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50人論壇、新浪財經和清華經管學院聯合舉辦的新浪長安講壇第197期日前召開。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中國註冊稅務師協會會長許善達發表題為"提高居民消費率與轉變增長方式"的主題演講。許善達在演講中表示，當前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的方式具有不可持續性，要想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必須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其核心在於增加居民消費，而只有實現居民收入總量增長以及縮小收入差距，居民消費才能真正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

　　以投資、出口拉動增長不可持續

    許善達説，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樣的提法在很多年以前就提出了，在"十二五"規劃中被再次提出。他認為，與以往"十五"、"十一五"規劃相比，"十二五"規劃的轉型程度要更為深刻，這主要體現在消費問題的提出和居民收入增長指標的變化上。

    許善達説，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直實行依靠投資和出口，也就是對外貿易來拉動經濟增長的發展方式，不管每年或者每五年的政策如何調整，都離不開這樣一個核心方針。而在"十二"規劃中，消費開始被置於比投資和出口更為重要的位置，提出了要增加居民收入，讓居民消費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表現在相應指標上便是，將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從"十五"、"十一五"規劃中的4%提高到了不小于7%，即居民收入增長速度要不低於G D P的增長速度。

    "讓消費來作為拉動經濟的動力，是由以投資和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的不可持續性所決定的。"許善達進一步分析指出，"十二五"規劃之所以如此重視消費尤其是居民消費，是因為從客觀情況來看，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已無法支撐中國社會進一步持續發展，而這種不可持續性表現在經濟和政治兩個方面。

    首先從經濟的角度而言，目前的增長方式不可持續的原因在於國內、國際兩個市場的産能過剩。金融危機期間，在出口萎縮、消費不足的情況下，為了擺脫其對整個國民經濟的負面衝擊，中國政府實行了四萬億元的投資計劃，而且真正的投資規模遠遠比四萬億還要大。誠然，通過這樣一個加速投資的決策，經濟的適度增長得以保持，就業、國家稅收也相應增加。

    但是，他説，同時存在一個潛在的問題，就是其中的部分投資屬於自我循環，即"我這個投資需要你的投資，你的投資又需要我的投資，你也投了資了，我也投了資了。"

    許善達説，這樣的投資本身的自我相互滿足部分佔了很大的比重，這一點在製造業特別是與機械相關的産業中表現得尤為突出，最後的結果是鋼鐵、水泥、有色金屬等生産資料的産能增加了很多，雖然這種産能增加也能拉動經濟增長，但産能增加以後的問題應該怎麼解決。

    從投資方面來看，中央政府不可能每年拿出幾萬億來繼續投資，而地方政府為了擺脫金融危機已借債很多，現在也不可能再用同樣的方法融到資金用於投資。這意味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投資規模都將下降。

    再從消費方面來看，國內市場的需求不足，無法馬上消化這些增加的産能，如此之下，國內産能的需求和供給之間自然而然出現了絕對過剩。

    與國內市場的絕對過剩不同，對於中國來説，國際市場是一種相對的産能過剩，即成本不能支撐需求。許善達認為，中國在國際市場所面臨的問題，不是需求不足的問題，而是低成本能不能持續的問題。例如，中國的鞋並不能滿足全世界鞋的需求，全世界對鞋的需求要比中國的産能大得多，但是競爭者眾多，能佔領多大的市場份額，要看自身成本能低到什麼程度。然而目前中國鞋的低成本已不能維持下去，如果價格優勢沒有了，雖然全世界還需要很多鞋，但因為價格沒有競爭者的低，中國的鞋自然就賣不出去了。

    他指出，這種成本優勢的失去，有很多原因，比如工資成本的上升。現在中國已經進入到了劉易斯拐點時期，勞動力的供給情況不像上世紀80年代初期那樣充足。與此同時，最低工資標準、社保制度等各種國家政策的實行，使得整個社會的工資水平都在上升。

    因此，在現代供給需求情況下，工人所能接受的工資水平比過去大大提高了，企業用原來的工資水平或者比原來工資提高一點的水平已無法招到工人，需要支付更高的工資才能招到工人。這樣的話，工資成本就會上升，原來的低成本不能持續下去，再加上人民幣匯率等其它因素的影響，中國産品的出口競爭力肯定受到影響，相對過剩就會比過去更為嚴重。

    環境成本也在上升。許善達説，他曾參加過國家16個科技重大專項，其中一個就是水污染治理，研究中發現很多地方的污染已非常嚴重，而且農村要甚于城市。比如河南某地打井打到幾十米沒有乾淨水，淮河有一段全是污水，湖南生産的有色金屬全排入了湘江，就算現在停止排污，原有的污染物自然消化也要100年以上。可見，中國的環境污染已到了讓經濟發展不可持續的地步。

    還有資源問題。與以往所宣稱的地大物博相反，中國實際上是一個資源非常稀缺的國家，不僅人均資源稀缺，而且有很多資源是絕對稀缺，這些對我國的經濟發展都是限制條件。而且很多企業從利益出發，並不考慮資源的長效利用，使得資源緊缺狀況更為嚴重。

    除了經濟上的産能過剩，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的不可持續性還表現在社會的不穩定。由於上述經濟發展中出現的種種問題，社會潛存著很多現實矛盾，諸如上訪、告狀本身就是基層社會矛盾激化的反映。而有些社會矛盾在無法得到合理解決的情況下就會激化從而引發惡性事件。許善達表示，越是強化這樣的投資行為，越是會增大惡性案件發生的概率。

    總而言之，許善達認為，隨著産能壓力加劇，社會不穩定因素的增多，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經濟發展的增長方式越來越凸顯出不可持續性，我國正在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驗。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一個國家或地區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之後，經濟發展速度停滯，從而引發出很多的社會問題。因此，只有儘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才能在短時間內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以較低成本、較小代價將社會經濟發展轉到一個良性的發展軌道上。

     繼續結構性減稅 讓更多人得益稅改

    許善達認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有很多內容，如增加科技的含量等。但在中國，核心是要增加消費，尤其是居民消費，將其轉變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這也是"十二五"規劃裏政府需要做的最重要事情。

    那麼，怎樣來實現這個轉變？他指出，要具備兩個前提：第一，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要快於經濟發展的速度，實現總量增長；第二，縮小居民收入差距，也就是縮小基尼系數。從統計學上説，基尼系數也就是收入差距和經濟發展速度的相關性很強，當基尼系數很大時，經濟發展速度就會減慢，而當基尼系數縮小時，經濟就會發展起來。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實際上就是貧富差距拉大到一個非常嚴重的程度，致使經濟發展停滯。所以，只有同時具備總量增長和基尼系數縮小這兩個條件，才能讓消費尤其是居民消費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

    許善達進一步分析説，G D P有三個主體：政府、居民、企業。據統計，今年前四個月政府收入增長30%，遠遠快於經濟增長速度。而"十二五"規劃提出，居民收入增長速度要不低於經濟發展速度，這意味著居民收入佔G D P的比重要增大。照這樣算下來，唯一的結果就是企業收入的增長速度要大大低於經濟增長。但如果企業收入增長速度下降，甚至是負的，轉型必然無法完成。所以，要想實現"十二五"規劃的要求，使居民收入和企業收入保持一個比較好的增長速度，只有繼續執行結構性減稅的方針，讓政府收入增長比例降下來。

    許多人擔心減稅後政府的開支怎麼辦，許善達説，"至少在今後五年到十年內，政府不用擔心自己的收入水平，政府的收入一定會保持一個相當快的速度增長"。

    他表示，中國有三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它本身既是外匯的儲備，也是財政收入的儲備。因為中國進出口的稅制規定，進口一美元徵的稅要遠遠大於一美元出口所退的稅。假設一年內，進出口同樣增加兩千億元，對G D P來説貢獻是零，但把兩千億出口退稅退掉，把兩千億進口徵稅拿進來，政府的財政收入就是增加的。

    此外，中國現在的政策是要擴大進口，即使進出口量減少了，但進口增長的量還是要超過出口的量，最後財政收入仍然是增加的。所以，只要繼續實行鼓勵進口的政策，中國外匯儲備裏的財政儲備就會釋放出來，政府也就有足夠的資源來落實結構性減稅的方針。

    許善達還強調，只有在收入總量增加的同時，縮小了收入差距，居民消費才能真正增加。換句話説，要完成以消費為主要動力的轉型，不但居民收入增長速度要快於經濟發展速度，而且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速度要快於經濟發展速度。按照邊際消費傾向遞減的規律，如果收入差距拉大，收入越高的群體，在他的收入使用上用於消費的比例將下降。所以要想縮小收入差距，最重要的是要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

    在談到具體措施時，許善達認為，首先要明確造成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是什麼。對此學術界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經濟學家吳敬璉曾提出，腐敗和壟斷是造成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但在許善達看來，這兩個並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市場經濟本身就一定會導致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因為市場經濟的本質就是每一個生産者都要追求超額利潤，而這得靠更多的資金、更多的資源、更先進的技術、更高級的管理，這説明在市場經濟中對於資金、技術、管理的需求是永恒的、無止境的。在這樣一個需求永遠大於供給的情況下，這幾種生産要素的人格化，也就是它們的所有者的價格就一定會上升。與此同時，對普通勞動這一生産要素的需求就會減少，它的人格化也就是一般的勞動者的價格就會下降，或者説增長的速度遠遠慢于資金、技術、管理這些要素的持有者，最終導致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

    許善達説，雖然收入差距擴大會引起很多負面的東西，而它又是市場經濟的天然趨勢，但邏輯的結論不是否定市場經濟，而是讓政府在市場經濟裏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通過政策調整扭轉或者改變它的這個趨勢。類似的例子是美國的羅斯福新政，政府出面通過徵收社會保險等稅收，籌集資源來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還有很多國家立法規定最低工資，來保障低收入群體的基本收入。從抽象理論上來説，這個調整的措施、程度等取決於整個社會的供需狀態；但具體而言，國家之間、國內各地區之間都存在差別。

    與國外不同，中國的低收入群體有很多類型，無法用一個政策解決，不同的低收入群體要用不同的政策去提高他們的收入。比如，從事農業生産的農民在産量增長有限的情況下，收入要增加，只有靠農産品價格上漲。過去很多年，中國實行保持農産品價格穩定的政策，因為有生産資料上漲等因素，農民的收入根本沒法保證。作為中國最龐大的一個群體，農民的收入不增長，居民消費根本不可能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所以，現在的政策是增加農産品生産補貼，適當提高農産品價格。許善達建議，在C PI的整個上漲幅度裏面要有一定的份額用於提高農産品價格。

    還有一類所謂農民工或者城裏低工資的職工。有人提出，因為有很多人的工資達不到交稅的水平，所以提高個人所得稅扣除標準沒有意義。許善達表示，對於達不到扣除標準的人來説，用提高扣除額的辦法的確對他們的收入增加是沒有作用的，但不能因此就不要提高扣除額，不要減輕交稅人的負擔，不交稅人的收入提高和降低交稅人的稅收負擔並不是一個對立的關係，完全可以雙管齊下。

    所以對這兩個利益群體要採取不同的政策來提高他們的收入，一種是已經交了稅的工薪階層，應該做的是怎樣降低他們的稅收負擔，即通過減稅增加他們的收入；另一種是工資更低不用交稅的，應該考慮的是如何提高他們的收入，比如採取最低工資標準，還有實行社會保障，雖然直接收入沒有增加，但增加社保也相當於減輕了未來支出的負擔。

    個體戶也是目前低收入群體之一。許善達介紹説，1994年，個體戶每個月的銷售超過2000元就要交增值稅或者營業稅，按毛利50%來算，這意味著個體戶收入達到1000元就開始交稅，而且社保、醫療保險、住房分配等福利保障都沒有，一切開支都要自己解決。後來，國務院批准將個體戶交稅的空間定為2000元到5000元，具體數額由各省自定，最後這個標準都慢慢調到了5000元。據統計，從2000元到5000元，稅少收了50個億元，但有550萬的個體戶不用交稅，再算上僱員，受益的人數就達到了2000多萬人。可見，我國的稅制是一個底座很大但高度不高的金字塔，個體戶和小企業數量眾多，但交稅總量不大，只要在底層提高一點，減稅不多，但受益人數就會非常多，這對社會的穩定、人民的安居樂業都有好處。同時，他表示，扣除額提到多少，沒有對錯之分，完全取決於政府準備讓多少人、在多大程度上享受免稅的利益。

     五年不夠 轉型需要更長時間

    "雖然'十二五'規劃提出轉型非常及時，但從實際情況來看，工作量巨大，一個五年計劃是完不成這個轉型的，還需要更長的時間。"許善達坦言，要實現增加居民消費來拉動經濟發展絕非易事，中國産能過剩問題已相當嚴重，國內消費需求馬上還消化不了這些過剩的産能。而且雖然規劃提出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但現實的經濟發展有一個很大的慣性存在，仍在舊軌道上運行。

    首先投資需求在經濟發展中仍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比起前兩年只是稍有減弱而已。當前銀監會的要求是新項目不給貸款，原有的投資項目中沒完成的還需要繼續投，因為半拉子工程損失更大。只是新項目略有減少，但整體投資規模並不小。

    而在出口方面，對發達國家的出口量減少，而且也不可能有太大增長，所以中國將出口目標轉向了發展中國家，也就是用中國的資金出口來帶動産能出口。通俗地説，就是中國將錢貸給某個國家，同時這個國家要買中國的東西。中國在拉丁美洲、非洲的很多項目都是這種模式，例如，中國貸給委內瑞拉700億元人民幣，幫助開髮油田、建煉油廠、修基礎設施，最後委內瑞拉用石油來償還。"很多發展中國家都是這種狀態，你給我貸了款，我才能去買你的東西，將來我用某種資源還，如果你不給我貸款，我也不買你的東西，我的礦在那兒也開發不了。"許善達説，現在，央行已開始允許人民幣對境外的貸款，這種以資金帶動産能的出口增長速度很快，在整個出口裏佔的份額越來越大，所以中國的經濟發展在相當程度上還是依賴著出口。

    此外，從企業和政府的角度來看，很多方面比如政府的政策、企業的經營策略都還沒有完全調整到以消費代替投資和出口帶動經濟增長這樣一個認識上，目前的政策組合還不足以支撐"十二五"所提出的轉型。

    對此，許善達建議，政府還應制定一些新的政策，阻止經濟持續沿著現在的狀態往前發展，不要等到崩盤的時候再去調整，那只能是一種破壞性的調整。在政策的制定過程中，可以借鑒國際上的經驗。比如巴西、阿根廷等拉丁美洲國家曾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當時它們的基尼系數很高，經濟發展速度停滯。但是最近這些國家的經濟又開始發展了，基尼系數下降了。對於我國來説，不但它們處於陷阱中的時間段具有借鑒價值，而且如何走出陷阱也值得去思考和分析。

    與此同時，許善達還建議，每年評估一次，統計哪些指標完成了，哪些指標沒完成，其中重要考量的指標是居民收入增長速度和低收入群體收入增長速度，如果一年的評估發現政策效果不夠，就要趕快調整政策。這就要求各個部門要做一些政策儲備，一旦需要調整就可以很快跟上。

    觀點集萃

    1、不贊成房産稅

    關於房産稅，許善達首先提到了其與流轉稅、所得稅的區別。簡單而言，個人有銷售收入了，其中有一部分要交流轉稅；而銷售收入出去成本後就是賺的錢，其中有一部分要交所得稅。這兩種稅都是個人有收入、有所得之後，政府從中拿走一部分。而房産稅是個人先拿錢買了房子，買房子的錢就是交過稅的錢，然後為了住這個房子，個人還要把交過稅的錢拿來交房産稅。可見，房産稅和所得稅、流轉稅的最大區別在於，所得稅和流轉稅都有增量，而房産稅沒有增量，是政府和居民之間存量的分割。

    這種直接的利益分割往往容易激化矛盾。比如拆遷中，房子拆掉了，政府就可以得到一大筆錢，如果房子拆不掉，政府就拿不到這筆錢。而對於居民來説，政府雖然會予以補償，但補償的錢只是針對房子的，是這塊地價中很小的一部分。這時，政府和居民的利益屬於一種對立的關係，一方獲益大了，另一方必然會獲益少，這樣就會容易發生矛盾，發生惡性事件的概率雖然不高，但一個惡性事件的影響比一萬個順利拆遷案例還要大，社會不穩定的因素可能因此增加。

    因此，許善達不贊成房産稅，認為政府和居民之間的利益分割肯定是存在，但從維持社會和諧的角度考慮，在中國的環境下，應該減少這種直接的利益分割。

    2、好的稅制要照顧窮人也要留住富人

    許善達認為，一個好的稅制，不僅要照顧窮人，對低收入群體減稅，也要留住富人，對高收入的一些稅率降一點。當前全球都在爭奪人才，當然不能説每個人才都是富人，或者説每個富人都是人才，但總體而言人才和富人重合率是很高的。現在很多富人移民，或因為政治問題，或因為歷史原因，而某些稅率過高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在他看來，中國45%的最高稅率不太合理，美國才30%，香港的最高稅率為15%。而且，這麼高的稅率得到的稅收也不多。此外，對富人徵收很高額的稅並不是一個調節收入差距的好方法，應該把主要的資源包括政策資源，用於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而不是用於把高收入的稅徵的很多。

    "很多人移民以後，回來做企業，還在中國賺錢，但是他自己得當外國公民去。"許善達指出，中國要怎樣吸引富人，還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所以中國的稅制要照顧窮人，解決窮人的收入增長問題，但也要留住富人。

    3、中國實行財産稅完全不現實

    許善達介紹説，1994年改革的時候，流轉稅佔比達到百分之七十多，所得稅百分之十幾，其它稅不到百分之十。17年後，流轉稅降低到百分之六十幾，所得稅增加到百分之二十幾，其他稅百分之十。也就是説，平均每年所得稅的比重增加不到一個百分點。我國的稅制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哪個稅為主體，哪個稅為輔助，不是由人的主觀想法所決定，而是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所決定。發展水平上升了以後，流轉稅的比重慢慢下降，所得稅的比重慢慢上升，然後再到一定水平，財産稅才能夠上升。

    所以，在中國人均收入只有4000美元的水平上，要讓財産稅成為一個主體稅種，成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完全不現實，5年、10年都實現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