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史知識大講堂》第四講：延安整風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延安整風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盧 毅

　　20世紀40年代的延安整風，是中國共産黨歷史上一次全黨範圍的普遍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也是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通過延安整風，中國共産黨不僅初步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破除了將蘇共經驗和共産國際指示神聖化的教條主義，而且還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確定為黨的指導思想，從而極大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對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回顧延安整風，從中吸取寶貴的經驗教訓，對於我們今天加深理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必要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延安整風的歷史背景

　　（一）延安整風的主要起因

　　毛澤東之所以要發動延安整風，是有著深刻歷史背景的，尤其是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曲折歷程有關

　　第一，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給中國革命帶來了嚴重危害，必須從思想路線上加以徹底解決。

　　延安整風之前，我們黨曾先後發生過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三次“左”傾錯誤，其中在1931年1月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上臺的王明“左”傾教條主義是理論形態最完備、持續時間最長、影響最深、危害最大的一次。它在軍事上實行冒險主義，在政治上實行關門主義。這一系列“左”傾錯誤直接導致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失敗，南方各根據地相繼喪失，全國紅軍從30萬人減少到3萬人，黨員從30萬人減少到4萬人，白區的黨組織也幾乎損失殆盡。

　　儘管在遵義會議上博古“左”傾中央的統治宣告結束，但由於環境和條件的限制，當時只是解決了最為迫切的軍事和組織問題，而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問題並未做出正確的結論。此後，毛澤東在1940年12月政治局會議上曾試圖解決這一問題，徹底否定六屆四中全會以來形成的“左”傾政治路線。但是由於教條主義在黨內的思想基礎仍然根深蒂固，他的努力沒有獲得完全成功。這讓毛澤東逐漸認識到，必須在全黨範圍開展一次整風運動，才能從根本上徹底解決思想路線問題。

　　第二，抗戰初期王明的右傾錯誤一度引起黨內思想混亂，必須予以肅清。

　　1937年11月，王明從莫斯科回國。這一次，他又教條地搬用共産國際指示，提出“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右傾口號，主張對國民黨讓步。在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和1938年3月政治局會議上，他還一再反對洛川會議以來黨堅持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的路線、方針、政策，並不點名批評了毛澤東。當時，毛澤東雖然贊成與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但他認為我們不能過分相信國民黨，必須時刻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從後來的事實來看，毛澤東的這種主張無疑是正確的，但在當時卻受到王明的批評。由於王明手握共産國際指示這道聖旨，而共産國際當時在中共黨內有著很高的威信，因此他的這種右傾思想一度佔了上風，這就給全黨帶來了很大的思想混亂，給黨在抗戰初期的工作造成了不良後果。而要糾正這種右傾錯誤，就必須通過開展整風，肅清教條主義的影響。

　　第三，皖南事變的發生，促使毛澤東思考如何儘快改變與共産國際的關係，這是延安整風運動的導火線。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新四軍遭到慘重損失。而在事變前，毛澤東就對國民黨存有戒心，曾制定過一個先發制人的計劃，打算派15萬精兵打到國民黨後方去，但這個計劃最終被共産國際否定了。這件事深刻反映了中共與共産國際的重大意見分歧，同時也讓毛澤東的警惕性進一步增強。為了避免重蹈覆轍，他決心儘快改變與共産國際的關係，從實質上擺脫共産國際對中國革命的干預。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開展一次全黨的整風運動，從思想根源上破除將共産國際指示神聖化和教條化的氛圍。

　　總之，在延安整風前，我們黨在處理中國革命問題時還不夠成熟，時常犯“左”傾或右傾錯誤。而無論是“左”還是右，其實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照搬照抄共産國際指示的結果，都是教條主義的表現。這就説明我們黨還沒有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很好地結合起來。因此，如何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成為擺在我們黨面前的一項重大任務。而延安整風，正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重要途徑。

　　（二）延安整風的歷史條件

　　20世紀40年代初，抗戰已經進入相持階段，局勢相對平穩，特別是黨中央所在地陜甘寧邊區的形勢比較穩定，這就為我們黨集中時間進行整風提供了客觀條件。與此同時，黨內在經歷了多次失敗和挫折之後，逐漸形成了一批在政治上比較成熟的領導骨幹。尤其是毛澤東在探索中國革命規律的過程中，創造性地提出了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論，並在40年代初形成了新民主主義理論體系，從而標誌著毛澤東思想的正式形成。這一時期，毛澤東思想還經受了各種複雜鬥爭實踐的檢驗，日益顯現出其高瞻遠矚的正確性，逐步贏得了同志們的信任，毛澤東的領袖地位也因此得到了進一步的確立和鞏固，並獲得共産國際的承認和支持。這些都為延安整風提供了條件。

　　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重返中央領導層，但當時他的領袖地位並不穩固。尤其是王明回國後，更是不斷向他和中央發出挑戰。1938年9月，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召開，王稼祥傳達了共産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口信，其中最重要的內容就是承認毛澤東是中共領袖。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取得了與王明鬥爭第一個回合的勝利。

　　時隔三年，在1941年9月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大家圍繞土地革命戰爭後期的“左”傾錯誤和抗戰初期的右傾錯誤展開了熱烈討論。毛澤東首先嚴厲批評了長期在黨內佔統治地位的主觀主義思想路線。他的這一重要講話，使與會同志受到很大啟發和教育，博古與張聞天等人均對自己曾經犯的錯誤做了誠懇和深刻的自我批評。而王明卻一再推卸責任，為自己辯解，他的這種拒絕認錯的態度遭到了與會者的一致批評。至此，毛澤東獲得了與王明鬥爭的最終勝利，為開展整風運動提供了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