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杭州6月26日電(記者 古其錚)20世紀80年代以來，吸毒在全世界日趨氾濫，毒品走私日益嚴重。毒品的氾濫直接危害人民的身心健康，並給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帶來巨大威脅。

　　日趨嚴重的毒品問題已成為全球性的災難，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和地區能夠擺脫毒品之害。截至今年5月底，浙江在冊吸毒人員達12.4萬人，約佔全國總吸毒人數的8%，位居全國前列。其中今年1-5月，浙江省共查獲吸毒人員1.4萬人，去年同期查獲1.2萬人。

　　據悉，自2008年《禁毒法》正式實施以來，浙江省勞動教養管理局通過建立健全強制隔離戒毒工作規章制度，積極探索強制隔離戒毒模式，取得明顯成效，成為該省強制隔離戒毒工作的主戰場，多方面工作走在全國前列。至今，已累計收治強制隔離戒毒人員1萬多名，解除近2000名。

　　戒毒後的人員生存狀況如何？在國際禁毒日前夕，記者來到了浙江溫州這個戒毒頗有成效的地區，走近“戒毒後的人生”。

　　溫州樂清虹橋鎮是“溫州模式”的發祥地之一，以“敢為天下先”聞名四方，經濟較為發達，但同時也是毒品蔓延較為嚴重的地方。

　　據虹橋鎮政府相關人員透露，人口十余萬的虹橋鎮目前擁在冊吸毒人員3000人左右，而這其中，較大一部分比例為吸食合成毒品，同時，該鎮亦有脫毒人員1500余人。

　　溫州市十大民間禁毒人士之一的徐志英是樂清市脫毒人員中的一份子，他曾是一名癮君子，從吸毒到戒毒，徐志英走過了許多人走過的路，但這一切，並不輕鬆。

　　農民家庭出身的徐志英16歲時曾在樂清虹橋鎮學習電焊手藝，不久很快創辦了不銹鋼門窗加工廠，3年時間就成了有數百萬資産的少年老闆。

　　1993年下半年，徐志英在“朋友”的引誘下第一次吸上鴉片，很快發展到吸食海洛因。1994年，公司不僅沒有贏利，還欠下材料商4萬多元。徐志英吸毒被家人發現時，徐志英不但敗光數百萬家産，還背負一身債。

　　和所有的家人一樣，徐志英的家人也痛苦不堪，其母親為勸徐志英回頭，曾用菜刀自剁四根手指。徐志英回憶當時母親的眼神，那刻充滿了無盡的絕望。

　　“我有現在，完全因為是家人始終沒有放棄我。”與很多吸毒人員的家庭不同，儘管遭受著數不清的沉重打擊，儘管人人筋疲力盡，但徐志英的家人沒有想過放棄。

　　強制戒毒、勞教戒毒，先後三進三齣……都是家人含淚舉報，而在親人永不捨棄的淚水中，徐志英開始回了頭。

　　2002年2月，他表現良好，提前結束勞教出來。看到公司不復存在，家不像家，父母、妻子憔悴的神情，女兒“仇恨”的目光，他在心中更是暗暗發誓：與毒品決裂，重新做人。2006年5月，樂清市禁毒指揮部正式宣佈徐志英脫毒。

　　完全脫毒的徐志英回歸了正常的人生，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完全擺脫了吸毒的陰影。時至今日，有過吸毒經歷的他仍舊會受到吸毒經歷的困擾。徐志英告訴記者，這主要來自社會各方面的不理解以及脫毒後的尿檢抽查。

　　2003年初徐志英開始重操舊業，東借西湊才有了兩萬元錢。痛改前非的徐志英，很快闖出了自己的路子，2006年營業額達五六百萬元。這些年，徐志英夫婦依託自己的公司，結對幫扶20多名戒毒人員，即使復吸也不放棄，主動貼補戒毒費、生活費等數十萬元，還安置10多人工作。

　　徐志英告訴記者，目前他的工廠中有員工近40人，其中吸毒經歷的有七八人。由於有過吸毒經歷，其身邊的人往往對這些人有歧視心理，進而敬而遠之。但這樣往往會對吸毒人員造成融不進這個社會的心理障礙。

　　而同時，一旦工廠周圍發生偷盜等治安案件，工廠內戒毒人員基本上會成為第一批懷疑對象，久而久之，對這些戒毒人員的心理造成了極大的傷害。

　　其實不僅在徐志英工廠內的戒毒人員有過這樣的經歷，基本上每個吸毒的人員都會有過類似的“待遇”， 因為目前在許多人眼中，吸毒就是罪惡的代名詞。徐志英坦言，他吸毒後受到的白眼常人根本無法想象。

　　徐志英和其工廠內的戒毒人員的經歷具有普遍性，在全國乃至世界範圍內戒毒人員都有著類似的經歷，因而，每每宣傳到禁毒時，都是提倡全社會共同努力，這也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

　　記者注意到，今年國際禁毒日前夕，國務委員、國家禁毒委員會主任、公安部部長孟建柱近日先後來到貴陽、深圳，深入考察禁毒工作，看望戒毒人員，慰問基層禁毒工作者。他強調，要以高度的社會責任感，關心戒毒人員的身心健康，關心他們的就業和生活，幫助他們重樹信心，自立自強，更好地融入社會。

　　脫毒人員在生活上的另一方面困擾是來自於尿檢，記者在調查中發現一種現象，有過吸毒經歷的人員均不用自己的身份證登記。

　　徐志英向記者講述了其“痛苦”的經歷，2008年3月的一天，他和愛人到北京出差，在星級賓館用其身份證登記了房間。到次日淩晨5點多鐘，徐志英被警察帶上警車。他當時問為什麼？警察沒回答，最後被帶到北京東鐵營派出所，直到8點多才知道是要求被尿檢，徐志英當時表明自己已完全脫毒，甚至可以上網查閱相關文章，希望尿檢可以儘快完成，但最後直到九點多尿檢完成才被放出，影響了正常的行程安排。

　　而2009年，徐志英出差到永康，用自己的身份證入住紫薇賓館。晚上10時許，在其和客戶商談合作時永康公安民警、協警進入房間，出示了證件和徐志英吸毒的個人檔案，在賓館當場對其進行了尿檢。徐志英回憶説當時恨不得鑽入地縫中去。

　　事實上，有過類似經歷的人不在少數。脫毒數年的虹橋七村擔任禁毒協管員的瞿某在2009年重陽節帶領村中一百餘名老人外出深圳旅遊，瞿某被公安部門帶到派出所內要求尿檢，歷時三個小時，這段時間內，隨隊的老人都處於無人帶隊照顧的狀態，且聯絡不上瞿某，焦急萬分。此事後，瞿某非常氣憤，返鄉後辭去了禁毒協管員的職務。

　　在徐志英脫毒的圈子裏，還流傳著這樣一個段子：脫毒人員王某給一位億萬老闆開車，在返回上海時在大雲檢查站被攔下並要求尿檢，讓王某感到驚奇的是他老闆夫婦亦被要求尿檢，此事過後，王某覺得一直愧對老闆夫婦，尤其是老闆娘，因為當時場面倍感尷尬。

　　浙江省禁毒工作先進人物倪建平告訴記者，曾經吸過毒，只要被處罰過的，不管你現在是否已遠離毒品，登記住宿就有可能被查。也可以肯定地説，吸過毒的，無人敢用自己的身份證登記住宿，都是用別人的證件登記住宿。但這樣，實際上給社會治安帶來很大隱患。

　　記者從溫州、台州等多地公安部門民警了解到確實存在抽查尿檢對脫毒人員造成不便的情況。

　　在採訪當中，眾多的脫毒人員向記者呼籲了他們的心聲，希望有關部門能夠完善現行制度，區別對待完全脫毒人員和其他吸毒人員，減少給他們帶來的不便，將他們真正地還原成自然人。(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