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襄樊市環城南路，湖北省襄樊市三九釀酒廠平靜有如往常，但回憶起這半年來酒廠發生的變動，張強（化名）依舊覺得一切很突然，“才半年不到咧，領導就都進去了，都換新的了。以前我們都覺得這班人會出事，但太久沒等到這麼一天，這會兒忽然來了。”他覺得“像是地震一樣”。

　　據湖北誠達信會計師事務所有限責任公司出具的初步審計報告顯示，三九釀酒廠“在企業股權被查封凍結的兩年零十個月內，酒廠的凈資産由2004年12月31日股權轉讓時的負1800萬元猛然上升到負2.5億，平均每月凈資産虧損達600多萬元。”後經審計查實，實際國有資産流失高達3.3億，其中並不包括馬永富私設體外循環的6000多萬元款項。

　　2011年2月，湖北省紀委專案組進駐襄樊，對三九釀酒廠初步審計出來的2.5億國有資産流失一案進行立案調查。三九釀酒廠腐敗窩案的查處就此拉開序幕，隨後該酒廠包括財務總監熊光英、財務部長張家英、財務部副部長王樹林等領導，數名經銷合作商接連被檢察機關批捕，而故事的主角三九釀酒廠黨委書記兼廠長馬永富，也在5月22日被湖北省紀委“雙規”。

　　“隨著案件的升級，一個原本只涉及三九釀酒廠的國有資産流失案，捕獲了酒廠大批管理人員，更牽連襄樊市大批官員。”接近此案人士透露，這個1400人左右的小酒廠還可能捲入到襄樊近年來的最大窩案之中，窩案的爆發或許會讓這座城市處於風口浪尖。

　　這無疑給人們留下了許多可供想象的空間，而故事還應當從6年前説起。

　　産權交易內幕揭秘

　　2005年11月22日，三九集團將下屬企業三九長江實業公司的100%股權作為資産包在上海聯合産權交易所掛牌，該資産包包括三九長江實業的全資子公司三九釀酒廠的所有産權。

　　當時深圳鵬程會計師事務所作出資産評估報告顯示，襄樊三九釀酒廠負資産1800多萬；另一個下屬企業負資産180萬；湖北三九長江實業公司總部凈資産336.3萬。交易的條件是：以湖北三九長江實業公司總部的凈資産336.3萬的價格作為標底價，揭牌人另要負責2700多萬元的職工安置費用，還將承擔總負債3個多億的債務。

　　這等於用4.5億購買這個企業。由於涉及資金數額巨大，加上企業以往常年虧損，內部結構複雜，無人敢涉入。掛牌三個多月，無人問津。

　　三九釀酒廠廠區處於襄樊市中心城區的黃金地段，面積達163畝。有接近馬永富的襄樊本地人士告訴記者，馬永富當時希望能100%接手三九釀酒廠。其中一個打算是，在企業改制時，直接讓酒廠破産，然後轉賣酒廠所在的地塊從事房地産開發。

　　讓酒廠破産，首要的代價便是讓1400多名職工全體下崗。對於馬永富多次接盤的要求，三九長江公司黨委均予以拒絕。其中原因，是洞悉了馬永富的想法。

　　隨後，自然人郭力以336.3萬元現金和對應的職工安置費2700多萬元，以及承擔3個多億的債務購得了該資産包。

　　將這麼一個負債嚴重的企業買下來的人，竟是一個24歲出頭的毛頭小夥。對於郭力當年接盤，不少媒體對此表示驚訝。記者從三九集團獨家獲取的一份內部報告發現，此次産權交易並非外面看起來這麼簡單，而郭力也並非純粹的自然人。

　　該報告顯示，當時郭力接盤是由三九集團決定，並由湖北三九長江實業公司委派前往揭牌的。理由是“為了保住企業平臺，保住企業的經營方向”。

　　自然人揭牌要先出具資信證明，郭力當時作為三九長江實業公司的一個普通員工，並沒有如此龐大的資産後盾。按照相關政策規定，不能向企業進行借款。彼時，三九集團負責此項工作的駱仕斌對此表示，“只要不從企業拿錢，找誰借錢都可以。”

　　最後，郭力向當時酒廠業務合作商華惠忠借款340萬元，郭力由此得以出具了資信證明。

　　但郭力與三九集團簽訂産權轉讓合同後，回到湖北省工商局諮詢産權轉讓變更時發現，三九釀酒廠的股權在掛牌交易之前已經被法院凍結，無法完成過戶。“三九釀酒廠的股權還沒在上海聯合産權交易所掛牌，就已經被三九集團的債權銀行嗅到風聲向深圳中級法院申請財産保全，三九釀酒廠的股權在掛牌之前就已經被凍結。”郭力回憶此事時稱。

　　直到2008年12月31日，在由國資委、湖北省國資委和華潤集團、三九集團共同確認了三九長江公司及下屬的三九釀酒廠“國有性質、産權交易的合法性及交易合同合法有效，仍繼續履行手續”之後，三九釀酒廠的股權終被解凍，但三九釀酒廠至今依舊沒完成改制。“因為在股權凍結幾年間，酒廠負資産驟然上升到2個多億，股權完全轉讓之前，這增加的負資産必須處理清楚。”

　　但在股權凍結三年的時間裏，郭力作為三九釀酒廠的實際擁有者，因股權一直沒法過戶無法履行所有人的職能，馬永富則繼續控制三九釀酒廠。酒廠開始了三年時間不同尋常的真空運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