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國家發改委下發《關於開展低碳省區和低碳城市試點工作的通知》，明確將在廣東、遼寧、湖北、陜西、雲南五省和天津、重慶、深圳、廈門、杭州、南昌、貴陽、保定八市開展低碳試點工作，這是政府首次以單獨文件要求實施低碳工作。

　　近一年來，上述“五省八市”的試點工作是否順利推進？有哪些成果和不足？推進方案是否會因地制宜、順應時勢地進行調整？對於上述戰略部署，國內低碳城市研究資深學者朱守先博士代表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以下簡稱“社科院城環所”)接受《經濟參考報》獨家專訪。

　　産業結構調整最為迫切

　　經濟參考報：今年初，在國家發改委組織下，社科院城環所的潘家華所長參加了五省八市的專家評審，聽取地方發改委彙報進展。當時得出哪些考察結論？

　　朱守先：作為低碳城市，首先應對“低碳有多低”有個概念。今年作為“十二五”開局之年，國家發改委應對氣候變化司要求在全國範圍內建立碳排放的檢測、統計和考核體系，但目前國家發改委尚未發佈作為基數年的2005年全國碳排放總量數據，因此無法確定全國的碳排放總量控制指標。

　　據考察，當前的試點工作並無實質性推進。低碳城市僅僅頒布了《指導意見》或過於宏觀的《 規劃》，而在産業結構、空間佈局、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缺乏細化的政策目標，無法與東京、芝加哥等倡導低碳理念的國際化都市並駕齊驅。

　　經濟參考報：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姜克雋研究員曾透露：“未來爭取把全方位的低碳指標定義出來，細化到每個部門應該盡責到什麼程度。比如這個城市步行道和自行車道佔道路比例等等。”當前低碳城市試點是否已有相關指標體系？

　　朱守先：交通清潔化需要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即便人行道增加了，如果北京、深圳等一線城市的政府仍在大力鼓勵發展機動車，人均汽車保有量還在高速增長，自行車出行也不會有起色。相比之下，産業結構調整的指標顯得最為迫切。

　　目前低碳城市仍缺乏完善的考核指標體系。今年5月，社科院城環所發佈了《把脈中國低碳城市發展(策略與方法)》一書，其中設專章介紹了低碳城市評價指標體系的最新成果。我們通過收集整理人均碳排放、碳排放強度、産業結構、貿易 、能源結構與碳匯(資 源 稟賦)、碳排放彈性、單位産品能耗和技術水平等方面數據，對低碳城市的指標模型進行優化。拿著這項成果，我們向國家發改委徵求意見，他們傾向於弱化政策性指標，強化可量化指標。

　　社科院城環所正配合國家發改委，將低碳城市評價指標體系細化為超過100個指標，預計今年底結題。其中光是城市供熱、自行車道等市政方面就有十來個指標。包括該指標在內的各機構研究成果如果獲得國家發改委認可，低碳城市有望從局部自願試點轉為試點硬性考核，並最終將城市低碳化考核推向全國。

　　低碳城市績效考核應採用“城區”標準

　　經濟參考報：是否存在全國低碳城市的統一考核標準？

　　朱守先：中西方城市的低碳之路沒有可比性。首先，西方城市能耗主要包括建築、交通和家庭日常消費(供暖、通風、照明等)，中國城市能耗主要來自工業；其次，中國能耗統計口徑涵蓋城區和郊區，中國的郊區比西方更普遍地存在鋼廠、油廠等能源重化工産業。

　　國內低碳試點城市之間也沒有可比性 。北京的城市化率已超過80%，但同為直轄市的重慶中心城區很小，城市化率只有40%左右，各地城市化率不同，産業結構就不同，能耗也隨之不同。

　　鋻於以上兩點，低碳城市的績效考核應該採用“城區”的標準，比如上海普陀區的碳排放量，只能和人均G D P相近的北京東城區相比；南昌的國家級經濟開發區只能和産業結構類似的貴陽開發區進行對比。

　　經濟參考報：在過去的30多年中，中國製造業增加值佔G D P的比重約為4 0 %，年均增長率約為15%，中國如何在“十二五”低碳城市建設中克服“(低端)製造業依賴”？

　　朱守先：産業的低碳化包括兩個方面 。一個方面是産業內部優化。中國大部分城市無法複製“深圳模式”(政府投入鉅資及優惠政策打造改革試驗田)，跳過低端製造業階段，直接發展高端製造業和生産性服務業。

　　我們最近到雲、貴、川等西南三省考察，當地産業結構、消費結構和社會觀念，決定其不可能跳過第二産業直接發展第三産業；低端製造業能較快拉動就業，且技術、資金門檻較低，為一些“兩手空空”的縣級(及以下)政府青睞。這些城市的低碳之路亟須引進高素質人才，從東部沿海地區選派幹部支援西部各省極其必要。

　　另一方面是産業轉移。汶川大地震後 ， 由於原廠區改造成本較高 ，上海部分産業轉移到四川災區，搬遷後進行設備引進、技術革新，節約了人力、原材料成本，産品附加值有很大提高。

　　隨著産業升級，即便在能耗總量不變的情況下，如果國內生産總值翻番了，單位國內生産總值能耗(能耗總量/國內生産總值)就減半了 ，碳生産力也減半了 。 一般而言，如果新廠區的全生命週期達到5年以上，就能把企業搬遷過程中額外的碳排放又省回來。

　　實現低碳化規劃先行是關鍵

　　經濟參考報：您剛剛講的是産業低碳化是要花大代價、下大決心才能實現的，除此之外有無城市低碳化的“捷徑”？

　　朱守先：有，那就是城市或者城區規劃時要細化到一支筆、一張圖紙。根據碳計量模式，西方的小城鎮最佳人口規模為50萬人左右，但中國隨便一個小城鎮的人口規模就翻番了，此時合理的空間組織形式尤顯重要，有助於減少不必要的人車出行，減少生産環節的資源浪費。

　　比如北京的回龍觀作為人口高度密集區，每天光是堵車就産生大量不必要的碳排放。這方面如果規劃先行、合理佈置，就比日後搞人口轉移 、道路擴建的成本要低得多。

　　經濟參考報：住建部節能與科技司墻體材料革新處處長何任飛日前表示，下一步住建部的工作部署將在建築節能的基礎上，向綠色建築傾斜 。您如何看待低碳城市的“建築綠色化”？

　　朱守先：目前碳排放量統計傾向於採取“全生命週期”的“碳足跡”模式，也就是評估從原材料的獲取、産品的生産直至産品使用後的處置為止所産生的全過程。舉個例子，一噸建築鋼材的碳排放量，要從其冶煉算起，最後減去回爐後省下來的能源消費量。然而，這種統計方法給低碳試點城市的考核帶來一個技術困境

　　中國電網跨區域輸送現象遠比歐美發達國家普遍，北京用電主要來自內蒙古和山西的火電廠，後者外輸能源卻把碳排放留在本地，這樣能源輸入地就相對於能源輸出地有先天的“低碳優勢”。

　　為了更容易實現能耗和碳排放核查，國家發改委在“十二五”期間更傾向於從消費端控制能源消耗。《“十二五”規劃綱要》要求，到2015年，非化石能源佔一次性能源消費的比重從現在的8.3%達到11.4%。

　　仍以低碳建築為例，以電力為唯一能源供給的建築本身不産生碳排放，但如果該區域建築用電由火電廠輸出，而其他區域由水電廠輸出 ，按照不同能源品種的不同系數，就能算出彼此碳排放的差別。然而，受當地資源稟賦限制，建築用電並不能決定自身電力來源。這導致建設部目前很難制定低碳建築的標準。

　　人物簡介

　　朱守先，副研究員，以氣候變化經濟學、低碳經濟、能源安全與區域發展為主要研究方向。1996年以來，參與編撰了《中國區域結構節能潛力分析》、《中國城市化進程的資源環境基礎 》 、《低碳轉型—踐行可持續發展的根本途徑》、《應對氣候變化報告(2010)坎昆的挑戰與中國的行動》等數本學術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