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至5月，長江中下游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蘇等5省持續少雨，部分地區出現嚴重旱情。6月3日起，三輪強降雨過程接踵而至。旱澇急轉，許多村鎮“一片汪洋”，農業生産受到影響，部分企業、家庭也蒙受了巨大的經濟損失。

　　大災過後，保險能在多大程度上發揮補償作用？怎樣充分利用保險分散風險，讓人民群眾的生産生活徹底擺脫天災的挾制？

　　大災後，理賠人員很忙碌

　　“梅雨季節連續降雨，對小麥收成影響很大。我們的理賠勘查正在進行，有些品種預計半個月後賠款到位，另一些要看補種後情況確定最終損失額。上半年極端天氣比較多，可以預計全年農險理賠額度會比去年有較大幅度增長。”安信農業保險有關負責人告訴記者。

　　6月16日，浙江諸暨濮陽江墨城段決堤，江藻鎮許多農舍被淹。鎮上居民壽鑫祥家的房屋墻壁、門窗等遭洪水浸泡變形。之前他在太平洋産險花500元購買了5份卡式“小康之家家財險”，可享受最高保額為10萬元的房屋財産損失保障、10萬元的裝修保障。6月26日，保險公司在勘察後，當場賠他1.5萬元。

　　6月28日，熱帶風暴米雷“擦”過浙江，紹興市上虞市大批化工企業的原材料、半成品、産成品被淹受損。很多企業都投保了“企業財産綜合險”，災後可獲得保險理賠。在紹興縣，20多家制襪、織布企業被淹，許多機器設備受損，因為投保“機器設備損失險”，可獲得幾千元到幾萬元不等的賠款。

　　“從6月1日到24日，本次長江流域的暴雨災害中，我們公司在湖北、湖南、浙江、江西等地14家機構已經接到報案986筆，暫估賠款3658萬元。”太平洋財産保險公司有關負責人告訴記者，“理賠勘察人員忙壞了，每天工作12個小時以上。”

　　來自平安財産保險公司的數據也顯示，6月10日起的兩周內，僅在湖北省，該公司就接到報案158筆，報損金額超過3000萬元。武漢市10日、18日兩場大雨，車險報案就有100多起。

　　大災過後，保險業的忙碌，從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經濟社會發展對保險的迫切需求。

　　保障弱，“杯水車薪”難解渴

　　與保險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財險業發展較滯後。每次自然災害特別是巨災之後，保險賠償比例很低。

　　武漢大學教授魏華林指出，2008年中國南方雪災，直接經濟損失1516.5億元，保險賠付僅佔2.3%；汶川大地震帶來超過8451億元的經濟損失，但由於地震災區保險覆蓋率低，保險賠付僅18.06億元，佔0.2%。而從國際上保險賠付的情況來看，2005年美國“卡特裏娜”颶風保險賠付達到其直接經濟損失的50%；2007年全球因巨災造成的經濟損失約為706億美元，保險業賠付276億美元，佔39%；2009年全球因巨災造成的經濟損失為620億美元，保險業賠付佔42%。

　　較之發達國家，我國保險業的災後補償仍是“杯水車薪”，原因何在？

　　一是保險業務結構失衡，保障作用發揮不足。行業數據顯示，目前車險在各財産保險公司的業務佔比高達70%以上，而家庭財産保險、企業財産保險未獲長足發展，大災之後難以提供補償。

　　二是農業保險未做到全覆蓋。目前全國開展了農業保險試點，其中中央財政支持的省份有17個，但仍有一些地區的農民沒有參保。首都經貿大學農村保險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庹國柱教授説，2010年西南旱災，五省區因旱所致直接經濟損失共計407.8億元，除中央下撥救災資金和各界救災捐贈，高達383.38億元、94.01%的直接經濟損失需要通過別的風險轉移方式被分散出去。“不幸的是，許多農民並未參保，因災返貧、致貧的情況十分普遍。”

　　三是農險缺少産品細分。多數省份的農業保險特別是政策性險種，仍實行“一刀切”的保額、費率，各地自然災害風險系數本不一致，這導致區內各地農戶的保險責任和保費負擔不對等，使農險普遍顯現出高風險地區農戶投保積極性高、低風險地區農戶不願參與投保的“逆選擇”問題。此外，即使是在北方一些乾旱高發地區，也有保險公司未將乾旱造成的作物損失納入承保範圍，只有部分地區的農業險涵蓋了乾旱等巨災風險。

　　四是巨災保險制度仍然缺位。對地震、洪水、熱帶氣旋等帶來巨大經濟損失和嚴重人員傷亡的巨災，保險公司僅憑自身商業運作，難以支撐運轉，往往需要政府的強力支持。據業內人士介紹，目前國內企業財産保險、家庭財産保險的全年綜合賠償率約為60%—70%；機動車交強險的綜合賠償率約為90%，商業車險的綜合賠償率約為70%。在這兩項業務上，保險公司尚有利潤空間，但對秉承微利原則經營的農險業務而言，巨災天氣猶如“達摩克利斯之劍”，時刻威脅著該項業務的可持續性。

　　“2005年麥莎颱風襲擊上海，我們的理賠支出超過1億元。當時還沒有財政兜底的政策，儘管有再保險應付超賠，我們還是‘入不敷出’賠破了。”安信農險有關負責人説。

　　在日本，政府強制居民企業投保地震險，擴大保險覆蓋面；在美國，政府介入“洪水保險計劃”的標底物風險管控、巨災基金管理和代理銷售。但目前我國還沒有系統完善的巨災保險制度：巨災保險立法遲遲不到位，相關稅收政策不連貫、不明確，各保險機構的分支公司將25%保費提留的“大災基金”上繳當地政府，不能收在更大盤子內發揮調劑作用。

　　強扶持，巨災機制待完善

　　“財政部2008年出臺政策，對從保費中提取的巨災風險準備金進行企業所得稅稅前扣除，但這個政策2010年底到期後，沒了下文。”安信農險公司有關負責人説，財政保費補貼主要是調動農民的投保積極性，但企業更希望有稅收減免政策。國內應儘快向其他國家“看齊”，對企業和家庭支付的巨災保費稅前列支，對農村家庭和鄉鎮企業給予保費補貼等。

　　“從國家層面協調各個管理部門的工作，儘快制定完善的巨災風險機制，已經迫在眉睫。”庹國柱説，比如分門別類地進行農業巨災風險研究，確定費率水平、基金籌集方式等；加快相關法律法規的制定，劃分商業公司和政府的責任，以及巨災風險準備金中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出資比例。

　　“有關部門正在研究打破目前的業務限制，成立巨災共保體，讓更多保險機構參與到農業保險經營中來。即使不能做直保業務，也可以做再保險業務，以解決超配部分的補償。”相關人士透露。

　　國家減災委員會副主任史培軍認為，有必要借鑒國外的成熟經驗，在一些自然災害多發地區強制投保，以擴大覆蓋面。此外還可以嘗試開發利用巨災債券等金融手段。

　　提高保險對災害的風險補償作用，還有賴於各行業的合作創新。“前些年企業投保的積極性也不高，”太保産險紹興公司客戶經理袁少平説，“這些年經濟發展了，企業對保險的認識在提高；保險機構在競爭中共同開發了市場，一定程度上帶動了企業參保。然而最關鍵的推動力，是當地銀行為提高信貸質量，要求企業在抵押貸款時提供保單。”事實上，這種合作實現了多贏：企業融資便利了，銀行資産質量提升了；得益於承保面的不斷擴大，財産險的費率5年來平均下降了50%，而此次洪水過後，企業更是真真切切嘗到了保險的甜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