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6月30日電（記者　李雲路　王建華　蔡敏　許曉青）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1889－1975）曾説：“我願意生在中國。因為我覺得，中國今後對於全人類的未來將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他説這番話時是在中共執掌政權之後。但如果他看到1949年以前中國的情形，也許會有另外的感想。

　　十九世紀末，很多生存維艱的中國人到海外謀生。據《美國華人史》記載，他們中許多通不過移民官挑剔刻薄的盤詰，被關押在舊金山天使島的候審木屋，走投無路而自殺。一些人寫下遺詩刻在板壁上，有數百首之多。

　　一首寫道：“國弱被人多辱慢，儼然畜類任摧殘。”

　　中國共産黨1921年7月在上海法租界一座石庫門房子內秘密成立。它提出的奮鬥目標就是要改變這個國家人民的悲慘命運。

　　出席中共一大的有13人，代表全國50多名黨員。他們相信只有馬克思主義能救中國。而那時大多數中國人對此並不樂觀。

　　90年後，中共黨員人數發展到8000多萬，相當於德國的全國人口。他們領導的國家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美國的最大債權國、掌握著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中國還擁有全球市值最大的銀行、石油和電信企業，甚至將可能成為最大的“奢侈品消費國”。

　　今年利比亞發生動蕩時，中國派出海陸空力量，12天內接回3萬多在利中國公民，保障了他們的人身安全。

　　而在1949年前，中國中央政府甚至不能在自己的國土上完全行使主權，很多決定是西方殖民主義者強加的。現在，中共把一個五千年文明古國重新帶回了世界中心舞臺。

　　但同時，這個崛起中的大國仍有它不盡如人意的一面。比如，台灣問題作為歷史遺留問題使中國還沒有實現完全統一；人均GDP還排在世界百位左右；因收入分配不公等導致的民生問題比較突出；它在現代還沒有做出改變人類歷史進程的重大科技發現和發明；腐敗現象正在一些地方蔓延，損害了黨群關係。

　　從溫飽到小康

　　與西方一些國家在崛起過程中都要對外擴張不同，中國共産黨沒有派遣一兵一卒到國外去佔領過別人一寸領土。

　　很多人認為，中共最大的成功之一，是解決了國內龐大人口挨餓的問題，並以此獲得人民長期的支持。

　　63歲的嚴宏昌是安徽省小崗村的一名村民。他聽父輩們説，上世紀二十年代，軍閥混戰、土匪橫行，水利設施缺失、淮河連年水災，很多村民要外出討飯。解放戰爭時期，小崗位於國統區內，村民們聽説共産黨要給農民分田分地，能吃飽飯，都很興奮。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小崗和全國許多地方一樣進行了土改，每家每戶第一次領到了屬於自己的土地證。加上沒有了戰亂，村民生産積極性很高，每家生活明顯改善，還有了余糧上交國家。但在“文革”時期，“大鍋飯”挫傷了農民的生産熱情，糧食産量顯著下降。

　　嚴宏昌説，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家裏人到處挖野菜，煮出來的野菜稀飯，先給老人、孩子吃，剩下的給幹活的男人吃，主婦摸摸鍋裏，沒有了就不吃了。所以，經常出現婦女餓昏、餓死的事情。嚴宏昌帶著子女跑遍了鄰近幾個省，為了要到一口飯，放下了所有尊嚴。對於性格要強的老嚴來説“那是一種無法用言語形容的折磨”。

　　1978年8月，“文革”已經結束，時為生産隊副隊長的嚴宏昌，和其他17人一起，&&摁手印實行“大包乾”，也就是把田地重新承包給農戶，搞自主經營。次年，嚴宏昌家就解決了吃飯問題。1983年，一家七口30多畝地，一年收糧食2萬多斤，溫飽不再愁。當時冒風險摁手印的，有4個人後來成了中共黨員。

　　以“大包乾”為主要形式的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在農村普遍推廣。1978年，中國農村仍有2．5億尚未解決溫飽問題的極端貧困人口。2010年，按照年人均純收入1274元的扶貧標準，全國貧困人口已減至2688萬人。

　　而在全球範圍內，9．25億人正承受著饑餓的折磨。世界銀行2008年公佈的貧困人口測算數據顯示，在1981年至2005年間，東亞以1．25美元貧困線衡量的貧困人口占本地區總人口的比重從近80％下降到18％，這主要是由於中國在減貧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過去25年，全球減貧事業成就的70％左右來自中國。

　　中國幾千年來，歷代統治者都沒有根本解決人民的饑餓問題，這成為政權不斷更替和持續動蕩的導火索，明末的戰亂和災荒就造成幾千萬人死亡。

　　然而，解決溫飽問題後，中共仍然面臨巨大挑戰，那就是如何使人民過上全面小康生活，實現共同富裕。

　　28歲的家庭主婦胡愛華最近才在認真考慮買一台電視機。她在一家外貿公司上班，月薪3000多元。她的丈夫王鑫是駐京某部隊的初級軍官，月薪4000多元。這樣的收入在消費水平日趨上升的北京難言寬裕。

　　胡愛華和王鑫住在一間十幾平方米的宿舍裏，屋子裏除了一張床、一副可折疊衣架、一台電冰箱、兩張桌子，幾乎沒有別的家用大件。兩人都來自農村，和眾多進入城市的農村人口一樣，他們不僅要從頭積攢城市生活的物質基礎——用於住房、教育、醫療、生兒育女等大項開支，還要把部分工資寄回老家。

　　今年3月，胡愛華看到一條新聞：全國人大會議發言人李肇星宣佈，中國國防費預算要增長12．7％，相當一部分將用於養兵過日子。“如果丈夫能漲工資，我們就可以買一台電視，”胡愛華説，“同樣的錢，對富人和窮人來説是不一樣的。”

　　中共對自己的發展保持謹慎樂觀。大多數中共官員認為中國仍處於相對落後狀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持續一百年。

　　馬丁雅克在《當中國統治世界》一書中寫道，中國當前的首要任務是保持經濟增長，絕不允許經濟發展這一目標受到任何干擾。

　　從革命到改革

　　“革命”是中國人最常聽到的詞彙之一。中共長時間忙於解決革命和戰爭問題。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一首廣為流傳的詩歌是《獻給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勇士》，描述中國軍隊攻入美國白宮，解放全世界的受壓迫者。

　　但讓人驚詫的，也正是這時，毛澤東卻提出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40年後，人們討論這件事時認為，它“超越了意識形態的差異”，嘗試了“使中國提前20年走出冷戰”。

　　“街上滿是兩輪、三輪腳踏車和手拉車，市中心一家商店窗戶上貼著‘全世界人民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走狗’的標語。”這是參加“乒乓外交”的美國兵乓球隊員康尼斯威裏當年對北京的印象。

　　到了1979年，北京街頭首次出現了美國商業廣告——“可口可樂添歡笑”。曾在朝鮮戰場交鋒的中國與美國建交了。這時，“文革”已結束3年。西方媒體把中共幹部稱作“務實的共産主義者”。

　　中共把“革命黨”的身份轉換成了“執政黨”，但國內的革命任務並沒有完成，只是，被賦予了新的意義。中共稱改革開放也是一場“革命”，甚至是一場“戰鬥”——特別是正在進行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新一輪改革，被稱為“攻堅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