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黨在百姓心中”報告會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圖為報告會上，全場觀眾一起高聲齊唱《沒有共産黨就沒有新中國》。 本報記者 賈同軍攝

　　為隆重紀念中國共産黨成立90週年，市委宣傳部、首都文明辦、市委講師團舉辦了“北京市紀念建黨90週年百姓宣講活動”。活動以“黨在百姓心中”為主題，自今年2月以來，活動自下而上層層開展，共徵集宣講線索10000多條，層層宣講了2500多個愛黨故事，最終遴選出200多個故事，組建22支區縣、工委宣講團，直接參加宣講的群眾達1萬多人，各級宣講970多場次，受眾達300多萬人次。北京市百姓宣講團的9個分團、90名宣講員，在全市集中宣講90多場次。

　　百姓宣講所有的故事都是發生在我們身邊的真人真事，可查、可觸、可聞。百姓宣講講述的是老百姓心中的黨、心中的黨員、心中的事跡。一個個故事，真人真事，典型生動，樸實感人，以小見大，通過小故事反映大主題，見證了黨的偉大、光榮、正確，表達了人民群眾對黨的無限深情。

　　百姓宣講團所到之處，掌聲不斷、感動的淚水不斷。從黨和群眾之間具體而微的情感紐帶入手，在心靈的交匯中體現黨和百姓的血肉聯絡，體現黨和群眾情深似海、生死與共的濃烈感情。這些故事盪漾在百姓心中，觸摸著人們柔軟的心靈，在展示黨群關係的同時，體現了人類最美好的情感、最高尚的情操。

　　1、回家，一個也不能少

　　宣講員：夏書仁，59歲，1975年4月加入中國共産黨，北京建工集團2009年4月赴利比亞項目部任黨委書記。

　　宣講員與宣講故事關係：主人公

　　2011年3月5日，當機艙門打開的一剎那，我忍不住流下熱淚，“我們終於回家了！”

　　我來自北京建工集團，是利比亞項目部的黨委書記。

　　2月17日，利比亞出現騷亂，有的工地隨後被搶，幾百名工人被武裝分子趕出來。危急的情況下，黨委決定，組織700人的護場隊。

　　此時，中國駐利比亞大使館通知我，立即組織工人撤離。集團黨委書記打來電話：“老夏，看到你們的撤離方案了，你是書記，一定要保證安全撤離，一個人都不能少，盼望著你們早日回到祖國。”

　　眼看著局勢越來越危急，工人們心慌了。我站出來對大家説：“慌什麼，有黨和政府呢，我們已經做好了撤離安排，希望大家聽從指揮，隨時準備出發。”我們隨即費盡週折地從當地聯絡了180多輛客車。

　　我們在車窗上貼上了五星紅旗，一路上國旗成了我們最好的護身符，幫助我們闖過了51道關卡。不管是政府軍還是反政府武裝，一看到車上的五星紅旗就放行。晚上十點多，我們終於到了突尼斯邊境。中國駐突尼斯大使館把我們安排到了星級酒店，有的農民工兄弟還住進了總統套房。

　　第二天，我們陸續登上了回國的包機。看到座椅上插滿了五星紅旗，就像小時候在外面受了委屈見到母親一樣，忍不住流下眼淚。我為有這樣一個偉大的祖國而自豪！

　　2、兩個世紀一樣情

　　宣講員：尉紅英，35歲，中共黨員，密雲山區人，市委講師團機關幹部。

　　宣講員與宣講故事關係：故事的親聞者

　　我的家住在司馬臺長城腳下，幾輩子都是地地道道的山裏人。

　　抗日戰爭時期，我們山裏有位鄧玉芬媽媽，家裏養了7個兒子，窮得揭不開鍋。這時，山裏來了八路軍，幫著搞土改，一家子終於吃上飯了。鄧媽媽打聽到，這些人還能打鬼子，這支隊伍的頭頭兒叫“共産黨”。

　　鄧媽媽兩口子商量：“他爹，這共産黨的隊伍真好啊，你就帶著咱4個兒子跟著他們打鬼子去吧！”

　　1942年，日本鬼子瘋狂向密雲山區掃蕩。鄧媽媽帶著家裏的傷員、扯著幾個兒子跟鄉親們一起躲進了山洞。高燒的小七兒哭鬧著要回家。鄧媽媽扯下了一把棉花套子，一狠心塞進了小七兒的嘴裏，使盡全身的勁兒把孩子捂在懷裏……

　　鬼子走遠了，孩子已經渾身冰涼。

　　1945年9月，抗戰勝利的喜訊傳進了山裏，鄧媽媽也得知了爺兒五個犧牲的消息。堅強的鄧媽媽心一橫，把惟一的兒子小六兒也送上了部隊，讓他繼續跟著共産黨。一年後，小六兒也在解放戰爭中犧牲了。

　　21世紀，我們山裏又出了一位李連芝媽媽。2002年秋天，李媽媽領著惟一的兒子張虎報名參軍。李媽媽説：“咱山裏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紅火，國家每月還給咱山區的老百姓發補貼，兒子養這麼大了不去當兵，對得起咱國家嗎？”

　　2003年11月3日，湖南衡陽大火，18歲的張虎在轉移群眾、搶救財物時，大廈突然倒塌，張虎和其他武警消防官兵一起淹沒在了火海之中……

　　張虎的骨灰盒上覆蓋著鮮紅的黨旗運回北京。縣領導問李媽媽有什麼要求“您就讓我閨女去接她哥哥的班兒吧……”

　　3、我為村民致富忙

　　宣講員：李書國，55歲，中共黨員，大興區榆垡鎮劉家鋪村黨支部書記，榮獲2010年北京市“群眾心目中的好黨員”。

　　宣講員與宣講故事關係：主人公

　　劉家鋪村位於北京的最南邊，再邁一步就到河北省固安了。別看我們離北京城裏遠，我們可是遠近聞名的果樹專業村。

　　2001年，政府出臺了補貼政策，把品種不好的梨樹全部嫁接換成了豐水梨和黃金梨，讓我們村搭上了致富快車。

　　以村黨支部為主體，我們組建了劉家鋪村果樹協會，大夥推選我當會長。協會幫助村民購買生産資料、請專家教技術、聯絡銷售渠道，為村民提供一條龍服務。

　　2003年，嫁接的豐水梨和黃金梨開始結梨了，一斤賣到了一塊三四，大夥兒甭提多高興了。

　　轉過年來，果農們提出，套梨用的果袋太貴。我們村每年需要大小果袋1000多萬個，這可不是一筆小錢兒！我們幾個一合計，去山東，爭取廠價直銷。村裏沒錢，我就求一個朋友開他自己的車拉我們去了山東。談判成功，一年下來就為全村果農節省了20多萬。

　　嫁接後的果樹要人工授粉，我坐了6個小時的長途車到河北青縣，為大夥兒買回了80台授粉機。回到村裏一報賬，會計問：“就住20塊錢一宿的小旅館，您也不怕招一身虱子？”

　　現在，我們村的黃金梨最高畝産值達到了9000元，收入超過10萬元的果農有20多戶。我們村成了榆垡鎮遠近聞名的富裕村。

　　村民富，村委會可不富。我們幾個人還是騎著自己的電動自行車。有人開玩笑説：什麼時代了，還騎個破電動自行車，丟不丟人？我説：只要老百姓認可，只要鄉親們能富，就是騎驢也不丟人！

　　4、天山兒女的心緊連共産黨

　　宣講員：努爾比耶克裏木（維吾爾族），20歲，中共黨員，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商學院學生。2006年至2010年就讀于昌平二中內地新疆高中班，被評為“昌平區優秀團員標兵”、“優秀內高班學生”等。

　　宣講員與宣講故事關係：主人公

　　我是一個維吾爾族姑娘，現在是北京外國語大學大一學生。

　　2006年，我從新疆庫爾勒來到昌平二中。那天，走進校園時已是深夜，沒想到，桌上早就擺好了可口的飯菜，班主任老師叫出了我們每個人的名字。

　　我的好朋友阿依先古麗，家在農村。她跟我説：要不是上了新疆班，她可能已經嫁人了。到北京上學不久，她媽媽進入尿毒症晚期，後來就去世了，聽到噩耗，阿依先古麗幾次哭暈了過去。

　　料理完母親的後事，父親把阿依先古麗送回學校。班主任和我們幾個好朋友早早地等在校門口迎接。班主任流著淚連聲答應她父親：“您就放心吧！我們都是她的親人，這裡就是她的家。”從那以後，班主任每月都從工資中拿出一部分錢來資助阿依先古麗，還常利用業餘時間給她補課。後來，阿依先古麗終於考上了重點大學。

　　新疆班學生基礎參差不齊，有的人連英語ABC都不會寫。教英語的趙老師就一對一地為我們補課，一年後，我們預科班的學生在全年級英語考試中取得了第一名。

　　我知道那些給我幫助、讓我感動的老師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那就是共産黨員。我向黨組織遞交了入黨申請。2010年3月16日，在我年滿18歲的時候，我和12名新疆班的同學一起在黨旗下莊嚴宣誓，我們這些天山兒女的心和黨緊緊地連在了一起。

　　5、讓出生之希望的白衣天使

　　宣講員：于曉姝，30歲，中共黨員，市衛生局黨校職工。

　　宣講員與宣講故事關係：故事的親聞者

　　2006年6月24日，為紀念在抗擊“非典”中犧牲的白衣烈士，“救死扶傷”紀念壇在北京市衛生局黨校的半山坡上落成了。一次特殊的講解，讓我永生難忘。

　　那一天，當我氣喘吁吁地登上紀念壇的時候，一位中年男子正面對著烈士雕像呆呆地看著。當我講到武警北京總隊醫院的主治醫師李曉紅事跡的時候，他淚流滿面。我停下來，給他遞了張紙巾。

　　“沒事兒，你剛剛講的李曉紅是我的妻子。”這位男子是李曉紅的愛人，他向我講述了李曉紅的故事。

　　李曉紅是一名年輕的共産黨員，是那年犧牲的9位烈士中年齡最小的一個，年僅28歲。申請休假的報告已經批准，當聽説分管的病人有可能被病毒感染，懷有身孕的她立刻堅持上班了。“這個時候我怎麼能當逃兵呢！”再三勸她休假，她卻説：“我和這個病人已經密切接觸了，還是讓其他同志回避，讓我留下來吧！”

　　就這樣，她一直戰鬥在臨床一線，由於過於疲勞，不幸被病毒感染了。

　　“我年輕，能挺住。先把重症病人轉走吧！”就這樣，她先後三次把轉院治療的名額讓給了其他患者。

　　病情漸漸惡化後，已經説不出話的李曉紅，在紙上留言給醫生，請求在她身上試驗新藥。生命離去的前一天，她強撐著寫下了上千字自己關於病情的體驗和分析。這個珍貴的治療方案，為挽救患者的生命發揮了重要作用。

　　我的心在顫抖，很疼很疼。我知道了，一個共産黨員的信仰，是為了祖國和人民可以犧牲一切、甚至是生命的信仰！

　　此刻，我想對天上的曉紅説：你不會孤單，因為我們會延續你的大愛和堅強，會傳承你“救死扶傷”的執著和理想！

　　6、從逃荒孩子到“中關村第一代”

　　宣講員：紀世瀛，69歲，62歲時加入中國共産黨。1980年與陳春先等人共同創辦了中關村第一家民營科技企業。北京市應用科學研究院院長、北京企業管理學院院長。

　　宣講員與宣講故事關係：主人公

　　31年來我一直堅持在中關村創業，是中關村第一代創業者。如今，我已經快70歲了，回顧自己的一生，可謂曆盡磨難，但每一次都是黨幫我闖過了難關。“沒有共産黨就沒有我的今天。”

　　解放前，我出生在北京昌平九里山下一個非常貧苦的農民家庭，四歲隨父母逃荒到了張家口。1949年，共産黨解放了我的家鄉，我才回到了北京老家。1962年考上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畢業後分配到了中國科學院。如果沒有共産黨，一個差點餓死的逃荒孩子，怎麼可能登上中國最高的科學殿堂！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改革開放大幕。1980年10月，我和陳春先等人創辦了中關村第一家民辦科技機構北京等離子體學會先進技術發展服務部。“民辦民營”這個新生事物很快遭到了質疑和非難，又是黨把我們從困境中解救出來，中央肯定了服務部的大方向完全正確，我們激動得在心底一遍遍呼喊：“英明偉大的中國共産黨萬歲！”

　　黨的十六大開幕的當天夜裏，聽説民營企業家也可以入黨了，我一夜沒睡，寫了一份長達25頁的入黨申請書。62歲那年，我終於被批准加入了中國共産黨。在黨旗下莊嚴宣誓的時候，我心裏一直重復著這樣一句話：一輩子堅定不移跟黨走。

　　可是就在2006年7月，我被診斷為“胰頭癌”，醫生判斷最多只能活八個月。病危期間，黨和政府特派了專家組為我會診治療。我終於戰勝了病魔，從黃泉路口回來了！五年了，我不但沒有倒下，還創辦了北京企業管理學院，至今戰鬥在中關村的第一線。

　　7、師生三代無悔回國報效

　　宣講員：梅品超，43歲，北京協和醫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宣講員與宣講故事關係：故事的親聞者、主人公

　　3年前，我從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回到了祖國。我的老師、我老師的老師，他們當年都做過同樣的選擇。

　　我老師叫沈岩，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的醫學分子遺傳學家。老師的老師叫吳冠蕓，北京協和醫學院教授，中國開創産前基因診斷的第一人。

　　抗日戰爭時期，13歲的吳教授在杭州的難民所躲過一劫。少年時的記憶，讓她幼小的心裏埋下了一顆種子：我要為國家富強而奮鬥。18歲考入上海聖約翰大學，她第一次接觸到共産黨人，很快就成為一名入黨積極分子。上海解放前夕，許多同學都出國了，她和丈夫留在了祖國，加入了中國共産黨。

　　上世紀80年代，吳冠蕓教授的實驗室裏來了一位28歲的刷試管工人我的老師沈岩。1990年，沈岩去法國深造。“你到國外多學點知識，學完一定要回來。”臨走前吳老師囑咐他。

　　3年後，沈岩準備回國了。導師孟德爾博士挽留他：“在這裡你的薪水可以買別墅、買雪鐵龍。”

　　“不，您説的不對！北京有我的父母妻兒，有我的老師，有我的研究所。我愛我的祖國！只有在那兒，才有我的舞臺！”沈岩説。

　　2007年，我在闊別祖國7年後第一次回來探親。一下飛機，我就被北京巨大的變化震驚了，是我走過美國的任何一個地方都不曾有過的感覺：我是一個中國人，我的根在這裡，我的心也在這裡。

　　我沒什麼可猶豫的，返回美國以後我立即遞交了辭呈，帶著滿滿的思鄉情、報國志，我回家了!

　　8、一心一意跟黨走

　　宣講員：曾昭日（香港籍），49歲，北京日昌麟記餐飲有限公司董事長。1986年從香港來京從事餐飲行業管理工作，1996年開始在京創業，至今開辦了5家連鎖餐飲企業。

　　宣講員與宣講故事關係：主人公

　　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大家別看我今天在北京做老闆，過去在香港，我就是個二等公民。別的不説，香港人要是在國外遇到什麼困難，英國政府從來就沒管過我們。北京，卻從來沒把我當外人。

　　1986年，我來北京之前，很多朋友都不支持，擔心會出事。可當我一下飛機，辦理入境手續的海關人員一句話，就讓我放心了：“您是香港回來的？歡迎來北京！”多親切的話，這是我在香港生活20多年從來沒有感受過的溫暖！

　　1997年7月1日，我在北京觀看了香港回歸的現場直播。一個北京朋友抱著我説：“歡迎回家啊!”那一刻我眼睛濕潤了。我有家了！我是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了！

　　我在北京生活已經20多年了，從一個香港的西餐廚子到擁有5家連鎖企業、幾百員工的老闆，還當了北京的姑爺，處處享受著北京的關照。

　　記得第三家分店即將開業的時候，我突然接到了拆遷通知。我好不容易把開業手續全辦齊，又花了好幾個月裝修和招工，眼看就要開業。先別説投資，幾十個已經跟我簽了合同的員工怎麼辦？絕望時，區負責人聽説了我的困難，主動找到我，同意再安排一個更合適的地方讓我繼續經營：“你是香港同胞，祖國歡迎你們回來創業。放心吧，有黨，有政府呢！”平安大街上的這個新店址，如今已是我的旗艦店。

　　來北京那麼多年，我從一個普通的打工仔，到擁有自己的事業。今後，我會更加努力把企業搞好，並一心一意地愛祖國、跟黨走！

　　9、 用愛為下一代傳遞希望

　　宣講員：袁天天，27歲，中共黨員，北京市電氣工程學校團委書記。

　　宣講員與宣講故事關係：故事的親聞者

　　我們學校有這樣一位老師：調皮貪玩的孩子經過她的教誨都能變得彬彬有禮，基礎差、自信弱的學生在她的班裏都能夠成長進步。她，就是共産黨員權福苗。

　　權老師有一張特製的圖表，表上密密麻麻寫滿了每個學生的性格特點、在校表現、學習知識技能等情況。學生張龍的表上是這樣寫的：“張龍，性格內向，但是動手能力較好，穩重踏實。目前為其定位適合的崗位是某部機關樓宇管理員。培養目標：高一上學期擔任專業課代表；高一下學期在區技能大賽上獲獎，高二在市級技能大賽上獲獎……”

　　張龍是一個來自延慶山區的孩子，靦腆內向，連在走廊裏向老師問聲好，都會害羞地盯著自己的鞋尖，這樣的學生能夠達到權老師的培養目標嗎？

　　今年4月，我在走廊遇到了張龍，他很大方地跟我打招呼：“老師您好！您回來了，在外學習一切都好吧？”這幾句話讓我愣了半天。我問他：“你現在怎麼樣，學習忙嗎？”他興奮地説：“老師，我現在可忙了，要準備參加全國技能大賽了。”他的話再次讓我愣住了。

　　從張龍的博客上，我找到了答案。

　　張龍入學後，權老師讓他擔任了電子課代表，從小到大第一次當班幹部，張龍上進心更強了。張龍家在山區，來回一趟路費就要50多塊，權老師幫助他申請了週末在校住宿，還鼓勵他參加校電子技術競賽，結果張龍拿了第一名！緊接著，在區級電子技術競賽中，他又獲得了一等獎！

　　權老師常説：“老師對學生的愛就是責任，就是不拋棄、不放棄！”

　　10、山窩窩飛出不朽的歌

　　宣講員：李洋，28歲，房山區堂上村村民，《沒有共産黨就沒有新中國》詞曲創作地紀念館義務講解員。

　　宣講員與宣講故事關係：故事的親聞者

　　我爺爺是當年最早學唱《沒有共産黨就沒有新中國》這首歌的兒童團員，也是這首歌曲誕生的歷史見證人。

　　1943年9月，晉察冀邊區劇社到平西抗日根據地發動群眾宣傳抗日，19歲的曹火星被派到了房山區的堂上村，白天搞宣傳，晚上忙創作。

　　一天，曹火星讓我爺爺召集村裏所有的兒童團員，説要教唱他新創作的這首《沒有共産黨就沒有中國》。哎？怎麼這麼耳熟啊，那曲子不就是當地民歌“霸王鞭”嗎！我爺爺覺得歌詞寫得特別好：“他建設了敵後根據地，他實行了民主好處多”，這些都是根據地老百姓的心裏話呀！

　　打那以後，兒童團員站崗放哨，劈柴放羊，嘴裏老是哼哼這首歌。一傳十、十傳百，這首歌一下子在平西就傳開了。後來，毛主席還親自給它加了個字，叫《沒有共産黨就沒有新中國》。

　　1994年，曹火星回到堂上村。他和我爺爺老哥倆一見面，就緊緊地擁抱在一起。曹火星説：“當年寫歌的地方，我這一輩子也忘不了啊！”我爺爺呢，一直跟在他的身旁，嘴裏邊不停嘮叨著村裏這些年的變化：“火星啊，你知道嗎？當年你那家的房東，家裏的孩子都到國外留學去了。解放前，村兒裏出不了一個大學生，現在可好啦，都出 "洋學生"了。那時候，十幾歲的孩子窮得沒衣服穿，可你瞧瞧，我們現在吃的、穿的、住的，啥都不缺了。真是沒有共産黨就沒有新中國呀！”

　　2001年6月27日，《沒有共産黨就沒有新中國》詞曲創作地紀念雕塑揭幕。現在，《沒有共産黨就沒有新中國》詞曲創作地成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了，我爺爺啊，也當上了義務講解員啦。

　　11、千里送款：一分錢不少，一個人不落

　　宣講員：唐晶，24歲，中共黨員，門頭溝區人民法院法官助理。

　　宣講員與宣講故事關係：故事的親聞者，主人公的同事

　　這是一個法院為22位四川籍農民工追討血汗錢的故事。

　　幾年前，門頭溝一家煤礦因為污染嚴重被責令關閉。在那裏打工的22名四川籍農民工一看沒拿到工錢，頓時就急了，一紙訴狀告到法院。皺巴巴的起訴書上，歪歪扭扭地寫著：“青天大老爺，一定得給我們做主啊！”

　　不久，案子判了，農民工贏了，可煤礦因財産不足，工資款只能先給一部分。22名農民工的心裏很不痛快。他們找到女執行法官王淑霞：“王法官，我們決定回老家了，知道法院盡力了，我們認了。”望著他們帶著遺憾離去的背影，王法官的心裏很不是滋味，她暗下決心：“一定要把煤礦欠農民工的工資給追回來！”

　　轉眼到了2009年，經過法院的不懈努力，案款終於要回來了，但如何發款又成了一個新難題。按照司法規定，當事人需要在卷宗上簽字，可22位農民工的工資款最多的一筆三千多塊錢，最少的才三百多塊錢，如果讓遠在四川的農民工來京領款，有的連往返路費都不夠。而且絕大多數人的電話都變了，根本聯絡不上。

　　院黨組決定：送款，22個農民工一個也不能落！

　　從北京到成都兩個多小時的空中飛行，從成都到射洪6個多小時的崎嶇山路，再從重慶到奉節26個小時的水路，王法官帶著書記員和法警拖著裝滿22本卷宗的箱子跋山涉水，連續趕路，幾天幾夜都沒合眼。那段時間他們光是聯絡派出所、村委會的電話就打了上百個。

　　經過三千多公里的艱難跋涉，王法官他們終於找到了分散在四川、重慶6個縣11個村的22名農民工，並把錢親手送到了他們每一個人的手中。

　　12、重新揚起生命的風帆

　　宣講員：汪涓，35歲，中共黨員，北京市殘疾人體育訓練職業培訓中心職工。共獲得國際、國內殘疾人體育比賽金牌31枚、銀牌12枚、銅牌8枚，曾九次打破世界紀錄。

　　宣講員與宣講故事關係：主人公

　　老人們總説，像我這樣只有一條腿的人，如果是在舊社會，能活下來就不容易，生活更是非常非常地艱難。可是現在的我，不僅上了大學，而且在機關工作，還參加了40多次國際、國內殘疾人體育比賽，共獲得30多枚金牌，9次打破世界紀錄，為國家、為北京贏得了榮譽。

　　1988年10月15日，一場車禍改變了我的命運。那年，我剛滿13歲。進入殘疾人職業高中後，我走出生活的陰影，變得堅強起來。

　　1994年，第六屆遠南殘疾人運動會在北京舉行。國家組建參賽隊伍，我被選入輪椅擊劍隊參訓，那時距離開賽只有40多天。雖然我從不知道擊劍是什麼，可是我決心用我最大的努力回報國家給我的機遇。那一年的夏天出奇的熱，訓練時需要穿上擊劍服和厚厚的防護服。60多歲的老教練為了指導我，也要穿上翻毛牛皮教練服。一堂訓練課下來，我們兩人，都像從水裏撈出來一樣。在第六屆遠南殘疾人運動會上，我獲得了女子重劍冠軍、花劍亞軍的好成績。

　　備戰2008年北京殘奧會前夕，由於跳遠訓練時，長時間用假肢起跳，我腿部殘端出現壞死，每次起跳都鑽心的疼。醫生警告我，如果再用假肢起跳，很可能被再次截肢！我的教練多次勸我放棄。可我想，北京奧運會和殘奧會是中國人民期盼已久的盛事，我決不能放棄，為了不辜負國家多年的培養，我毅然回到訓練場，咬緊牙關，繼續訓練。

　　在殘奧會跳遠比賽中，我忍著劇痛，拼盡全力，以5厘米之差，獲得了第四名，這已經是我最好的成績。在百米比賽中，獲得了一枚寶貴的銅牌。

　　13、政府埋單：大雜院變身“幸福小院”

　　宣講員：孫華，55歲，東城區東四街道社區居民。

　　宣講員與宣講故事關係：故事的親聞者

　　“天棚魚缸石榴樹，先生肥狗胖丫頭。”這是形容老北京四合院裏“住家兒”的生活情景。我家就住在東四四條一個四合院，親眼見證小院從破敗不堪到修繕一新。是危改，讓這個四合院又“活了”起來；是黨和政府的關懷，讓我們有了溫暖的新家！

　　早些年，隨著北京城的人口越來越多，四合院越來越窄，加上搭小廚房的、搭煤棚子的，挺寬敞的院子就變成了長長一條兒，要是兩個人走個對臉，那都得側著身兒過，感覺就一個字，擠！

　　壓根兒沒想到的是，2008年初，房管所幾個人在院子裏進行了一番勘察政府要對這一片的危房進行改造。老房子要翻修，錢得花海了去了！人家六個字就打消了我們的擔心：不花錢，國家掏！

　　嗨，這天上餡餅就真掉我們頭上了。

　　修房師傅對照著圖紙，精心測量。那架勢，嘿，靠譜！房子修完，還是老北京四合院的味兒。

　　三個月後，我再進院子，差點都不認識了。和我住了幾十年的老街坊李姐跟我説：“我結婚的時候都沒住上新房，沒想到老了倒住上新房了！”

　　後來我才知道，政府這次危改花了大力氣了。東四平房保護區是北京市確定的第一批平房保護區。2003年“煤改電”， 417間民房按照明清房屋的規格進行了修繕，一水兒的青磚青瓦呀；2007年後，130個小院、800多戶的平房得到了修繕。現在住平房，跟住樓房沒什麼兩樣了。

　　清晨，籠子裏的鳥兒嘰嘰喳喳，海棠花飄著清香，小院兒可是真美。我最想説：“衷心的感謝黨和政府，給我們老百姓帶來的幸福生活！”

　　文字整理：童曙泉 侯莎莎 賈曉燕 駱倩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