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時代同行——紀念中國共産黨成立九十週年

　　1921年7月，13名中國青年加上兩名共産國際代表，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座小樓裏舉行了中國共産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除了租界的密探和巡捕，幾乎無人注意到這次會議的召開。這顆共産主義的種子卻從此在中國迎風而長，生根發芽，發展壯大。經過28年的血雨腥風，艱難困苦，前赴後繼，矢志為了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和解放奮鬥的中國共産黨人最終在1949年取得了中國革命的成功。

　　九十年以來，中國共産黨歷經戰爭年代、社會主義改造時期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同時也完成了一個革命黨到一個執政黨的轉型。風雨如晦的外部世界，複雜多變的內部時局，不斷給這個黨帶來新的課題與考驗。從帶領四萬萬同胞翻身解放，直到當今進一步推動一個十四億人口大國波瀾壯闊的改革大業，中國共産黨克服種種困難，在蜿蜒曲折中穩步前進，其成功經驗當可概括為四個金字：與時俱進。

　　世界上沒有任何政黨，可以固執死守一成不變的教條，以此應對紛繁變化的世界而屹立不倒。儘管求新求變總易引來爭議與質疑，但無數的實踐證明，改革創新是一個政黨保持生命力與先進性的關鍵之匙。從解放思想推動改革開放，到如今大力推進黨內民主，中共的改革和創新思路清晰可見。回顧中國共産黨90年的歷史，理想主義的旗幟一直引導者中國共産黨人前進的腳步。順應歷史潮流，呼應時代和人民的心聲，自我糾錯、自我完善、自我突破，不僅事關執政黨的興衰，更關乎一個泱泱大國的長治久安。

　　中國共産黨由理想主義而生，也必將以理想成就自己。民主法制、和諧社會的執政理想，一朝實現，將是中華民族的福祉所在。

　　九十年前的星星之火

　　為什麼，這個當年只有50多名黨員的小團體最終能夠脫穎而出，成就曠世大業？“艱難困苦，玉汝于成”，這裡有多少偶然，又有多少歷史的必然！

　　1921年7月1日，19歲的北京大學外語系學生劉仁靜正在京浦線的火車上，趕往南京。此去他是要參加“少年中國學會”的年會，同他一道前往的，有“少年中國學會”的負責人之一鄧中夏，鄧已經為這次年會做了大量籌備工作。

　　近60年後，劉仁靜在回憶錄中記述了這次旅行。他説，他是在開完了“少年中國學會”的年會後，在7月上旬從南京又趕往上海，作為北京共産主義小組的代表，參加中國共産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在當年，“少年中國學會”的名氣要比中國共産黨大得多。這個青年社團早于中國共産黨兩年，于1919年7月1日成立。它的會員遍佈國內及德、美、英、日和南洋等地，在南京、成都和巴黎設有分會，是“五四”時期人數最多、分佈最廣、時間最長、影響深遠的一個組織。我們看一看它的成員，許多都是後來在中國政壇赫赫有名的人物：李大釗、毛澤東、惲代英、鄧中夏、蔡和森、趙世炎、張聞天、許德珩、盧作孚、李人、周佛海、田漢、宗白華、朱自清……當中也包括後來在中國組建名噪一時的“中國青年黨”的曾琦、李璜。

　　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即現在的興業路76號，李漢俊的兄長李書城的住宅中召開。劉仁靜是到上海參加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中年齡最小的一個。但他確實是由北京共産主義小組推選出的代表。北京來的另一個代表，是張國燾，時年24歲。劉仁靜回憶説，在北京共産主義小組，大家公認李大釗是領袖，然而大家習慣於尊重他的意見，“在組織活動中卻並不事事都去打擾他”。

　　在選舉參會代表那天，李大釗沒到場；大家還提名過鄧中夏和羅章龍，他們都以太忙而辭謝。總之，不光是劉仁靜，其他人也“沒有誰想到是去出席一個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也沒有誰想爭當這個代表”。

　　參加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平均年齡還不到28歲。他們中有律師、雜誌主編、教師、新聞記者和在校學生。這13人，包括他們所代表的全國56名中共黨員，沒有一個工人或是農民，這是一個知識分子的政黨。這批熱血青年們，大多還只是政治舞臺上的邊緣角色，尚不在當時的政治主流之中。他們熱衷的是翻譯國外經典，談論各種主義，指點江山，激揚文字，還不存在從事組織社會力量推翻現政權的政治行動。

　　翻閱關於上世紀頭二十年中國政治的材料，我們可以看到當時活躍于政壇的各種政黨與政治派別：從1912年民國成立後，全國竟在半年內就出現了上百個政黨。這些政黨，分化組合多變，驟生驟滅，有時一個人加入幾個政黨，甚至一個人擔任幾個政黨的領袖。它們雖然數量眾多，但就政治傾向而言，大體是清末革命派和立憲改良派的延續。同時政黨這一合法鬥爭形式也被袁世凱等軍閥勢力所運用，建立了不少御用政黨和團體，因而呈現政黨林立的局面。當時影響力最大的，是由同盟會改組而來的國民黨。

　　相比之下，數十名年輕的中國共産黨員組成的一個小黨，在1921年上海法租界的一座小樓裏悄悄開會，幾乎沒有被人注意——除了租界中的密探與巡捕。連開會者本人也都不曾預料到，這些人，這個黨，註定要在中國叱吒風雲，翻天覆地，30年後在中國一統江山，將中國改變為紅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