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花季悲劇 司法能做什麼

專題:2011年六一兒童節

5月27日上午，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舉辦“六一”兒童節專場開放日。

　　來自北京市海淀區行知實驗學校、振興小學等17所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學校的120余名小學生在海淀法院參觀。

　　李森攝

5月27日上午，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舉辦“六一”兒童節專場開放日。

　　“法官媽媽”尚秀雲法官（左一）向同學贈送宣傳手冊。

　　李森攝

　　近年來，未成年人犯罪的悲劇一再上演。來自人民法院的信息顯示，每年判處未成年犯罪人數平均在7萬人左右。

　　這些本該活潑可愛的少年，是什麼讓他們走向了罪惡的深淵？司法機關在預防、減少、矯正未成年人犯罪等方面如何發揮作用？

　　今天是“六一”國際兒童節，我們對此進行關注。

　　花季悲劇接連發生

　　●近年來，未成年人犯罪每年平均約7萬人左右

　　起初是惡言相向，拳打腳踢，然後是拿出斧子和錘子，對著受害人頭部猛砸。頓時，受害人血肉模糊，當場死亡。而兩名兇手則收起兇器，不慌不忙地在附近的水池邊洗掉手上的血跡，若無其事地走開了。

　　難以想象，這是最近發生在三個十二三歲孩子身上的慘劇。受害者田田（化名），是河南省長垣縣某中學一名初一學生，而對他痛下殺手的則是他的兩位同學。事情起因很簡單：田田此前把自己的500元壓歲錢借給他的同學程程（化名），但此後多次討要都被程程以各種理由推託。今年5月4日，田田再次找程程討要，結果發生口角，把程程惹怒。隨後，程程找來另一名同學，帶著斧子和錘子，將田田叫到男廁所，對田田痛下殺手，悲劇就這樣發生了。

　　本該是活潑可愛的少年，此刻卻變成了冷酷無情的兇手。

　　來自人民法院的統計信息顯示，全國法院2007年判處未成年罪犯87506人，2008年判處88914人，2009年判處77604人，2010年判處68193人。

　　儘管未成年罪犯人數下降趨勢明顯，但發生在未成年人身上的悲劇一再上演，引起社會的關注。

　　社會現實中的未成年犯罪案件，往往是多人作案，有的還是團夥作案。在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近三年審結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半數以上的未成年人實施犯罪是與他人共同完成的。

　　“未成年人的犯罪能力與成年人相比較弱，因此，他們更樂於與他人結成同盟，相互配合，相互協作，這樣既增加了未成年人的安全感，又提高了未成年人犯罪的成功率。此外，‘哥們義氣’心理也是導致未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較多的重要原因之一。”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少年審判庭庭長劉鵬説。

　　是什麼讓“天使”“隕落”

　　●青少年處於青春期，易受外界不良影響

　　根據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的調研分析，2008年以來，北京市各級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共判處未成年被告人4200余人，約佔全部罪犯總數的6%。其中，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420余人，約佔未成年被告人總數的10%；已滿16周歲不滿18周歲的3700余人，約佔未成年被告人總數的90%。案由按照發案數量高低依次為：盜竊、搶劫、故意傷害、尋釁滋事、強姦、聚眾鬥毆、涉毒犯罪等。

　　“犯罪類型多為侵犯財産罪，但暴力化趨勢不容忽視”，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長陳雷説，青少年處於青春期，受到挫折之後容易産生逆反、報復心理，犯罪通常為一時衝動、臨時起意。

　　“因未成年人沒有獨立的經濟來源，要依靠父母生活，一旦父母不能滿足自己的經濟需求，便易産生侵財犯罪心理，同時未成年人因身心發育不成熟，容易因瑣事而衝動，導致侵犯人身權利類的傷害案件高發。”劉鵬告訴記者。

　　在朝陽區人民法院近三年審結的600余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存在暴力因素的案件所佔比例超過50%，其中近70%的案件造成了被害人輕傷以上的後果，劉鵬介紹説。

　　在朝陽區人民法院審理的案件中，未成年人實施的多為侵犯人身權利和侵犯財産權利的犯罪，以及部分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的犯罪，其中佔有較大比例的搶劫罪、故意傷害罪、尋釁滋事罪、聚眾鬥毆罪，往往存在著較為嚴重的暴力因素。

　　“未成年人犯罪與他們身處的家庭和社會環境有密切關係。”劉鵬説，從朝陽區人民法院近三年審結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來看，近八成實施犯罪行為的未成年人都是外地人。海淀區人民法院少年法庭把未成年犯罪案件作為樣本進行分析，發現外來未成年犯人數佔全部未成年被告人數的70%多。

　　“外來未成年人往往以同鄉、同學或工友等關係為紐帶，結合成較為固定的群體。由於經濟拮據、技能缺乏等原因，外來未成年人群體極易受社會不良因素的影響，實施違法犯罪行為。同時，群體成員之間的依賴性又為相互激發犯意、傳授犯罪方法提供了便捷的途徑。”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少年審判庭法官李鐵説。

　　此外，未成年人犯罪與互聯網絡有很大關係。近年來，朝陽區人民法院審結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有近四成案件涉及網絡、網吧：有的被告人利用網絡技術製造、傳播病毒，實施盜竊、詐騙；有的被告人因沉迷網絡遊戲而與他人産生矛盾以致發生毆鬥；有的被告人因缺錢上網而實施犯罪；有的被告人受網絡影響，盲目模倣導致犯罪……

　　花季如何才能充滿陽光

　　●需要加快構建我國少年司法制度

　　如今的未成年人犯罪正呈現出犯罪動機隨意化、犯罪類型多元化、犯罪年齡低齡化、犯罪主體固定化、犯罪手段成人化等特徵，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有關負責人表示。

　　面對這一嚴峻的形勢，司法如何應對？

　　1984年，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法院建立了少年法庭，專門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這也成為我國大陸地區首個少年司法審判機構。截至2009年，全國法院系統共成立了2200多個少年法庭。

　　開展社會調查、實行前科消滅試點、司法社工介入幫教……在推動未成年人犯罪司法保護方面，實務部門做了很多工作，相比之下，立法工作卻顯得與形勢不相適應。

　　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張軍在今年4月召開的全國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綜合審判庭試點工作座談會上所言，目前刑法及刑事訴訟法、民法通則及民事訴訟法等法律雖然都對未成年人作了特殊規定，但都較為原則，尚未形成完整的體系。未成年人保護法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雖然是專門的未成年人保護立法，但不屬於操作規則，關於少年法庭設定以及工作機制方面的立法尚屬空白。

　　其後果就是，一些試點法院在少年審判方式改革實踐中，探索出一些預防、減少和矯正未成年人犯罪的有效做法，因缺乏明確法律依據而難以在更大範圍推廣。華東政法大學教授姚建龍認為，少年司法“一條龍”體系發育不均衡、地區發育不均衡，是目前我國少年司法制度建設存在的軟肋之一。

　　構建我國少年司法制度成為理論界和實務界的共識。如何貫徹對違法犯罪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以及“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就成了全社會面臨的共同任務。從司法部門來説，需要建立針對從未成年人犯罪的分押、分管、預審、批捕、起訴、審判、辯護、改造到幫教、安置等各環節、程序的配套工作體系。

　　“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是一項綜合性的系統工程，是全社會的責任，需要社會各方共同努力。”劉鵬説，這包括未成年人養成良好習慣、監護人切實履行監護責任、加強對未成人的教育、凈化社會環境等等。

　　“推動、促進未成年人案件審判實體、程序法律以及與未成年人司法工作相配套的社會輔助工作規範建設，已是當務之急。”張軍説。

　　國外及我國台灣地區少年法院設置（鏈結）

　　日本

　　1948年，日本制定的《少年法》倣美國部分州的做法，設置“家庭裁判所”審理少年非刑事案件。家庭裁判所的審級與地方裁判所相同，主要有下列權限：家事審判法規定的關於家庭案件的審判及調解；少年法規定的少年保護案件的審判；涉及少年法第三十七條第一款所列訴訟的第一審裁判。目前，日本共有50個家庭裁判所，242個分支機構和96個派出機構。

　　德國

　　德國並沒有設置專門的少年法院。通常所説的德國少年法院，以及《德國少年法院法》所稱之少年法院，是以下三種少年審判組織的統稱：（1）在區法院設少年法官一人，處理較輕微的少年犯罪案件；（2）在參審法院設少年參審員二人，會同少年法官審理少年犯罪案件；（3）在地方法院設少年法庭（少年刑事庭），審理少年第一審案件和受理對區法院和參審法院的少年案件不服的控訴。

　　美 國

　　美國是聯邦制國家，其法院制度採取雙軌制。聯邦有聯邦的法院制度，各州有各州的法院制度。各州對於少年犯罪案件的審理機構，約可以分成下列四種不同的類型：一是由專設的少年法院審理；二是由普通刑事法院審理；三是將少年犯罪案件與家庭案件合併由家庭法院審理；四是在普通刑事法院中專設少年法庭審理。

　　台灣

　　我國台灣地區的少年審判機構設置如下：“直轄市”設少年法院，其他縣（市）視其地理環境及案件多寡分別設少年法院。尚未設少年法院的地區，在地方法院內設少年法庭。少年法院分設刑事庭、保護庭、調查保護處、公設輔佐人室，並應在調查保護處配置心理測驗員、心理輔導員及佐理員。少年法院院長、庭長及法官等，除須具有一般資格外，應遴選具有少年保護知識、經驗及熱誠者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