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史知識大講堂》第三講：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

    這一講講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戰爭及其最後勝利，是近代一百多年以來中國人民反抗外敵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勝利。它一舉洗雪了自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所遭受的百年民族恥辱，是中國由衰敗走向振興的偉大轉折。在抗日戰爭時期，儘管當時的中國還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但是由於當時已經有了已經覺醒或者正在覺醒的廣大人民群眾，有了經歷過兩次革命勝利和失敗的考驗、在政治上達到了成熟的中國共産黨，有了政治上進步的軍隊即人民的軍隊，有了局部的人民政權即解放區人民政權。總之，當時的中國按照毛澤東的判斷，是處於歷史上的進步時代，這是足以戰勝日本的主要依據。雖然不能説抗日戰爭是單獨由中國共産黨領導的，但是中國共産黨作為處於歷史上進步時代的主要代表，卻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這一講將圍繞中國共産黨如何成為抗戰中流砥柱這一主題，分三個方面來講。第一個方面，中國共産黨提出並制定了正確的抗戰指導方針。第二個方面，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敵後戰場逐漸上升為抗戰的主戰場。第三個方面，中國共産黨不斷加強自身建設，成為全國人民的新希望。

　　下面先講第一個方面，中國共産黨提出並制定了正確的抗戰指導方針。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軍在北平西南的盧溝橋附近，以軍事演習為名，突然向當地中國駐軍第29軍發起進攻，第29軍奮起反抗，偉大的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由此爆發。日本的全面侵華戰爭，使中國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嚴重危險。在這緊急關頭，只有全民族團結起來實行抗戰，才是中國生存和發展的唯一齣路。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産黨提出並制定了正確的抗日戰爭指導方針。

    第一點，中國共産黨積極倡導並努力促成和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盧溝橋事件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向全國發出通電，大聲疾呼：“平津危機！華北危機！中華民族危機！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事實上，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中國共産黨就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做出了長期不懈的努力。1935年8月，中共中央發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其中明確提出共産黨和紅軍願意同包括國民黨在內的一切抗日黨派和團體，共同抗日救國。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陜北瓦窯堡召開會議，這次會議初步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和方針。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爆發以後，中共中央採取了和平解決的方式，迫使國民黨蔣介石接受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等條件。

    在隨後舉行的國共兩黨關於和平談判的過程當中，國民黨方面的表現不是很積極，全面抗戰爆發以後，蔣介石急於調動紅軍到華北抗戰前線，所以在談判中表現出了較大的主動性。8月22日，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9月份按戰時序列改為第18集團軍）。8月25日，中共中央軍委發佈命令，任命朱德、彭德懷為八路軍的正副總指揮（後來改稱正副總司令）。以葉劍英為參謀長，八路軍下轄三個師：第115師，師長林彪；第120師，師長賀龍；第129師，師長劉伯承。當時紅軍改編是一個重大的轉變，很多指戰員思想認識搞不通，他們認為紅軍改編就相當於共産黨、紅軍向國民黨投降，過去與國民黨進行的十年血戰白打了。針對這一狀況，紅軍各部普遍向廣大指戰員開展了一次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教育。當時，朱德、劉伯承、賀龍、羅榮桓、左權等高級將領&&向指戰員做思想説服工作。1937年9月，在120師舉行的抗日誓師大會上，朱德就明確指出，紅軍改編，同志們思想不通，這個心情我們可以理解，但是毛主席説了，紅軍改編，統一番號是可以的，但是有一條絕對不能變，就是中國紅軍必須絕對處於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之下。賀龍也結合自己的經歷説，過去國民革命軍的服裝我穿過，青天白日帽徽我也戴過，青天白日旗我也打過。從大革命失敗到現在，我和國民黨打了十年，但是現在是國難當頭，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為了共同對付日本帝國主義，我們紅軍才實行改編。從表面上看來，我們是白的，但是我們的心卻是紅的，永遠是紅的。

    經過思想教育工作，廣大指戰員思想認識上的疙瘩逐漸解開，普遍認識到大敵當前建立抗日戰爭統一戰線的極端重要性和必要性。中國有句古話，兄弟鬩于墻而外禦其侮。中國共産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是這一民族傳統在民族危機現實之下的再次復活，如果中國共産黨不能提出這樣一個具體目標，是談不上政治領導的。

    中國共産黨倡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整個抗日戰爭過程中，中國共産黨以民族大義為重，自始至終維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存在和發展。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國民黨頑固派“積極反共，消極抗日”，先後掀起了兩次大規模的反共高潮，其中以“皖南事變”為標誌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使新四軍遭受了巨大的損失。當時新四軍軍部以及所屬皖南部隊一共9000多人，遭到國民黨預先埋伏的部隊的圍剿、襲擊，除2000多人突圍以外，其餘大部分犧牲、被俘或者失散，新四軍軍長葉挺被無理扣押，副軍長項英遇害。“皖南事變”的爆發，使很多人認為，國共合作將破裂，內戰有擴大的危險。但是中國共産黨面對這種嚴峻的事態，還是以抗日大局為重、以民族大義為重，採取了既聯合又鬥爭，以鬥爭求聯合、求團結的政策。在軍事上嚴防自衛，在政治上堅決反擊，在重慶，周恩來對國民黨當局提出了嚴重抗議，他親自打電話給國民黨總參謀長何應欽，説你們的行為，使親者痛、仇者快，你們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皖南事變”的爆發，得到全國人民、中間階級、國民黨內正義人士以及國際社會輿論的普遍同情。當時宋慶齡、何香凝就致函蔣介石，反對國民黨圍剿新四軍。馮玉祥也説，新四軍抗戰有功，婦孺皆知，此次被剿滅，“政府”方面實難挽回對人們的信賴，在國際社會上，蘇、美、英等國也反對國民黨這種做法。這樣形勢的發展就完全出乎國民黨頑固派的意料之外，反而使更多的人認識到中國共産黨和新四軍是堅持抗日作戰的，這樣國民黨在全國人民面前就輸了理，而共産黨及其所領導的軍隊卻在全國的地位大為提高，後來更加證明共産黨是堅持團結抗戰的柱石。

    中國共産黨倡導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抗日戰爭中的存在及其發展，使得日本帝國主義突然發現他面對的中國不再是一個四分五裂、一盤散沙的中國，而是一個團結起來的中國，這就註定了他滅亡中國的美夢最終必將破滅。

    第二點，中國共産黨制定了全面的抗戰路線即人民戰爭的路線。

    抗戰爆發以後，在如何堅持抗戰問題上，國共兩黨從一開始就採取了截然不同的路線，形成了兩條對日截然不同的作戰指導路線和方針。國民黨從大地主、大資産階級的利益出發，力圖使抗戰的進行不致損害他們的統治，而且想在抗戰結束以後繼續維持他們的統治。因而採取了片面的抗戰路線，也就是堅持國民黨一黨專政和獨裁，依靠政府和軍隊來進行抗戰。不注意給人民以抗日民主自由各方面的權力，不注意改善人民的生活。1938年3月至4月，國民黨召開了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國民黨抗戰建國綱領》，其表現的抗日態度是積極的。但是，對於發展民眾運動增加了很多限制。

    中國共産黨從全民族的利益出發，提出了一條全面的抗戰路線。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陜北洛川召開擴大會議，會議分析了國民黨的片面抗戰路線，指出其包含了極大的危險性，存在著嚴重失敗的可能。毛澤東明確指出，應該使我們共産黨成為全國抗戰的核心，必須與國民黨的片面抗戰路線作鬥爭。會議向全國人民提出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十大綱領》中包括進行全國軍事的總動員、全國人民的總動員、改良政治機構、改良人民生活、維護抗日民族團結等十個方面。這實際上是中國共産黨全面抗戰路線的具體化。

    毛澤東明確提出，目前急需把共産黨與國民黨區別清楚，《十大綱領》的提出就是共産黨與國民黨片面抗戰路線的區別。1937年10月，毛澤東在同英國記者貝特蘭談話時就明確指出，我們的基本口號就是全面的、全民族的對日抗戰路線。在整個抗日戰爭過程中，中國共産黨一直堅持這樣的路線。1939年7月，是抗戰兩週年，中共中央發表了關於對時局的宣言，其中再次重申我們的路線就是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路線。在抗戰勝利前夕，1945年4月，中國共産黨在延安召開了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大會提出一條政治路線，也就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對於這條政治路線，毛澤東是這樣解釋的。他説，“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指的是人民隊伍；“在我黨的領導下”，指的是指揮官、司令官；“打敗日本侵略者”，指的是敵人，“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指的是目標。他説這是一條“總路線”。他還説“我們黨歷來就是這樣的路線”。這樣的路線，實際上也就是全面抗戰的路線。

    可以説，兩條路線、兩個前途。堅持和採取全面抗戰路線，必將得到一個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實現中國獨立自由的前途。採取片面抗戰路線，就不會取得抗戰勝利，而且很可能得到日本佔領中國的前途。中國共産黨提出的全面抗戰路線，符合併代表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爭取抗戰勝利的唯一正確路線。

    第三點，中國共産黨提出了持久戰的戰略方針。

    抗戰爆發以後，國民黨在正面戰場上進行了比較堅決的抵抗，並組織了像淞滬、忻口、南京等會戰，但是由於國民黨堅持片面的抗戰路線，最後在日軍的強大攻勢下節節敗退。1937年12月，日軍佔領南京，屠殺我國軍民30多萬人，製造滅絕人性的大屠殺事件。國民黨首府南京被攻克以後，國民黨的首府就遷到武漢，最後又遷至重慶。國民黨正面戰場的這樣作戰狀況，就使得全國人民充滿了憂慮：戰爭將如何進行下去？中國能否取得抗戰的勝利？怎樣才能取得抗戰的勝利？在抗戰爆發以前，國民黨陣營裏一直就有人説：中國武器不如人，戰必敗。全面抗爭爆發以後，“再戰必亡”的論調又甚囂塵上，當時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就是其中的代表。當然，速勝論也有相當的市場，國民黨中一部分人妄想通過或者依靠國際援助來迅速地取得對日作戰的勝利，特別是1938年3月至4月，國民黨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指揮軍隊，在山東嶧縣附近的臺兒莊取得了殲敵二萬多人的大捷，臺兒莊大捷的消息傳來，速勝論的觀點又抬頭。但是不久，日軍南北對進夾擊，軍事重鎮徐州陷落，這樣人們盲目樂觀的情緒又再次受挫。

    這時抗日戰爭已經進行了整整十個月，飽受戰爭之苦的中國人民，無不渴望和平的早日到來。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覺得有必要對這10個月的經驗做一個總結性的解釋，給全國人民一個關於抗戰前途的説法和答案。1938年5月至6月，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發表了《論持久戰》的長篇演講，這一論著是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最重要的軍事著作。它清晰地回答了有關抗日戰爭的種種問題，解答了人們的思想疑惑，在國內外産生了重要影響。

    在《論持久戰》中，毛澤東首先明確提出中日戰爭的歷史方位問題，他説中日之間的戰爭不是任何別的戰爭，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同帝國主義的日本在20世紀30年代所進行的一個決死的戰爭，在這一歷史方位上，中日雙方存在著互相矛盾的幾個基本特點：第一，日本是帝國主義強國，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國。第二，日本的侵略戰爭是退步的、野蠻的，中國的反侵略戰爭是正義的、進步的。第三，日本戰爭力量雖強，但它是一個小國，它的人力、軍力、財力、物力均感缺乏，經不起長期的戰爭。第四，日本的侵略戰爭在國際上是“失道寡助”的，中國的反侵略的正義戰爭是“得道多助”的。其中第一個特點，決定了日本可以在中國橫行一時，中國不能速勝，抗日戰爭要經過艱難的歷程，後三個特點決定中國不會亡國，經過長期抗戰，勝利最後屬於中國。

    《論持久戰》還科學的預見了抗日戰爭的進程將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敵之戰略進攻，我之戰略防禦時期；第二階段是敵之戰略保守，我之準備反攻時期；第三個階段是我之戰略進攻，敵之戰略退卻時期。第二階段，也就是戰略相持階段，是整個戰爭轉換的樞紐，中國將在此階段獲得由弱轉強的力量，最後勝利屬於中國。在《論持久戰》中，毛澤東還明確提出：“兵民是勝利之本”，“戰爭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只要動員起來全國的老百姓，就會陷敵於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彌補武器彈藥的不足，最後取得抗戰的勝利。毛澤東的這些論斷，清晰地回答了人們最關心而一時又看不清楚的問題，使得人們對於抗戰的歷程和前途有了一個清晰的答案，大大增強了全國人民堅持抗戰到底的信心和決心。

    歷史證明，在中國人民陷入對抗戰前途渺茫、苦悶、徬徨的情緒之中時，當政的國民黨並沒有給全國人民一個關於抗戰前途的答案和説法。但是，國民黨沒有做到的事情，中國共産黨做到了。毛澤東對於抗戰前途的預測是那樣準確，使人深為佩服。對這一點，1945年4月，在我們黨的七大上，朱德就指出，在八年過程當中，抗日戰局經過了複雜的變化，但是不管戰局如何變化，如何複雜，其發展進程都沒有超出毛澤東同志在《論持久戰》中關於三個階段的科學預見，也就是敵人的進攻階段、敵我相持階段、我方反攻階段。

    綜上所論，中國共産黨實事求是地分析了中國的國情，提出並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提出了全面抗戰的路線和持久戰的戰略方針，為抗戰勝利指明了方向，這是中國共産黨作為抗戰中流砥柱的第一個方面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