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衛生法》立法26年首度徵民意，“被精神病”收治亂局亟待規範

　　對律師黃雪濤來説，“2011年6月10日”是一個特別的日子。

　　那一天，她代理的當事人徐武出院了。

　　那一天，她在武漢大學做了一場長達3小時的演講，題目叫《拒絕被精神科醫生統治》，而副標題為“法治是我們人身安全唯一齣路”。

　　而最重要的是，那一天，《精神衛生法(草案)》由國務院法制辦公佈並開始徵求意見。

　　一部難産了26年的法律，終於以“草案”的姿態，亮出了“不得強制進行精神病檢查”的核心價值觀。

　　已經等了太久。

　　這些年，面對精神病強制收治領域的亂象———“該收治的不收治，不該收治的被收治”，從法學界、醫學界到普通民眾已經飽嘗了法律缺位的痛。

　　草案發佈，歡呼一片。人們似乎看到了重整精神病檢查收治秩序的曙光。

　　然而，矛盾依然存在。一邊是“普通公民被精神病”的深淵，另一邊又是“武瘋子危害公眾安全”的懸崖，這一部《精神衛生法(草案)》能平衡好嗎？

　　來自親人的傷害，無處可逃？

　　如果監護人就是侵權人，患者將無處可逃。這實際上肯定了以前的一些錯誤的規則

　　這兩天，黃雪濤正在接觸一個新案子，“和廣州何錦榮案如出一轍，還好他比何錦榮幸運。”

　　今年45歲的陳國明(化名)是福建長樂人，與妻子一起經營一家珠寶店。2011年2月10日晚，正在睡覺的他，被妻子及其娘家人用透明膠帶捆綁，送到了南平市延平區精神病院。根據該精神病院的記錄，當時家屬稱陳國明“反復疑人害，衝動，傷人，毀物，失眠兩年”。

　　幸運的陳國明，遇到了一個比較清醒的值班醫生。醫生判斷他不像精神病人，未對他使用精神病藥物。

　　然而，“誰送來誰領走”這個困擾無數“精神病人”的現有規則，讓陳國明依然無法“飛越瘋人院”。直到陳國明的姐姐多方打聽找上門來，可姐姐也無法帶走他，只能報警求助。在警方的介入下，陳國明被送往福州精神病院做精神鑒定。

　　整整住院56天后，陳國明帶著“患者目前無精神病性症狀”的診斷出院了。

　　而在精神病院之外等待他的，是離婚傳票和“一貧如洗”的家。據陳國明透露，珠寶店被關門了，價值400多萬元的珠寶不知所蹤，股票賬戶上的80萬元全部被人套現，家中的保險櫃空空如也。

　　如今，陳國明孤身一人住在家徒四壁的房子裏。每每回想，他都在後怕，“如果，姐姐沒打聽到我被送進了精神病院；如果，最後精神鑒定不能確定我有沒有精神病,我是不是一輩子都出不來了？”

　　黃雪濤在微博裏留下這樣一句感慨：終於見到，出院的不是精神病人！

　　《草案》的新規定，能不能解除陳國明等人的隱憂呢？黃雪濤説，按新規定，“受害人最長會被住院觀察三天，醫生診斷無病，則放人，無須像陳國明一樣長達56天”。但是，“遭遇家人綁架送院的情節，不僅不能避免，可能會更多發。”

　　一直致力於精神病強制收治研究的公益組織深圳衡平機構，在《草案》公佈的第一天，作出的第一條評論就是“監護人權責過大”。

　　來自親人的“傷害”，似乎依然無處可逃。

　　《草案》第26條規定，“疑似精神障礙患者發生或者將要發生擾亂公共秩序行為的，其監護人、近親屬應當將其送往醫療機構進行精神障礙診斷”，黃雪濤説，這種安排，很有可能引爆近親屬之間的濫用個案。

　　而更關鍵的是，《草案》提出住院期間“病人”權利由“監護人”代為決定。“如果監護人就是侵權人，患者將無處可逃。這實際上肯定了以前的一些錯誤的規則。”

　　因上訪“被精神病”，地雷還在？

　　“擾亂公共秩序”這個標準太模糊，自由裁量權太大，可能存在濫用可能

　　就在徐武案引發各方高度關注的時候，深圳的一單案件的判決意味深長。

　　2011年5月10日，深圳福田區法院以一紙判決書為深圳市“被精神病”護士郭俊梅贏回了正常人的身份。

　　2009年12月，因不滿獎金分配方案，深圳市第二人民醫院高壓氧科護士郭俊梅到深圳市信訪辦投訴。一週後，醫院人事科長打電話叫郭俊梅到辦公室談話，但實際卻安排了康寧醫院司法鑒定科醫師高北陵，假扮“上級工會領導”代表組織談話，郭俊梅以為上訪得到了上級領導的關注，就把心裏的想法毫無保留地告訴了高北陵。

　　後面的劇情開始走樣：2010年1月13日下午，副院長陳斌來到該科室宣佈,郭俊梅在她父母陪同下到康寧醫院做了檢查，被診斷為偏執性精神障礙，醫院決定讓她到康寧醫院住院治療，康復回來後將調到院圖書館上班。

　　還好，郭俊梅沒有被關進“瘋人院”，她打起了名譽權官司。

　　福田區法院審理後認為，郭俊梅在深圳市第二人民醫院工作期間並無任何工作失誤，亦未出現因精神問題做出不當行為，醫院因其與院領導發生爭執就認為其存在精神問題，在未徵得其父母及其近親屬同意情況下，聘請康寧醫院精神病專家為其診治，其行為本身存在不當之處，是造成郭俊梅名譽受損的主要原因。

　　另外，醫師高北陵僅根據與郭俊梅的一次談話，就初步診斷她患偏執性精神障礙；醫院憑此初步診斷，就為郭俊梅調整工作，行為過於草率。而院方向媒體講述郭俊梅患偏執性精神病，高北陵亦違反保密義務向媒體披露郭俊梅的情感隱私和患病情況，這種行為必然導致郭俊梅的社會評價降低，侵害其名譽權。

　　郭俊梅還算幸運，更多的人直接就被迫“非自願住院治療”。

　　因狀告鄉政府，河南漯河農民徐林東在家屬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大劉鄉政府送進精神病院。其家人找到精神病醫院，提出讓徐林東出院，但遭到該院當場拒絕：“你家屬沒這個權力把他接走。他是通過鄉政府送過來的，只有鄉政府才有這個權力”。最終，徐林東被關在精神病院6年半，直到2010年4月底才重獲自由。

　　也就是在2010年，湖北男子彭寶泉因拍攝上訪過程，被有關部門強行送至精神病院；浙江省松陽縣農民李體法攔截省環保廳廳長告鄉政府的狀，也被強制送進了精神病院。

　　法律界一直堅持，公權力的一再濫用，就是“被精神病”屢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深圳衡平機構負責人在草案發佈的當天，就明確指出：草案規定沒有堵上這個漏洞，反而給公權力濫用提供了捷徑。

　　讀一讀草案第27條規定的“強制收治條件”：“只有精神障礙患者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且有傷害自身、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擾亂公共秩序危險的，才能對患者實施非自願住院醫療。”

　　黃雪濤就認為，“擾亂公共秩序”這個標準太模糊，自由裁量權太大，可能存在濫用可能。目前很多明顯屬於濫用精神病醫學的個案，如街頭拍照的彭寶泉，可能都會被指擾亂公共秩序。越級上訪、投訴檢舉不實、網絡言論，都可能會被指擾亂公共秩序。“如果精神衛生法為此開設收治大門，後果將不堪設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