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完飯後，護士給精神病患者發藥。為了避免有人不吃，患者要當著護士的面把藥吃掉。（資料圖片）

　　“精神病人養活了精神病醫院，弱勢群體養活了弱勢醫院”。

　　面對調研精神衛生工作的全國政協專題考察組，湖南省邵陽市精神病醫院院長呂春江心中五味雜陳。

　　在精神衛生防治中，精神病醫院位於最前沿，也是矛盾最集中之地。邵陽市精神病醫院，始建於1959年，作為湘西南地區最大的精神病醫院，精神衛生防治的各類問題在此均有體現：經費不足、病人欠費、曾傷害他人的病人無法出院、地方政府送來“精神病人”、醫護人員人身受到攻擊等。

　　邵陽市精神病醫院且戰且進。然破解有限，無奈頗多。《精神衛生法》將出，求解是否有望？

　　入院難出

　　已在精神病醫院呆了6年的袁小軍威脅醫護人員：“要麼送我出去，要麼我就死在這裡。”

　　7月7日，邵陽市精神病醫院封閉病房內，袁小軍（化名）再次要求出院。

　　他手指頭頂的傷疤，意指要撞墻去死。傷疤是他此前為求出院而兩次撞墻後留下的：“要麼送我出去，要麼我就死在這裡”。袁小軍在醫院已經6年了。醫生舒卓説，從病情上講，袁小軍可以出院了。但是，沒人願意接他。

　　事實上，袁小軍入院時，其父母、哥哥已舉家外逃，再無聯絡。

　　2005年秋，27歲的袁小軍突然提刀連砍5人，其中3個是孩子。後果是，3人死亡，2人重傷。而被害者跟他無冤無仇。

　　多年後，袁小軍形容當時的自己“分不清哪是真的，哪是假的”，“就像在做夢”。

　　精神鑒定結果顯示：袁小軍患精神分裂症。2005年10月，他被警方送至精神病院治療，兩個多月後，其精神分裂症基本治好。

　　為了袁小軍出院一事，醫院作出了很多努力，聯絡警方，民警説這事得找政府；醫院聯絡當地縣、鄉政府和村委會，説明袁小軍只要堅持服藥，病情復發的可能性極小。但是，沒有一處願意接收他。

　　《精神衛生法》草案規定，“有違反刑法行為的疑似精神障礙患者，依照有關法律的規定進行處理；需要政府實施強制醫療的，由公安機關執行”。而此類病人治好後，能否出院？如可出院，什麼部門接收？該法未提及。

　　欠費難結

　　為了能將欠費病人送回去，醫院特批每個科室可免費使用救護車3000公里。

　　病人的“只進不出”影響著醫院的接診能力。

　　舒卓説，袁小軍住院的費用，由有關部門按最低標準支付。另有一類病人，不出院並欠費，讓醫院更為難。

　　病人欠費到一定程度，醫院的辦法是在其病情基本穩定的情況下，將其“遣送回家”。醫院院長呂春江説，每年送回去的病人有50多個。這些病人，少的欠費一兩千元，多的欠費5000多元。

　　為能將欠費病人送回去，醫院特批每個科室可免費使用救護車3000公里。因為如果住在醫院裏，“要吃飯，要吃藥”，欠費會越來越多。這有些不近人情的舉措，其背後是呂春江的困局，醫院每年獲得當地政府財政撥款190萬元，只夠給全院300多名員工發3個月工資。其他的支出都要靠自籌。如果不能從病人身上收取費用，醫院就要關門。

　　去年7月，向全國政協專題考察組彙報時，呂春江説，“弱勢群體養活了弱勢醫院”。

　　《精神衛生法》草案提出了對欠費的保障方案，“對經濟困難的嚴重精神障礙患者，所在地縣級政府應當對其參加基本醫療保險給予資助。通過基本醫療保險支付醫療費用後仍有困難的，或者不能通過基本醫療保險支付醫療費用的，國家給予救助”。

　　這讓呂春江看到解決這一問題的希望。但“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財政部門會同國務院民政、人力資源社會保障、衛生等部門制定”的條款，表明最終實現還需時日。

　　“被精神病”

　　一些重要時刻，地方政府的管理壓力會大增。每年，都有一些人被送到精神病醫院，少的時候三五個，多的時候十來個。

　　邵陽市精神病醫院的前身是1959年10月創辦的“邵陽專區精神病療養院”，當時是“收容管理為主、治療為輔”。9年後，療養院被衛生局接管，成為真正的精神病醫院。

　　作為湘西南最大的精神病醫院，到邵陽市精神病醫院就診的病人，除了來自本地區外，還有來自周邊的婁底、永州等地，甚至還有安徽、廣西、貴州等地的患者。今年6月，醫院最高的日住院病人達到850人，超出醫院接診能力，只能通過加床的方式解決。

　　紛至沓來的病人中，也有一類是被“送來”的。

　　呂春江説，在一些重要時刻，地方政府的管理壓力大增。每年，都有一些人被送到精神病醫院，少的時候三五個，多的時候十來個。

　　呂春江印象最深的是2009年。當年，地方政府送來了十多個“精神病人”。

　　這些人因各種問題反映情況，“有些偏執，有心理問題”。但呂春江坦承，他們不算精神病。

　　這些人被強制送到醫院後，堅決不願意就醫。

　　呂春江説，這些人有部分自知能力，原則上不能接收；但他們是當地政府送來的，能不收嗎？這是一個難題。

　　解決方案是，“病人”家屬會被“請”到醫院。

　　一方面，“病人”確實有一些偏執、固執、人格障礙等“病”；另一方面，當地政府出錢治，“你不花錢看病呢”。

　　遊説的結果通常是，這類病人被收治一週或半個月左右。當重要時點結束後，他們就出院了。

　　這種類似“被精神病”的狀況，因為操作的“短平快”，並未引起廣泛的關注。

　　《精神衛生法》草案有一條規定，“疑似精神障礙患者發生或者將要發生傷害自身、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擾亂公共秩序行為的，其監護人、近親屬、所在單位、村民委員會或者居民委員會、當地公安機關應當立即予以制止，其監護人、近親屬並應當將其送往醫療機構進行精神障礙診斷”。

　　知情人士介紹，上述人被送至醫院的理由，就是“擾亂公共秩序”。

　　然而，這種情況與《精神衛生法》草案強調的一種理念相悖：有自知能力的精神病人有權自己決定是否入院。

　　作為精神病人權益保護的重要方面，入院、出院程序干系重大。

　　呂春江認為，無論是精神病人的入院還是出院，都應該由專業的精神病學專家組來決定，完全出於專業的需要來確定。為避免利益糾葛，這個專家組應該獨立，不受精神病醫院等機構干擾。

　　護士之死

　　工作環境不好、醫護人員待遇不好、工作風險大。

　　呂春江自稱他們是“弱勢醫院”：工作環境不好、醫護人員待遇不好、工作風險大。

　　舒卓記憶猶新的，是袁小軍製造的“飛越瘋人院”事件。

　　2008年冬天的一個晚上，兩名女護士在病房巡視時，袁小軍帶領另外4名病人，突然抱住護士，威脅她們不能喊叫。接著，袁小軍從護士身上搜出鑰匙，逃離封閉病房，直奔醫院外。

　　護士按響了警鈴，袁小軍等人被攔下了。

　　兩位護士受到了驚嚇，而她們的前輩付出了生命。

　　1995年，一名護士在病人活動場所洗手時，被一名病人用凳子砸死。這名病人患有“被害妄想症”，此前，這名護士給他打過針。

　　“飛越瘋人院”事件後，很多家境好點兒的護士辦理停薪留職。醫院招聘護士格外困難。當其他醫院招聘護士時，呂春江總要擔心，這次又會有多少人跳槽呢？衛生部一項調查表明，上世紀80年代以來，到精神病醫院工作的本科醫學院校畢業生流失率達50%。

　　對這些不確定的風險，醫院的因應之策漸多。醫護人員巡視病房時，要背靠墻走，防止來自背後的攻擊；醫院聘用了20多個男護工；每天對病房進行安全檢查……

　　呂春江説，當病人被送進精神病院時，醫院就負起了監護病人的責任。這種監護權過渡後，醫護人員的權益並沒有相應得到特殊的保護，怎麼辦？

　　令他失望的是，這一點在《精神衛生法》草案中並沒有被關注。

　　面對精神衛生防治日益艱巨的現實，呂春江贊成的解決之道是：將精神病人的治療和康復分離，精神病醫院負責精神病人的治療，社區、鄉鎮康復中心負責病人的康復。精神病人發病時，送往精神病院救治；病情穩定後，再送回康復中心。

　　呂春江期待的設計是，精神病醫院由財政全額撥款支持，不再依靠精神病人養活；病人出院後的康復、維持治療費用，則由病人家庭出錢。

　　這種設想的理由是，當精神病人發病時，不僅危害自身或其家庭，還會對他人、社會造成危害；對嚴重精神病人的救治，不僅對精神病人有好處，也對整個社會有好處。

　　這方面的轉變正在進行中。邵陽市精神病醫院被納入國家精神衛生防治體系建設中，獲得國家財政投入2400萬元，新建一座門診醫技大樓和一座綜合住院大樓。

　　這是這所醫院獲得的最大一筆財政投入。

　　在醫院的北側，新樓已經動工，將在明年建好。

　　本版采寫本報記者易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