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大佛寺開高級培訓班

蠟像重現“三大”開會時的情形。

廣州恤孤院路3號，中共三大會址。

　　廣州除保存建黨初期毛澤東的足跡外 還有許多老房子留下周恩來的印記

　　蠟像還原“三大”開會場景

　　文/ 記者廖靖文、文遠竹

　　圖/ 記者邱偉榮

　　今天我們在廣州新河浦恤孤院路3號的中共“三大”會址遺址上重建的紀念館，通過一尊尊栩栩如生的蠟像，我們仿佛親臨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三大”在廣州召開的情景。這次會上，黨的早期領導人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等全部到會，通過了中國共産黨第一部黨章修正章程，毛澤東也首次進入中共領導核心。在今日的廣州，除了保存著建黨初期毛澤東的許多足跡外，還有許多老房子留下周恩來的印記。

　　進入紀念館展廳，最突出的就是代表們開會的場景。這些蠟像按照歷史真實復原，代表們圍著桌子開會，陳獨秀正在激昂地講話，毛澤東手握毛筆在做記錄。

　　“三大”在修改黨章，規定增加中央領導機關人員數量的同時，還通過了《中國共産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法》，規定：“中央局以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行使職權，由執行委員會選出委員長、秘書及會計三人。”“本黨一切函件須由委員長及秘書籤字。”

　　在“三大”上，毛澤東被選入了5人組成的中央局，並擔任秘書，這是毛澤東第一次進入中共的領導核心層。根據該組織法的規定，中共的所有函件，都要由委員長陳獨秀和秘書毛澤東兩人簽字才能生效，由此可見毛澤東當時在黨內的地位。中國共産黨開始通過制定黨內法規，約束最高領導人的權力，這是中國共産黨黨章制度建設史上的一大進步。當時的一塊區域圖顯示，黨的“三大”召開時，廣東有黨員183人（共中廣州45人），佔全國黨員的44%。

　　廣州文明路194~200號，一連四間的文具用品商鋪，平日大門緊閉。即便是每日經過的街坊，若非特別留意也很難發現這四間老房子有何特別之處。靜靜鑲挂在東側外墻上的黑色大理石碑透露著這四幢房子的不凡身世：中共廣東區委舊址。1924年9月，周恩來從法國回國，被黨組織任命為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抵達廣州後即到文明路。

　　“當年這裡被黨內同志稱為‘管東渠’，出自粵語‘廣東區’的諧音”。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原館長、著名文博專家黎顯衡告訴記者，當年黨的機關沒有公開，就使用“管東渠”的化名在警察局登記，後來“管東渠”就成了廣東區委的代號。

　　在廣東省革命歷史博物館工作人員的帶領下，記者走進了這幢老房子。一樓是空蕩蕩的商鋪格局，可踏著木制的舊式樓梯走上二樓，便是另一番景象：磚木結構的框架、褐色的木梁柱、古舊的紅色吸水地磚，原汁原味的廣式老房子。

　　“廣東區委很多重大問題都是在這裡討論研究的”，墻上的説明介紹，由周恩來負責領導的軍事委員會初期就在這間會議室內辦公。毛澤東也曾到這裡參加會議研究工作。

　　三樓有個一平方米大小的密寫室尤為特別，內設一個帶鎖的櫃子和一對桌椅，僅容得下一個人。“一些密件就在這裡進行技術處理”。

　　周恩來鄧穎超文德樓新婚

　　距離“管東渠”300余米的文德東路上，有一處頗具規模的老房子，歷經滄桑的外墻也掩蓋不住昔日精緻的容貌。這裡就是鼎鼎大名的文德樓——周恩來和鄧穎超的新婚居所，這對革命伴侶從這裡攜手開始了長達半個世紀相濡以沫的人生路。

　　周恩來和鄧穎超相識于1919年“五四”運動。後來，周恩來赴法國留學，二人鴻雁往來，書信定情。在組織的關懷下，1925年8月初，鄧穎超隻身從上海來到廣州，與周恩來相聚。然而，當時廣東區委正全力組織省港大罷工，周恩來只好委託陳賡拿著她的照片去接。可陳賡始終沒見到鄧穎超，當他內疚地返回周恩來住處不久，卻看見一個姑娘笑吟吟地走了進來，原來聰明的鄧穎超還是根據地址找到了住處。

　　經歷這個小小的波折，8月8日，周恩來與鄧穎超正式結婚。中國共産黨的創建人之一張申府在太平館請這對新人及一眾好友吃飯，祝賀他們新婚之喜。周恩來鄧穎超新婚的居所，就在文德東路上的文德樓3號二樓。他們的好友李富春、蔡暢夫婦就住在隔壁的1號。

　　黎顯衡告訴記者，周恩來和李富春夫婦等廣東黨委主要同志都居住在文德樓，首先這裡離文明路廣東區委和萬福路廣東軍委都只有幾步之遙；文德樓的環境比較安靜，巷口原來還有一座更樓，比一般民居更具安全性。黎顯衡分析，周恩來、李富春等人租住文德樓是自己掏腰包的。

　　時隔80多年，近日記者走進大隱于鬧市的文德樓。儘管部分外墻已經脫落，這裡仍保留著幾分當年的意韻，記者在這裡巧遇移居國外多年的總理舊居業主陳玉桃婆婆。“當年我爸爸購買這幢房子時，根本不知道是周恩來住過的地方”。如今，陳婆婆的家族基本都定居海外，陳婆婆和老伴也移居美國多年，這次不顧兒女反對，陳婆婆夫婦決定落葉歸根。

　　為北伐培養軍事政治人才

　　在廣州工作的後期，周恩來還與大佛寺結緣，在此開辦“高級政治訓練班”，這段故事一直鮮為人知。

　　廣州市委黨史研究室副主任黃穗生告訴記者，“中山艦事件”發生後，1926年5月下旬，時任中共廣東區委軍委書記的周恩來，率200多名革命青年軍人走進大佛寺，利用大佛寺大殿後東西二廊的佛殿式平房，舉辦“高級政治訓練班”。他們都是被蔣介石借“中山艦事件”，強迫命令退出第一軍和黃埔軍校的共産黨員。

　　周恩來親自擔任班主任，將這批共産黨員青年軍人集中訓練，為即將開始的北伐軍培養軍事政治人才。“開班這一天，周恩來首先宣佈本班紀律，明令不得損壞寺廟的物件”。當年7月，國民革命軍在廣州東較場誓師北伐，“這批年輕軍事政治人員，正好有了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