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10年調查發現，舉家外出農民工已佔到外出務工農民的25%左右。這一群體在城市的生活現狀如何？他們在收入、支出、社保、子女教育等方面和普通農民工又有哪些差別？對於將來又有怎樣的打算？請看記者的調查報道。

　　■全家一起外出打工，城市生活從陌生到熟悉，收入雖然增加不少，但面對的生活壓力也很大

　　每天早晨8點，家住廣州蘿崗區的李銀華都會開著私家車送兒子上幼兒園。在廣州打拼了十幾年，李銀華和丈夫林新林已從一無所有的農民工變成小有成就的米粉店老闆。

　　李銀華來自雲南蒙自的一個小山村，初中畢業就和姐姐來深圳打工。姐妹倆住在簡陋的出租屋裏，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就在福田的一個村口開了家小小的雲南米粉店。“賺的錢只夠糊口，開了沒多久就倒閉了。”李銀華回憶説。

　　這時，李銀華碰到了剛剛退伍的農村兵林新林。兩個年輕人注意到市面上的米粉店越來越多，一貫只吃本地河粉、米排粉的廣東人開始接受雲南米線、桂林米粉這種外地小吃。林新林一拍腦袋醒悟：“這麼多人吃米粉，我就給餐館送米粉好了。”小林來自廣西全州，老家正好有米粉廠要進入廣州市場，從此，小林幹上了推銷米粉的活兒。

　　看到米粉生意好，李銀華又萌生了自己開店的想法。她借了5萬元在城郊結合部的廣州外語學院開了一間米粉店，每天起早貪黑地忙活，雖然辛苦，但學生們很愛吃她做的米粉。“巴掌大的店一個月賺了1萬元！那時候覺得是天文數字了。”兩年後，李銀華以10萬元的價格把這家店轉給別人，轉而在廣州東郊一個工薪階層集中的地段，開了一間兩層樓的米粉店，附近的年輕人成了她的老主顧，有的人還大老遠打車過來吃米粉。

　　現在，李銀華把母親和弟弟都接到了廣州，兒子在廣州出生、長大，説一口標準的廣州話，卻從沒回過雲南和廣西的老家。

　　與李銀華相比，在北京打工的農民石猛要辛苦得多。43歲的石猛是安徽六安鎮人，和妻子來京打工近10年。他們先後幹過裝修、搬運、保潔等工作，最後在阜成路北二街開了一家15平方米的麻辣燙小店。“生意時好時壞，平均下來一個月能賺三四千元，除去房租、伙食這些開銷，每個月能剩個一千元就是不錯的了。”石猛最近正在發愁，因為自家店的這條路準備拆遷，可他還沒想好該去哪另謀生路。

　　石猛説，老家的土地早就承包給別人種了，兒子今年20歲，也早早地出來打工了，在蘇州的一個零售商店裏幹活。“他每個月大約賺兩千多元，基本上能夠自己的花銷，至於將來怎麼發展要看他自己的努力了。”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促進城鄉統籌發展，加快農民工市民化進程研究”課題組的調查顯示，目前舉家外出的農民工已佔25%，這一群體工資收入水平相對較高，但生活壓力更大。調查發現，舉家外出農民工2010年月均收入為1895元，比未舉家外出農民工高出221元。而且，舉家外出農民工月收入在2000元以上的比例達到32.6%，明顯高於未舉家外出農民工23.4%的比例。

　　但由於在務工地的家庭人口較多，舉家外出農民工家庭在務工地的生活消費支出也較高，平均每月1420元，比未舉家外出農民工高出約20%。這反映出舉家外出農民工的生活壓力更大。

　　另外，從統計結果看，舉家外出農民工的組內收入差距較大。有些經商或當小老闆、包工頭的，收入水平較高；而另外一些在城市從事低端服務業的，收入水平則很低。

　　■城市的夜晚，燈火通明，他們希望在這裡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家，但融入城市並不那麼容易

　　20多歲的韓小軍從外表看和大多數的城裏孩子無異，平時喜歡穿T恤衫和牛仔褲，頭髮挑染成黃色。他的父母20多年前就從四川老家來北京打工，在海淀區一家小區門口擺水果攤，每月有四五千元的收入。小軍和妹妹小玲從小在北京長大，從心裏覺得自己是屬於北京的。小玲一直夢想著成為一名服裝設計師，期待有一天能站在T型臺上接受掌聲和鮮花。為此，父母幫她找了一家服裝學院深造，每年學費6000多元。

　　“我爸媽總説等到60歲就退休不幹了，然後回老家過日子。我可不想回去，北京多好啊，城市大、機會多，我最喜歡開車走在長安街和三環路上的感覺了。”小軍喜歡開車，最大的願望是當一名出租車司機，可惜沒有北京戶口，當不了的哥，現在只好幫朋友開貨車。記不清有多少個夜晚，小軍開車行駛在三環路上時，望著兩邊居民樓裏的燈光，心裏無限感慨：何時才有一盞燈屬於我們？

　　30歲的宋廣生來自江蘇農村，從1997年開始就在北京打工。他和妻子住在五環邊上的平房區，在附近開了家洗衣店，一年下來能賺七八萬。孩子在附近小學上一年級，除了剛開始入校交了借讀費，別的與其他孩子無異。宋廣生最怕生病，“平常有個感冒發燒的就自己買點藥吃，根本不敢去醫院看病，去一趟就要100多元。”

　　在北京生活了十幾年，宋廣生對北京産生了深深的認同感，“沒什麼大的變化就想在北京一直幹下去。”孩子的教育卻是他的心頭病，儘管才開始上一年級，宋廣生卻想得很遠：“最希望高考政策到時會改變，能讓孩子在北京參加高考。真要回去考的話，孩子的壓力也太大了。”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調查顯示，關於未來定居的打算，舉家外出農民工選擇比例最高的是“在務工地所在的城市定居”，為28.8%，大大高於未舉家外出農民工；選擇“在務工地所在的城市定居”和“在務工地所在的城關鎮定居”的比例合計達到44.4%，説明有近半數舉家外出農民工渴望完全融入務工城市。

　　從有效樣本來看，舉家外出農民工子女有79.5%在務工地公辦學校接受教育，有20.5%在民辦學校接受教育。相比較而言，舉家外出農民工對子女能在務工地參加中高考的比例明顯高於未舉家外出農民工。

　　整體來看，舉家外出農民工更看重有住房保障、子女高考容易、身份平等、城市生活條件好等因素。他們更希望政府改善社會保險，提供保障住房或廉租房，改善子女教育條件等。

　　■城市的生活讓人嚮往，遠方的家鄉也讓人懷念，留下還是回去困擾著他們

　　拖家帶口地在城裏打工，將來是留在務工城市還是回到家鄉，這個選擇題困擾著許多農民工。

　　15年前，來自四川農村的李素麗來到東莞的一家皮具廠做女工，一幹就是15年。憑藉著聰明和勤奮，李素麗一步步從普通工人成長為骨幹、拉長、組長再到分廠廠長。丈夫也是同廠的工人，兩個人月收入8000多元，租住在工廠附近的一家公寓裏，生活還算寬裕。

　　由於工作時間長、崗位級別高，李素麗的孩子得到了廠裏公辦學校入學的指標。“公立學校條件好，收費低，不像上私立那樣有太大的經濟壓力。”談及此，李素麗覺得自己很幸運。

　　説起將來的生活，李素麗和丈夫盤算了很久，感覺難以取捨。他們一家在東莞的生活就像一個城裏人，工作穩定、收入穩定，孩子讀書有保障。按照東莞農民工進城的政策，他們也有希望落戶。但家鄉有自己的戶口和土地，放棄就意味著必須永遠留在城市。而進城的一個現實問題就是要購買住房，“商品房的價格那麼高，我們肯定買不起。但回鄉下，我們又覺得那種生活離我們很遠。”

　　“也許我們會在老家的鄉鎮上買個房子，等退休了，孩子上大學以後再回到家鄉？”李素麗不確定地説。

　　留下，還是回去，這個問題同樣讓李銀華犯愁。

　　李銀華的兒子馬上要上小學了，孩子外婆總是催促他們想辦法給孩子辦理廣州戶口。李銀華卻不在意：“即便是廣州人，要讀好學校也要交不少贊助費。我們多開些店、多賺點錢，孩子讀書就可以自由選擇好學校，戶口在哪又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李銀華還有另一層考慮：“老家還有土地，那是我們的根。要進城就要放棄家裏的地，在廣州呆久了，時常會想念家鄉清新的空氣，也許有一日還會回去，哪兒能説放棄就放棄呢？”

　　從陜西渭南來北京打工的王夢麗堅定地表示一定會回老家。王夢麗8年前和丈夫楊斌一起來北京，住在朝陽區垡頭小武基市場旁邊的平房裏。丈夫在一家民營企業當司機，一年工資六七萬元，刨去開銷，每年能收入1萬多元。兒子出生後王夢麗就不上班了，在家照顧孩子。“北京消費太高了，上幼兒園一個月要花1000多元，還不如我自己帶呢！上小學還得交借讀費，我們已經決定了，等孩子再大些就帶他回家上學去。”王夢麗説。“但那時就得兩地分居了，北京比家鄉收入高，老公得在北京賺錢。我們最大的願望就是攢夠了錢，一起在老家做點小本生意，再在縣城裏買房子定居。”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報告顯示，對於“假如不提供城鎮戶口，你願意留在城裏嗎？”這一問題，舉家外出農民工選擇比例最高的是“願意，無論如何都要留在城裏”，比例為28.9%；但同時選擇“不願意，幹些年再回去”的比例也達到23%，市民化意願呈分化趨勢。造成這種分化趨勢的主要原因，就是舉家外出農民工內部收入差距大，很多低收入農民工難以承受市民化的成本。

　　從調查結果來看，舉家外出農民工和未舉家外出農民工對老家承包地、宅基地的態度並不存在顯著差異，絕大多數都希望保留。這表明舉家外出農民工對完全融入城市還存在較大不確定性，進一步説明土地對農民工仍有很強的保障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