　“請不要再叫我‘中國光學之父’”

　　儘管王大珩功勳卓著，但他始終把個人名利看得很淡。他認為，工作都是大家做的，不該係千萬功勞于一身。

　　回國60多年來，王大珩自己很少發表科技論文，而經他審定的文章、報告、講義、規劃卻車載斗量。有人請他介紹新中國光學發展歷史，談起別人的貢獻他如數家珍：誰做了哪些工作，在什麼條件下解決了什麼問題，講得頭頭是道、一清二楚；而提到自己時，他總是輕描淡寫，決不誇耀自己個人的作用。

　　“我是時代的幸運兒。”王大珩經常説，“所有經歷的事件和變遷，都是在國際形勢的大環境中，在經濟建設需求的促進和推動下形成的，並不是我個人的功勞。”

　　2009年12月，在中國光學科技館論證會上，王大珩委託秘書蔡恒源帶去一份特別的囑託：已值耄耋的王大珩這幾年身體不太好，但一直關心中國光學事業的發展，有件事他一直放心不下，就是很多人把他稱作“中國光學之父”或“中國光學泰斗”，王大珩認為這樣不妥。

　　王大珩説：“把我稱作中國光學事業的‘開拓者’或‘奠基人之一’，我都可以接受，但如果説我是‘中國光學之父’，那我的老師嚴濟慈、葉企孫，你們怎麼稱呼他們？所以請不要再叫我‘中國光學之父’了。”

　　這，就是一位老科學家的精神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