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週刊封面：北斗記

    北斗記

    ——探秘中國北斗衛星導航定位系統

    約四十年前，美國軍方開始了被稱作“全球定位系統”(GPS)的研製。現在，在我們頭頂上空約2萬公里處的中地球軌道，GPS系統部署了24顆衛星，地面站對這些衛星的信息數據進行捕捉、處理、解碼，並將有關信息發至用戶終端機——這樣，GPS給全球提供準確的定位、測速和高精度的時間標準。

    如今，GPS在我們生活中已然不可或缺——飛機、汽車、船舶用它來導航；公安、金融、消防部門用它來監控、報警；而不少路癡朋友們駕車出行，也往往得有它來壯膽伴行……

    在GPS佔領95%中國衛星導航定位市場的今天，一種想象不免令人時常不安——假如在關鍵時刻美國人關掉GPS，或者在上面“動點手腳”，我們的戰略武器怎麼辦？我們的飛機怎麼辦？我們的路癡們怎麼辦？事實上，這已經不只是想象與擔心，而是已有先例可循——1996年台灣海峽局勢緊張的時候，中國軍隊的一次大規模軍事演習便曾受到過GPS信號中斷的干擾。

    基於上述擔心，世界各大國與國家集團開始考慮對策，由此誕生了俄羅斯的格洛納斯、歐盟的伽利略等等衛星導航定位系統。從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未雨綢繆的中國科學家們也開始致力於研製中國自己的“GPS”。當時，經濟基礎薄弱的中國，太空夢想還很微小和低調。這個被命名為“北斗”的計劃，誕生之初並未著眼于全球。

    最初，中國科學家陳芳允提出了與GPS不同的雙星定位理論，用以解決在資金困難時期構建宏大系統的難題。北斗這一宏偉計劃，就這樣在總參測繪局招待所三層一間狹小的辦公室裏悄悄開始了。憑著中國人探索精神與務實態度，北斗計劃歷經週折，厚積薄發，終於，在2000年，第一顆北斗試驗衛星得以發射進入太空軌道。

    時至今日，北斗系統已經成功發射了7顆衛星，夢想也在逐漸豐滿壯大。根據當前的計劃，北斗系統預計到2012年共發射12顆工作衛星，完成服務範圍覆蓋亞太地區的目標；到了2020年，北斗將發射5顆靜止軌道衛星和30顆非靜止軌道衛星，成為一個向全球提供服務的衛星導航系統。

    從當初的“最高機密”，到今日向民用市場推廣，北斗計劃已經走過了二十多年，而它的故事依然鮮有人知。近日，《中國新聞週刊》獨家採訪了北斗計劃最初的參與者以及核心科學家團隊，揭開它的神秘面紗。圍繞這個宏大的太空計劃，我們向讀者講述北斗團隊的傳奇故事，解析它在軍事和民用領域的價值，同時也呈現它所面對的優美與憂患並存的前景。

北斗前傳

    從北京北三環一個普通招待所三樓那個簡陋狹小的“遊擊隊”辦公室，到今日浩瀚宇宙中七顆北斗導航衛星，北斗計劃見證了中國航天事業的理想與挫折，艱辛與榮耀

    本刊記者/楊時

    71歲的卜慶君有一個半舊的本子。他小心翼翼地翻開，拿出夾著的一頁報紙，“你看看這是不是美國和中國談判的那一篇？”如果不戴眼鏡，年逾古稀的卜慶君沒辦法看清報紙上的文字，但是憑藉著剪報的形狀，他依舊記得上面的內容。

    這些剪報都是關於北斗導航衛星的報道，從新衛星發射成功到中美談判，他都一一剪下，珍藏起來。

    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前，中國的科學家開始研製中國自己的衛星導航系統。後來，這個由中國自主研發的導航系統被命名為“北斗”。這一計劃從最初的“最高機密”，直到如今逐步推廣為民用，已經走過了20多年。曾經的主力科學家已經成為白髮蒼蒼的院士，北斗系統的理論創始人也已經故去。

    在這20多年中，卜慶君從中國人民解放軍一位參謀成長為總參謀部測繪局局長，再成為現在的退休老人。作為項目創始人之一，他對於20多年前的事情記憶猶新。

    一

    1985年，卜慶君受邀參加了在華盛頓舉辦的“GPS全球定位系統國際運用研討會”。

    “那個會議是在1985年的4月15日到18日。”儘管已經過去二十多年，卜慶君依然清楚記得具體日期。出發之前，學天文大地專業的卜慶君已經了解GPS的功用和發展情況。但是，外國專家在會議上的發言卻讓卜慶君提高了警惕。

    美國的GPS系統誕生於1973年， 由美國國防部組織研發。在那次研討會上，除了介紹GPS的前景和用途，美國軍方告訴與會者，GPS的編碼分為軍用和民用兩種。在特殊情況下，為了保證國家安全，軍方會採取三種措施應對緊急狀況：第一，降低對方的導航精度；第二，隨時變換編碼；第三，進行區域性管理。也就是説，通過以上三種方式，美國軍方可以限制國內外用戶對GPS的使用。

    “這些都是在會議上公開説的。我了解這些之後，就覺得如果我們依靠這個，那我們不是要受制於人嗎。”卜慶君對《中國新聞週刊》記者回憶。

    根據掌握的情況，卜慶君撰寫了一份報告，其中寫道，“對於GPS的發展和應用要跟蹤研究，與此同時要發展中國自己的衛星導航系統。”

    但這只是一個夢想，具體怎樣開展研究，毫無頭緒。

    就在同一個月，卜慶君受邀參加了另外一個學術研討會。中國科學家陳芳允在會議上作了一個在當時聽來十分新穎的演講——“利用兩顆衛星就可以解決地面定位問題”，後來被歸納為“雙星定位”。卜慶君在會場裏坐著，突然意識到這似乎可以用來開展中國導航系統的研究。他找到時任國防科工委副主任沈榮駿，講述了自己的想法。兩人一拍即合。

    得到鼓勵的卜慶君直接去往陳芳允家裏。在説明自己的來意之後，陳芳允告訴他，“其實我們自己已經研究了兩年。”作為著名的電子學專家，陳芳允和其他同事兩年來的研究成為了日後“北斗計劃”的奠基理論。

    在初次溝通之後，陳芳允開始為卜慶君介紹對此理論有所研究的科學家。他們在北京黃寺附近的一家賓館組織了一次理論説明會。“大家都覺得可以，我們就決定開始籌備可行性論證。”卜慶君説。

    第二年3月，卜慶君起草報告請求國家啟動雙星定位系統的研究。一個月後，由國家主管部門召開了可行性論證會。“參加會議的人還真不少。鐵道部、電信局、交通部、林業局都去了。”卜慶君語氣一轉，“但是，支持的很少，還是潑冷水的多。”

    人們提出了三個質疑：第一，既然有GPS，為什麼我們還要搞這個雙星定位？第二，我們的技術水平能否達到？第三，我們有沒有這個經濟實力？

    “大家説的確實都是現實問題。從這開始到後來的很多次討論，都有不同意見。現在回頭想想，我很感謝這些意見，讓我們必須很謹慎。”卜慶君説。

    與會者的質疑並非沒有道理。美國GPS系統自1973年開始研發，已經耗費上百億美金，並且承諾向全球提供服務。而此時的中國，走出文革尚不足十年，國民經濟仍在困頓之中，人力物力奇缺。

    會議進行了熱烈甚至是激烈的討論、爭辯，最終，眾人從國家戰略和特殊時期國家安全的角度，認識到自主研發導航系統的重要性，以及衛星測量手段對國防建設、科研建設的重要意義。很快，參與研發的團隊列出了17項重大原始試驗專項。

    在這之後，從1986年直至1994年的八年時間裏，這些科學家一直埋頭于理論的推演和專項實驗。

    二

    衛星對於大多數普通人來説充滿神秘。

    “其實衛星就相當於以前打仗時候的消息樹。在一個高地上種棵樹，有日本鬼子來了，人們就把那棵樹拽倒，另外一邊的人就都能看見了。”北斗導航系統工程總師、被譽為中國“衛星之父”的科學家孫家棟對《中國新聞週刊》記者説，“這就是信息傳遞。衛星另外還有兩個功能，即信息獲取和導航。”

    衛星導航是這些用途中最為複雜的問題。根據科學家的計算，如果圍繞著地球發射24顆衛星，形成三個不同的軌道面，編織成一個網絡，那麼無論何時何地，人們都能同時看到四顆星。美國GPS系統的研發就是依據這個原理。

    而與此不同，中國科學家陳芳允所提出的雙星定位，是只用兩顆衛星即可完成最基本的定位功能。“這是根據中國自己的需求和經濟實力設定的，”孫家棟説，“當時的中國剛剛改革開放，經濟實力不夠。而且，當時也不需要設計出針對全球的系統。”

    於是，科學家們開始致力於研究只用於中國本土的衛星導航系統。自從1986年的會議上人們達成一致之後，導航項目的研究就開始各自向不同部門申請科研經費。然而，北斗計劃的正式立項，一直等到1994年。

    1994年，所有的前期論證工作基本完成，專家團開始撰寫立項申請。因為測量就是定位方向，這個中國的導航計劃被命名為“北斗”。

    立項工作並非一帆風順。

    遇到的第一個阻力，是從研發之初就困擾著科學家們的經費問題。1995年，有關部門向國務院彙報北斗計劃。國務院當時對此計劃作出了批示。“批示説，這個計劃很重要，但也説錢可能沒那麼多，是不是可以考慮先搞預研。”卜慶君對《中國新聞週刊》記者回憶。

    所謂預研，是指國家劃撥少量款項進行嘗試性預先研究工作，而並不能提供充裕資金保證項目的完成。

    得知這一指示後，卜慶君坐不住了。當天晚上，他給國家主管部門領導打了一個電話。在電話裏，他懇切地説，“咱們可不能再搞預研，這個項目已經走到這一步了，如果搞預研就等於把這個項目毀了。”

    王統業這位領導在電話裏勸他不要著急。兩天之後的領導例會上，他將卜慶君在電話裏的想法説給大家，大家商議之後覺得還是應該盡力申請正式立項。

    彼時，中國另外兩個衛星計劃已經確定，兩個計劃分別有一顆備份星指標。經過商議，大家決定將前兩個計劃的備份星指標分給北斗計劃使用。“我們和兩個衛星計劃團隊多次商議，如果你們打(衛星)成功了，備份星就不需要了。打不成，你們還得繼續找問題呀。所以，就先給我們用好了。”中國衛星導航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北斗計劃工程副總師譚述森笑著對《中國新聞週刊》記者回憶説。

    這樣的騰挪就使得北斗計劃的最初立項不再需要單獨劃撥資金，這個新生的衛星導航計劃終於得以正式立項。此時，美國的GPS系統已經走過快二十年，整體系統已經完成布網，正式開始向全球提供服務。而俄羅斯自己研製的格洛納斯導航系統已在建設當中。

    三

    問題接踵而至。

    從1985年進行論證開始，中國航天科技集團五院就一直擔任著北斗計劃中衛星方面的設計工作。而當北斗計劃正式立項之後，正巧趕上航天飛船“神舟”計劃開始上馬。這樣一來，任務一下子加重。在此背景下，相關部門希望將北斗計劃的工作遷往上海。

    而如果遷往上海，研究工作基本需要重頭再來。

    “這也是1995年下半年的事。這一年啊……”回憶起那一段往事，很多當事者都不免嘆口氣。當時，這個調整並未與總參測繪局商議。卜慶君知道之後，直接給時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曹剛川的秘書打了一個電話，“你跟曹副總長彙報一下，不能答應這個調整，要不就把計劃毀了。”之後，卜慶君又直接找到曹剛川，陳述遷址之弊，爭取首長的理解支持。

    遷往上海的計劃最終沒有實施。此時，相關專家已經陸續被調往北京。但是，這些研究浩瀚宇宙的科學家甚至沒有一間合適的辦公室。“當時房子很緊，來了人都是打遊擊。”北斗系統副總設計師譚述森説。北斗計劃最初的辦公室，就設立在總參測繪局招待所的三樓。

    “連我現在這辦公室的一半大小都沒有。”譚述森指著自己40平米的房間説。他到任的時候，辦公室一共五個人，狹小的空間內只能將就容下辦公桌。

    匱乏的不只是辦公設施，還有人才。卜慶君曾經與哈爾濱工業大學的校長商量，希望對方能為北斗計劃提供幾個博士生。對方十分爽快，“你去挑人，他們願意去，我就放人。”卜慶君趕緊派人到哈工大，每個前來應聘的博士生都會問兩個問題，“待遇多少？能解決住房嗎？”

    而就在他們與博士生洽談的同時，廣東一家企業前來招聘，待遇是月薪五千，另提供一套住房。一個月之後，卜慶君的部下一個博士生都沒有招到，只有四五個本科生願意前往北京。

    領導覺得必須解決住房問題，不然沒有辦法吸引人才。於是，一方面開始著手蓋宿舍樓，另一方面開始跑到北京市規劃局，提出建立北斗計劃總站需要用地。規劃局很大方地表示，“你們是保密單位。順義那邊要哪塊，我們來安排。”主管領導表示太遠，不滿意。對方又説，“那就沙河以北，哪塊都可以。”

    “我們要上地。”

    “其實我早就都看過了，就選好了上地。”如今，卜慶君對《中國新聞週刊》記者笑呵呵地回憶。但是，上地附近已經完成了規劃，無法更改。卜慶君就與位於上地附近的航天城的負責人協調，在共用水電的情況下，劃撥出了附近的兩塊土地作為工作區和生活區。

    記得那是1997年1月16日，距離春節還有三天，北斗地面中心的基建經費也最終敲定。

    四

    就在決策指揮層為這個項目奔忙的同時，北斗研發團隊的科學家也一直在進行著自己的工作。他們為自己定出的目標是“保八爭七” ——第一顆衛星的發射時間保證在1998年，爭取提前到1997年。

    但是一切遠比設想的要複雜。

    由於北斗系統的奠基理論為雙星定位，那麼地面上的第三個點就需要有精確的地面高程，即地面高低分佈的精確數據。對於科學家來説，這個高程數據是一個極為龐大的數字化工程。“我們有三十年海量的測繪資料，但這些資料都是紙質的，必須全部數字化。”總參測繪局一位資深專家回憶説，“這就需要功能強大的計算機。但那個時候，擁有這樣的計算機都很困難。”

    在總參測繪局局長袁樹友少將的記憶中，這項龐大的數字化工程是從1996年開始的。“那時候咱們的銀河計算機也滿足不了需求，專家還是建議購買國外的設備。”袁樹友對《中國新聞週刊》記者説。最終，巨型計算機引入了北斗計劃。

    在北斗系統籌備之初，這些早已熟悉GPS的科學家為自己提出要求。“導航精度要高，要有自己的創新。”北斗系統副總設計師譚述森説。他所指的創新，是指北斗系統獨有的、GPS不具備的短報文通信功能。

    “這120個字的短信功能有時候非常重要，用戶之間可以互相聯絡。比如汶川地震的時候，所有通信都斷了，救援隊就依靠這個功能。”一位院士專家如實對《中國新聞週刊》説。

    除此之外，科學家們還制定了導航反應的標準，在5秒之內必須有所反饋。“其實5秒都會覺得時間長，咱們必須從用戶的角度出發。如果過了幾分鐘沒有導航顯示，那你肯定認為這機器壞了。所以從一開始，我們這制定了5秒的標準。”譚述森説。

    為了達到這些標準，北斗衛星發射時間推遲了兩年。直到2000年10月，北斗導航系統的第一顆衛星才正式送入軌道。而在此六個月之前，北斗系統的理論奠基人陳芳允已經因病去世。

    “他去世的時候，我去他家了。唉……”卜慶君老人嘆了口氣。陳芳允最終沒能看到自己的理論成為現實。

    時隔兩月，第二顆衛星成功發射。此刻，從提出理論，到發射衛星上天，北斗計劃已經走過15年。

    在最初的雙星定位理念實現的同時，北斗總師孫家棟開始把自己的擔憂擺上桌面。“當時就擔心如果兩顆星當中有一顆壞了怎麼辦。我就覺得這個問題很為難，無論如何也得向領導彙報。”孫家棟對《中國新聞週刊》記者回憶。於是，經過申請，又補發了兩顆備份星。而在一切都看似順利推進的時候，麻煩再次降臨。北斗一期和二期之間銜接的一顆衛星發射成功之後突然全部斷電，完全報廢。為此，研究團隊緊急制定了一個名為“泰山計劃”的方案，這樣的工作一直持續到當年年底，以保證北斗計劃一期和二期的順利交接。

    2003年12月開始，北斗系統正式開通開始向國內用戶提供服務。作為測量技術手段，雖然目前北斗系統的應用還遠不如GPS一樣完善，但以往一直依賴於GPS授時、導航的用戶，開始多了一種選擇——而這從長遠來説，無論是從國家戰略層面，還是在經濟利益層面，都具有重要意義。

    2007年2月，北斗二代論證會召開，已經退休的很多領導仍到會參加。會議上，專家評估後宣佈，當12顆衛星布網完成後，北斗系統的年産值可能達到500億。

    如今，中國軍隊的導航和授時方式已經逐步由GPS向北斗轉換，而金融、電力、漁政和森林防火等民間領域也逐漸嘗試使用北斗系統。2010年12月18日，北斗系統成功發射了第七顆衛星。目前，北斗系統進入了衛星發射布網的高峰期。按計劃，到2020年，北斗將與GPS一樣，成為一個向全球提供服務的衛星導航系統。為人類貢獻了“司南”的中華民族，通過北斗計劃，進入了定位和授時的宇航時代。 ★

　　(實習生 蒙佳 劉艷平對本文亦有貢獻)

    2010年11月16日，第八屆中國國際航空航天博覽會在廣東珠海市開幕，代表“北斗導航”工程的天地一體衛星運行沙盤在展會上亮相。

　　北斗應用：近千億元的大蛋糕

    同世界其他大國一樣，衛星導航等許多高新技術往往源於軍事，最先用於國防，而最終將主要在民用領域顯示其市場價值。中國北斗系統建成以後年産值可達近千億元，但要在已經被GPS壟斷的市場後來居上，則並非易事

    美國GPS系統的研發始於1973年，而衛星導航技術引起廣泛關注，則要到近二十年以後的海灣戰爭中。當時，美國的飛機、導彈、水面艦艇等依靠GPS這一撒手锏，發動起一場各軍兵種集團作戰的戰爭，向全世界詮釋了現代戰爭的內涵和規則。

    隨著GPS向民用開放，它所蘊藏的巨大商機被發掘。近年來，中國的衛星導航産業發展迅速，但95%的應用都是建立在美國GPS之上。“如果一旦國際關係生變異或發生戰事，殃及中美關係，美國關閉覆蓋中國區域的GPS信號，後果將不堪設想。”總參謀部測繪局局長袁樹友少將對《中國新聞週刊》説。

    這早有先例可循，北斗衛星導航定位系統發起人之一、國防科工委原副主任沈榮駿院士告訴《中國新聞週刊》，1996年台灣海峽局勢緊張的時候，中國軍隊開展了一次大規模軍事演習，在關鍵時候，發現GPS信號忽然中斷。經過專家調查分析，結論是人為造成的信號中斷。

    “他們干擾你一下，在你的上空加一顆衛星讓你打不準，或者讓你根本就收不到信號，這是可以做到的。”中科院院士楊元喜對《中國新聞週刊》説。他進一步指出，中國在這方面的安全隱患非常明顯，“我們的電力部門用的是GPS，我們的銀行體系、交通體系、電力部門、網絡部門、Email用的全是GPS，只要美國人稍微做一點手腳，我們的系統就可能全部癱瘓。更不用説是戰略武器，只要人家把時間稍微調整一點，我們的武器就可能同步不起來，會造成巨大失誤。”

    《中國新聞週刊》記者走訪的諸多專家，幾乎都強調一點：事關國家核心利益的戰略部門如軍事、金融、交通、電力等部門，一定要用中國自己的北斗系統。

　　軍用帶動民用

    大約從2004年開始，北斗系統逐步在中國軍事部門推廣使用。其中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是前幾年的一次反恐行動，即在喀什地區清剿一個恐怖訓練營。“新疆軍區領導説，他們當時靠的是兩個工具，一個直升機，另一個就是北斗。那個地方地形很複雜，這兩樣法寶幫助他們解決了問題。”中國衛星導航應用管理中心副主任楊寶峰告訴《中國新聞週刊》。

    據楊寶峰介紹，目前，北斗系統應用於軍隊武器，通過該系統提高這些武器的精度。此外，北斗還廣泛應用於邊防巡邏當中。“比如新疆的邊防團，他們出去巡邏別的可以不帶，但北斗必須帶。通過北斗系統，指揮所可以隨時監測掌控情況。”

    雖然中國軍隊越來越多地使用北斗系統，但尚未達至“強制使用”階段。“因為我們有些裝備是從國外進口的，原來的系統就帶有GPS。今後，會逐漸從限制過渡到限制、禁止。”楊寶峰説。

    但他也指出，研發能夠兼容各種系統的用戶機將是一個趨勢，“我們不完全排除GPS、格洛納斯，或者伽利略在中國的應用，因為每個系統都有它本身的弱項。所以，我們計劃研發一種兼容的用戶機，既能接收北斗的信號，又能接收其他系統的信號，這對我們來講也是一個非常好的應用方式。但我們也要強調獨立自主性，即在GPS出問題的時候，我們的北斗不受干擾。”

    與其他系統的應用功能相比，北斗一個最具特色的優勢是它的短報文通信功能。也就是説，使用GPS可以確定自己的位置，但不能把自己的信息傳達出去，而北斗系統通過獨有的短信功能，可以向有關方面傳達信息。“比如在戰爭中，通過這一功能，我們不僅知道自己的位置，還能向友鄰和上級報告我們的位置和時間校準等數值。用我們測繪的語言來講，就是時間基準和空間基準的問題，這對作戰來講是非常重要的。”總參測繪局袁樹友局長説。

　　民用市場亟待拓展

    2003年，北斗系統應用主管部門上報國務院和中央軍委，建議批准北斗系統向民用領域提供服務。

    “軍隊和國防應用的數量相對於系統的民用數量來講，簡直是小巫見大巫。北斗全球系統建成之後，民用將佔據北斗系統用戶總量的95%以上。”北斗系統總工程師孫家棟院士告訴《中國新聞週刊》。

    據中國衛星導航應用管理中心常務副主任趙康寧介紹，目前，北斗的用戶以集團用戶為主。除了國防部門以外，漁政、水文測報、交通運輸監控和森林防火部門是北斗的主要用戶。在這些部門裏，北斗系統的使用佔到30%左右。

    因為北斗的特點，尤其是其短報文通信的功能，特別得到漁政、水文監測和森林防火部門的青睞。“現在南海、東海等漁政部門主動放棄了GPS，而全部改用北斗了。為什麼不用GPS呢？GPS只能告訴你所在位置的經緯度，而在海洋裏，光知道經緯度意義不大，周圍都是海。但如果使用北斗，如果有颱風，漁政部門就可以通知所有漁民；而如果一艘孤獨的漁船在茫茫大海上出現危險，也可以通過北斗發短信求助，漁政系統可以立即告訴你離你最近的漁船在什麼地方，最快的救援需要多長時間等等。”趙康寧説。

    由此可見，北斗系統的優越性在搶險救災時尤其突出。事實上，普通百姓第一次聽聞北斗系統的名字，多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期間。當時，在基礎設施損壞、通信中斷的情況下，中國衛星導航應用管理中心為救援部隊緊急配備了一千多臺“北斗一號”終端機，實現了各點位之間、點位與指揮部之間的直線聯絡，為指揮救災發揮了重要作用。趙康寧首率救災小分隊跑遍北川、綿竹，“北斗短信快報”使成千上萬人獲救，至今他一直感慨萬千！

    除了導航、通信以外，北斗的一個重要功能是授時。在軍事領域，聯合攻擊炸彈之所以能夠精確地打擊目標，是因為其通過衛星定位和高精度授時來對目標進行多維鎖定。而在民用領域，精度授時的概念則對金融和電力部門尤其重要。

    “我打個比方：假如我們借美國2000億美元，應該今天的零點之前還，但如果我們在零點零一秒還，一天的利息會是一個龐大的數字，差一秒即損失很多錢。”楊元喜院士如此形容精度授時的意義。

    而在電力部門，“假如電力傳輸設備運行時間不同步，輕則運行設備失控，影響正常輸供，重則造成整個地區電網癱瘓。”國智恒電力管理科技公司董事長呂建光告訴《中國新聞週刊》記者，“而且，由於時間不同步，很難及時排查事故原因。”

    目前，中國電力行業接收GPS授時信號是免費的，GPS授時終端價格低廉，然而，“免費午餐”意味著美國不承諾對任何應用所産生的問題負責。2007年，曾有某省電網公司對其負責區域的電網GPS授時設備進行檢查，發現設備完好率不足60%。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中國衛星導航定位應用管理中心&&，聯合相關企業自主研發了一個“北斗電力全網時間同步管理系統”，這一研究成果正在國家電力電網中推廣應用。

　　少年北斗的煩惱

    在2007年2月北斗二代的論證會上，專家論證認為北斗系統建成以後，年産值可達到500億元。然而，在被 GPS壟斷的民用市場，北斗的推廣必然是一個緩慢的過程，急需破解産業困局。

    “在全球四大衛星導航定位系統中，北斗系統的建設經歷曲折，但紮實穩健，有著自己“三步走”的發展戰略。首先解決中國衛星導航定位系統的有無問題；然後是完善系統功能，擴大工作區域；最後建成中國特色的全球衛星導航定位系統。但是相比較而言，北斗系統還很年輕，有很多路要走。”總參測繪局局長袁樹友局長坦而言之。

    國防科工委原副主任沈榮駿院士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北斗衛星導航試驗系統在1994年立項時，系統的設計最大用戶量為80萬。而自2003年12月15日，第一代北斗導航定位系統建成並正式開通運行以來，累計用戶數量剛突破7萬，這個數字還不到設計容量的十分之一。

    整體用戶數量少是困擾北斗系統應用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全球四大衛星導航定位系統中，北斗系統的建設急需破解産業困局。”總參測繪局局長袁樹友少將表示。

    相當一部分人埋怨北斗系統的終端價格昂貴，而GPS終端物美價廉。事實上，GPS的終端之所以越來越便宜，就是因為用戶數量不斷上升推動GPS的産業化。

    “上世紀90年代中期，李嘉誠先生的兒子李澤楷先生專程從國外帶過來送給我們GPS車載終端，索尼牌的，價格高得不得了，按當時的匯率計算，一台要5萬元左右。按照現在的物價計算，我們能買多少台北鬥啊？”沈榮駿説，“現在為什麼GPS終端便宜了？用戶多了嘛！現在全球的GPS用戶數以億計，我們北斗才多少的量啊？”

    用戶數量和終端價格是一對矛盾，此長彼消，不光影響價格，還直接決定了終端機的大小和款式。隨著用戶的不斷增加，北斗系統也有了手持機，接近手機大小。

    “從技術上來講，其實還主要是産品化的問題。就像電器、手機那樣，如果要做得很小、很精細，我們在工藝上還有差距。北斗的終端機要像GPS做的那麼小，可能還有一個過程。”趙康寧説。

    業內人士的共識是，北斗的應用推廣，需要政策和市場的雙重努力。“政府應當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制定相關行業政策和産業標準。”孫家棟説。

    中國的北斗系統，是上世紀80年代才剛剛實施的航天工程。“特別是2003年，北斗一代系統正式開通服務以來，隨著系統應用規模的不斷擴大，漸漸需要在國家的層面，要有統一協調組織的機制和機構，以適應迅速發展的衛星導航定位産業。”沈榮駿院士很坦誠。

    “北斗系統最終要走向市場，”楊寶峰説，“我們要發射35顆衛星，投資600億元，這麼大的投入，是需要市場支撐的。”他認為，北斗系統的應用在國內市場應佔到70%以上才算合理，而要達到這個目標並非易事，需付出巨大的努力。

    目前，GPS的ICD密碼和接收技術向全世界公開，世界各地廠商隨時可以製造GPS接收器，GPS不用投一分錢就可以迅速搶佔市場。而北斗的ICD碼未公開，廠商要生産接收機，必須到有關部門申請，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用戶的增加。多頭監管帶來的內耗，無疑也是體制之痛。

    但是，如果ICD密碼公開，也可能導致國外廠家率先研發北斗終端機芯片，對剛剛起步的北斗系統民用開發廠商將是個不小的衝擊。

    如何權衡此間的糾結與矛盾，是擺在北斗系統面前的一個挑戰。這一挑戰在2012年前後將顯得尤為突出。

    隨著北斗系統的不斷擴大，這一龐大系統的管理工作也日漸繁重復雜。美、俄均成立了專門的高層機構，協調管理衛星導航定位與授時，由軍方直接管理著衛星導航系統。美國GPS系統即由國家天基PNT執行委員會統一管理，該委員會由美國國防部和交通部共同主持，隸屬於白宮，直接協調國務院、內務部、參謀長聯席會議、商務部、國土安全部、國家航空航天局等部門。

    “我們也需要在國家層面，組建高於現有各個相關部門的機構，以適應迅速發展的衛星導航定位産業。”沈榮駿坦言。　★

    2010年12月17日，第7顆北斗導航衛星發射前的星箭對接。12月18日，第7顆北斗導航衛星成功進入太空。

　　“天眼”的宇宙江湖

    作為導航衛星領域的新兵，中國的北斗計劃在面臨國際競爭的同時，也要利用規則尋求發展與合作

    在美國人發射首顆全球定位系統(GPS)衛星32年後，由中國人建造的全球衛星導航系統終於來到了啟動的前夜。

    然而，北斗系統面對的卻是一個逐漸擁擠的軌道空間，這裡遵從的是先來後到、對號入座的遊戲規則，簡單的叢林法則並不能為國際成員搶奪更多的軌道資源。面對人類共有的外太空資源，兼容、互通的軌道頻率才是實現全球導航真正無盲區的解決之道。

　　人造星座

    距離我們頭頂上空約2萬公里的中地球軌道，密布著源自多國的人造星座。

    這些“星座”由各國的數十顆衛星組成。它們像圖釘一樣被準確地“釘”在地球上方的位置上，隨地球自轉。由於要在任何時間覆蓋地球的任意角落，一套正常運作的導航系統需要24顆衛星才可以滿足全球用戶的需求，因此中地球軌道範圍內近年來始終比較擁擠。

    現在，這一軌道中就包括了人們熟知的美國GPS全球定位系統。它遍佈全球的24顆衛星佔據了距離地表20200公里處的6條“黃金軌道”，相當於坐上了頭等艙。今天，地球上的任意地點均被4顆GPS衛星同時覆蓋，並可以被衛星即時鎖定、追蹤，和好萊塢影片中的情節一樣。

    但GPS並非目前唯一正在運行的導航系統。由前蘇聯啟動的全球導航衛星系統格洛納斯(GLONASS)的24顆衛星和GPS“星座”呈首尾相接，排列于距地面19100公里的軌道。經過多年修復，濃縮了俄羅斯人宇航技術精華的導航系統如今也足以覆蓋整個地球，並且俄羅斯仍在投入資金壯大其導航衛星隊伍。

    就在美、俄兩國佔據導航衛星區域半壁江山的同時，主要工業國家也在逐步實現其對太空導航資源的佔用，就連一部分沒有實現導航技術突破的國家也不甘落後，計劃于近年啟動各自的導航系統，太空勢必更加擁擠。

    目前，中國的北斗系統已有7顆衛星處於中地球軌道之內，而歐盟主導的“伽利略”系統(Galileo Program)亦有2顆試驗性衛星在運行。

    一些致力於區域導航的國家也在行動。由日本開發的“準天頂”衛星系統(Quasi-Zenith Satellite System)已於今年9月發射了第一顆衛星，它將用於日本本國的導航。印度區域導航系統的首顆衛星也初步計劃于2011年年底發射。

    各國導航系統的設計師們深知，經過30多年的開發，軌道中用於安插導航衛星的位置資源已十分有限。然而，他們仍然必須絞盡腦汁想出新辦法，為本國的衛星們找到安穩的棲息之地。

    “任何一個導航系統，單獨運行起來都是脆弱的。目前，各國的導航系統的可靠性仍然不夠高，導航衛星仍然容易受到自然或人為的干擾。”多年參與國際導航合作工作的科技部國家遙感中心副主任景貴飛對《中國新聞週刊》表示，“但是，每個國家都需要本國使用的導航系統是可靠的。”

    由於各國對導航系統可靠性的要求極為嚴苛，儘管美、俄兩大系統已經在全球範圍運行，但是擁有一套獨立衛星導航定位系統，哪怕其功能只是區域性的，對本國的軍事、交通、通信等方面來説依然關鍵。因為一旦主導國家的衛星導航定位系統發生變動，作為用戶的其他國家就可能受到極大影響，甚至連自己的武器都可能失效。

　　高地之爭

    由於中地球軌道的資源有限，先到位的導航系統，便佔據軌道位置最佳、發射頻率最穩定的空間，相當於佔領了戰略高地。

    導航衛星的先行者GPS先到先得。美國人的24顆衛星得以均勻地廣泛分佈在6個軌道面上，每顆衛星均距離地面約1.7萬公里。這套系統的衛星可以為地球上任意地點連續發射固定頻率的信號。只要普通用戶裝有便攜式接收機，無論身處陸地、海上還是空中，都能收到GPS全球統一的固定信號，民用信號的定位精度是10米。

    近年來，GPS經過多次升級，它的軍事作戰屬性讓其在武器授時、即時追蹤等關鍵技術方面擁有絕對優勢。截至目前，GPS仍是世界上公認的最為成熟和完善的全球衛星導航系統。

    實際上，GPS的絕對優勢還體現在它的世界市場佔有率，世界上絕大多數用戶依賴的仍是GPS的24顆衛星。而中國的很多廠商都根據GPS的參數和接口生産接收器，銷售給國內外的用戶。儘管GPS不為中國的廠商投資一美元，卻有中國境內的許多座工廠為其製造終端。

    而在導航技術專家眼中，如果參考GPS系統作為行業領頭羊樹立的“高標準、嚴要求”，其他各國導航系統與之還有“若干數量級”的差距。如今，各國只能在美國人佔領的軌道資源以外的太空區域佈局各自的導航系統。在資源已經十分有限的情況下，各國的騰挪空間也微乎其微，在一定的設計範圍內展開“近身肉搏”成為唯一選擇，所以各國系統的優劣已並不明顯。

    作為與GPS共同支撐國際導航系統的俄羅斯格洛納斯系統，它的24顆衛星分佈範圍就狹窄許多，僅僅佔了3 條軌道上。這種空間佈局相對GPS更考驗科學家的腦力。

    俄羅斯科學家想出的辦法是，由於與GPS的軌道平面相差僅1000公里，所以格洛納斯需要採取與GPS不同的衛星發射頻率。而這樣的差異恰恰可以讓格洛納斯提高對高緯度地區的覆蓋，並進一步防止整個衛星導航系統同時被敵方干擾。

    然而，上世紀90年代的運作失效，摧毀了用戶對格洛納斯的信心。在前蘇聯解體後，俄羅斯下滑的國民經濟讓國家失去了維護其導航系統的能力。在2001年之前，幾乎三分之二的格洛納斯導航衛星因為失修淪為太空廢鐵。所幸俄羅斯近年來加強了對其導航系統的維護，失效的衛星目前也逐步恢復使用，俄羅斯還將投入數十億美元用於系統的升級。作為俄羅斯的戰略合作夥伴，印度也參與到了該系統的投資中。

    但格洛納斯的不幸仍在繼續。2010年12月5日，從俄羅斯拜科努爾發射場升空的三顆格倫納斯導航衛星在升空後偏離軌道，墜落在太平洋。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在不久前的國情咨文中曾表示，格洛納斯導航系統應在年底部署完成。目前看來這已成為不可能完全的任務。

    “格洛納斯系統還是很值得關注，然而各國在看到它經歷了‘過山車’式的發展後，對這套系統缺乏足夠信心，這一點對於系統工程的前景是不小的麻煩。”景貴飛説。

    此外，為了優先保證軍事用途，格洛納斯系統目前對外開放的民用信號的定位精度僅為30米，這與GPS系統和北斗系統有較大差距，這一劣勢使格洛納斯在與其他導航系統的國際市場競爭中處於下風。

    説到導航定位的精度，目前沒有任何系統可以和處於實施階段的伽利略系統相媲美。該系統確定的全球定位精度要比GPS還要精確10倍，誤差可達到1米以內。就連中國的導航技術人員也讚嘆其設計的完美程度。

    “伽利略設計得太完美了，比GPS強，比北斗強，但這樣一來它的技術就非常複雜。要把它的功能都實現就很難，並且需要很長時間。”中國衛星導航應用管理中心楊元喜院士對《中國新聞週刊》記者説。

    歐洲科學家還為伽利略設定了最大限度的兼容，伽利略接收器不僅接受本系統信號，還可以接受GPS和格洛納斯兩大系統的信號，對於渴望獲得穩定導航的用戶，這種優越性如虎添翼。

    然而，歐洲人的伽利略目前遇到的最大困難與當年俄羅斯人相似。據歐洲媒體報道，歐盟在伽利略項目的建設預算方面存在十億歐元左右的資金缺口，這對於尚未從金融危機中恢復的歐洲各國都是不小的負擔。資金問題令歐洲和世界遲遲見不到號稱“完美”的超級系統大發神威，歐洲人的導航系統推進不見起色。

    歐盟委員會發言人回答《中國新聞週刊》書面採訪時透露，伽利略系統的第1和第2顆工作衛星有望在2011年下半年發射，第3、4顆衛星的升空時間也被部署在2012年上半年。

    “我們預計將在2014至2015年之間部署18顆導航衛星。屆時，一部分初步的導航公共服務項目，例如搜救服務等，將付諸使用。其他商用導航服務將隨著導航衛星的進一步增加而適時啟用。”這位發言人表示。

    但即便歐盟的新一輪計劃成功實施，伽利略的啟用時間也比最初計劃推遲了將近十年。

    而相比之下，中國北斗系統建設正穩步推進。雖然中國的導航系統在設計精度上不如歐洲的伽利略，僅為10米，但目前的衛星部署速度讓北斗系統得以按計劃擴展為世界上第三套正常運行、實用的全球衛星導航系統。

　　新兵入列

    “北斗”系統的快速崛起受到了包括美國、歐洲各國在內的密切關注。2010年1月以來連續發射5顆北斗工作衛星的計劃，更令外界對Compass(北斗系統的英文名稱)的戰略意圖産生了種種聯想。

    2010年10月在意大利都靈舉行的全球衛星導航系統國際委員會第五屆大會期間，負責北斗導航系統的中國官員，透露了中國北斗的部署計劃和使用頻段。

    不過，在這次會議上，歐盟官員也表達了對北斗系統在頻段使用上的意見。一直為伽利略計劃擱置而犯愁的歐洲官員，面對北斗的強勢推進態度尷尬。

    “在北斗系統計劃使用的頻段，伽利略系統實際上擁有優先權。我們認為，兩套系統在同一頻段重疊運行，可能發生有害干擾，還可能引起兩套系統的衝突。”歐盟歐洲委員會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重申了伽利略的立場。

    對此，中方一直堅持自己的意見：按照國際電聯的規定和程序，中方對此導航頻段的使用具有同等優先權。

    據一名知情人透露，有中國學者向歐洲方面提問：“頻段重疊等於干擾嗎？頻段重疊等於不兼容嗎？請回答Yes或No。”

    這個提問難住了歐洲方面的技術人員，雙方爭執不下。結果還是國際電信聯盟的一位官員介入，才緩和了爭論。

    曾多次參加國際導航系統協調會議的楊元喜説，在海外參會，最大的感受是但凡聽到關於北斗的討論，幾乎都是正面少、負面多，“這是不公平的！”楊元喜説。

    “有人把北斗描繪成一個‘trouble maker’(麻煩製造者)或是干擾者。當然，他們不會公開這麼講，但這個潛臺詞總是讓人不舒服。事實上，北斗是貢獻者。”一位業內專家對《中國新聞週刊》記者説。

    在觀察家看來，歐洲人的為難與伽利略計劃推進不順有直接的關係。

    2003年10月，經過近兩年的談判，中歐領導人在第六次首腦峰會期期間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歐洲共同體及其成員國關於民用全球衛星導航(伽利略計劃)合作協議》，並於次年進一步簽署《中國國家遙感中心和伽利略聯合執行體關於伽利略計劃合作協議》。按照兩份協議的內容，中國政府計劃通過向伽利略項目投資2億歐元的方式，購買伽利略項目的民用導航服務，並參加伽利略的開發項目。伽利略計劃一度是中歐之間最大的科技合作項目，中國也成為參加伽利略計劃的第一個非歐盟成員國。

    然而，伽利略計劃的投資方式卻于近年來發生轉變，歐盟各國從商業投資團體手中全盤接管了嚴重超支的伽利略(計劃中投資為34億歐元)。近10億歐元的超支負擔以及各國對伽利略的不同意見，讓伽利略寸步難行。而此時，北斗卻加速超車，雙方合作的格局就此改變。

    不過目前，中歐雙方關於伽利略計劃的合作協議依然有效。科技部直屬的中國國家遙感中心與歐盟歐洲委員會企業與工業總司之間的交流仍然十分密集，有時幾乎每星期都有。

    “現在的問題對於伽利略和北斗來説都是利益攸關的問題。我們已經向北斗團隊提出了相關建議，雙方正在密切磋商。”歐盟歐洲委員會發言人表示。

    負責北斗計劃的專家坦言，面對中歐導航系統合作的兩難境地，沒有最佳方案，而只有相對較好的選擇。

    “雙方競爭目前仍然存在。”景貴飛表示，“但現在需要通過雙邊和多邊會談解決的主要問題：一旦系統建成，北斗和伽利略、GPS、甚至格洛納斯之間，究竟是替代還是互補。”

    “在國際導航領域，北斗還是一個剛剛入行的新人。即便未來開放了北斗的接口，北斗依然需要利用西方主導的國際規則，通盤考慮自己在全球導航市場上的發展。”中國衛星導航應用管理中心總工程師柳其許説。

    歐盟委員會發言人對《中國新聞週刊》表示，歐盟完全支持中國發展自己的導航系統，兩個系統可以通過合作取得積極成果。“在新的合作框架下，雙方有新機遇為廣大用戶提供兼容、互通的導航信息。”

    2012年，全球衛星導航系統國際委員會將在中國舉行年會。楊元喜認為，這給北斗提供了一次難得的機會。

    “我想，屆時關於北斗如何成為國際導航系統的‘貢獻者’的討論，將會超過關於‘麻煩製造者’的爭論。”楊元喜説。

    景貴飛也表示，“雙方真正的合作才剛剛開始有些味道。”　 ★

　　(本刊記者楊時對本文亦有貢獻)

    4月10日4時47分，我國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用“長征三號甲”運載火箭，成功將第八顆北斗導航衛星送入太空預定轉移軌道。這是一顆傾斜地球同步軌道衛星。這次發射是今年北斗導航系統組網衛星的第一次發射，也是我國“十二五”期間的首次航天發射。新華社記者羅曉光攝 資料圖

　　“這裡頭需要有很多技術力量，要靠我們自己。”

    需要用一大段的篇幅，才可能較完整地寫下孫家棟的頭銜。在學術上，他是中國科學院院士；如果結合當今中國科學領域最炙手可熱的名詞如 “北斗”“嫦娥”，那他是北斗導航衛星第二代應用衛星的工程總師，也是中國探月工程總設計師；如果提及榮譽，他是中國“兩彈一星”功勳科學家，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

    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在1967年成立之初，孫家棟擔任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技術負責人。從此孫家棟開始與衛星結緣，先後擔任了中國第一顆遙感探測衛星、第一顆返回式衛星的技術負責人、總設計師。在中國自主研製發射的100個航天飛行器中，由孫家棟擔任技術負責人、總設計師或工程總師的就有34顆，被業界公認為中國的“衛星之父”。

    2010年底的一天，孫家棟在中國航天科技集團的辦公室裏接受了《中國新聞週刊》的專訪，評述北斗計劃發展歷程以及中國衛星整體發展狀況。

　　中國新聞週刊：衛星導航功能是如何醞釀出來的？

    孫家棟：1957年，蘇聯第一顆衛星上天。在那個年代，上天很不容易，科學家們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怎麼將衛星送上去。至於送上去後幹什麼，當然也有少數科學家證明研究，但重點還是集中在這個夢想—怎麼樣擺脫地球引力的束縛，即上天。第一顆衛星上天后，老百姓很激動很興奮，給科學家的震動也很大。

    衛星上天后，科學家們就開始想如何讓它為人類服務。衛星有三個方面的用途：信息傳遞、信息獲取和導航。信息傳遞，比如説電視、通信。因為有了衛星，奧運會才能一夜之間傳播到世界各地，才能成為一大筆盈利。

    所謂的信息獲取，就是氣象衛星、資源衛星、天文衛星等等。相當於在衛星上裝一個照相機，通過這個方法觀測地球或者太陽等其他星星。美國剛剛宣佈説發現了離地球最近的黑洞，形成的時間也很短，才30多年。這個發現對科學的推動是非常厲害的，這也就是依靠了衛星的信息獲取功能。

    再往下發展，科學家們就想，衛星發射上去之後，能不能把衛星當成一個自然星體去觀察呢？這就講到了導航問題。人類航海，一開始就是用北斗星來導航，通過測量北斗星的高度來換算出相應的地球緯度。有了人造衛星之後，能不能用它來導航呢？這個問題比較複雜。因為北斗星離人們很遠，角度變化很小。此外，經過人們長期的觀察，跟北斗星之間的相對位置是可以換算出來的。而人造衛星圍繞地球轉動很快，觀察計算起來很難。所以帶著這個問題，科學家們開始想盡一切辦法，動了很多腦筋。

    經過大量科學研究之後，科學家們在理論上把這個問題摸索清楚了。一顆衛星傳遞下來的信號，經過處理以後，與地球的圓面交叉以後，在地面上畫個圓環。假設有兩顆衛星，就畫個圓環，兩個圓環一定有兩個交叉點，所以當你接到兩個衛星的信號的時候，你一定在這兩個交叉點的其中一個。假設你能接到三顆衛星的信號，那麼第三顆星和這兩顆星間又有一個交叉點，你所在那個交叉點一定是三顆星信號的交叉點。就這樣，利用天上三四顆衛星傳下來的無線信號和地面的關係，經過一些複雜的數學處理以後，就可以做到精確定位。

    但這又有另外一個問題：衛星圍繞著地球在動，你怎麼樣保證隨時隨地都能看見四顆星呢？所以，光有四顆星是不夠的，得圍繞地球多打星。這樣算來算去，得圍繞地球做一個網，這個網裏有24顆衛星。

    這個理論是美國人先提出來的。美國的GPS衛星導航系統圍繞地球發射24顆衛星，就可以保證在人類活動的大部分地區，任何時間地點都可以同時看到四顆星，可以滿足導航定位的問題。

　　中國新聞週刊：美國GPS開始發展的時候，你就有所接觸了嗎？

    孫家棟：那個時候，中國剛剛粉碎“四人幫”，改革開放初期。1979年鄧小平到美國訪問，就向美國總統提出來採購兩個大項目，一個是通訊衛星，一個是遙感衛星地面接收站。後來，我第一次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到美國去採購通訊衛星。代表團裏還有中國科學院和廣播電視部的同志。我們在美國停留40多天，和美國航天局的人接觸，給我印象特別深。當時，GPS剛開始起步，他們給我們講，GPS是要提供全球性服務的。事實上，GPS系統也是一步一步不斷在調整和改進。一開始，GPS的目的性很強，就是為軍事服務，但是辦成了以後，美國人就漸漸發現民用領域的作用特別大。

　　中國新聞週刊：中國的衛星發展過程有什麼特點？導航衛星又是如何起步的？

    孫家棟：1970年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東方紅”號上天以後，我感覺國家對於航天事業的指導方針是非常明確的，可以歸納為四個字，就是發展“急用”和“實用”項目。當時，提出來先發展“尖兵”，也就是監控衛星。後來就開始研製返回式衛星。前者是信息傳遞，後者就是信息獲取。在這個基礎上，就開始搞通訊衛星，因為部隊需要通訊。通訊衛星沒上天以前，通訊就靠鐵路邊上的一排電線桿子。到了80年代初，就開始搞氣象衛星。

    80年代中期，有科學家開始反復探討衛星導航問題，我印象最深的，是以陳芳允為代表提出的雙星定位理論。結合我們國家的特點，經濟實力的情況，以及在國際上的地位，科學家們在一塊反復研究這個問題。得出的第一個意見是，我們國家在那個年代暫時還沒有建設全球性衛星導航定位系統的需求。其次，要結合國家的經濟實力，得有個長遠的規劃。根據當時中國的經濟實力，如果要搞一個全球性的衛星系統，經濟上難以承受。第三，那個時候的技術水平也難以保障，如果搞全球的導航定位，技術上需要克服很多困難。

    但是，我們也認為，當時國家雖然沒有全球性的需要，但從長遠考慮，今後建立全球性的導航定位系統，對於本國經濟發展一定是需要的。

　　中國新聞週刊：北斗系統現在開始推廣民用，在應用方面，北斗系統面臨什麼挑戰？

    孫家棟：我們要給使用者樹立信心，比如航天段的保證，不能説今天發六顆星，明天就壞三顆，那麼誰還買你這個終端機？另外，地面管理等等也都是一套很複雜的系統，要對用戶負責，出現問題要給予及時有效的反饋與服務。此外，不能對軍用和民用區別看待。在和平時期，民用其實更重要。

    總之，一定要讓用戶覺得方便可靠。GPS在市場上有如此大的份額，你不可能把他都擠出去。我的想法是，我們要加強和美國GPS的聯絡，儘量做到互操作，同時不影響我們系統的獨立自主。也就是説，讓我們的用戶機既可以接受GPS的信號，又能接受北斗的信號，兩個信號可以同時綜合使用，提高精度。如果GPS搞“小動作”，可以把它關閉掉，我們自己的北斗可以獨立工作。這種芯片要靠我們自己開發，別人是不可能給你開發的。所以，這裡頭需要有很多技術力量，要靠我們自己。不過，我想，要開發個芯片也不是什麼難事。

    我們使用的所有終端設備，要特別強調國産化。假如到了2020年，北斗的産值是四五千個億，而其中有三千個億是買外國的零部件回來裝的，中國的附加值就一千個億——咱們千萬別幹這個事。在這個問題上，國家要下決心。

    關於北斗系統的應用，我感覺當前形勢還是很好的，各級領導都開始認識到民用領域的重要性。我感覺再有個兩三年時間，北斗系統基本組成一個區域網，到那個時候，北斗的應用會達到一個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