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紅基會透明嘗試兩年 公眾監督制度初見成效

巡視員在項目點開展工作。中國紅基會供圖

　　5月24日上午，中國紅十字基金會租用的會議室裏好不熱鬧，中國紅基會從理事長到秘書長一幹高層全部到場，但他們只是作為紅基會工作人員列席的；會議真正的主角是中國紅基會聘請的22位社會監督委員會委員以及10名社會監督員。

　　社會監督委員會是紅基會在兩年前開始試點的，由於其超然于紅基會外，同時又有對紅基會監管的權力，被稱作紅基會的“婆婆”。兩年過去了，委員會向社會公佈了一份厚厚的報告，其中不乏紅基會資助、運作項目中的違規之處。對於“婆婆”們的“自揭家醜”，紅基會理事長郭長江表示：“通過這些甜蜜的負擔，希望能夠讓公眾了解我們，監督我們，正確認識公益組織，維護社會各界對公益事業的支持熱度。”

　　“我們監督委員會是真的還是假的？是作秀的，是幫紅基會搞危機公關的？還是要建立一種社會監督的機制？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説，是真的！”

　　徐永光

　　緣起 志願者鑽空子截留善款

　　據了解，紅基會成立社會監督委員會源自於2009年小天使基金的志願者欺詐事件。馬書軍是紅基會小天使基金的志願者，他的兒子于2005年被診斷患有白血病，此後，他曾在天津街頭行乞8個月。經媒體報道，有好心人通過紅基會定向捐助給他30萬元。獲得幫助後，馬書軍成為了小天使基金會的志願者，從2006年到2009年，在幫助其他白血病患兒申辦小天使基金救助款的過程中，他通過提供虛假就醫票據等方式，將紅基會發放給白血病患兒的部分救助款歸為己有，共非法佔有25萬餘元，涉嫌詐騙罪。

　　馬書軍事件發生後，社會上對中國紅基會的管理提出了質疑。為了彌補管理上的漏洞，2009年7月，中國紅基會決定成立社會監督委員會，該委員會由來自政府、監察、審計、法律、媒體、學界、捐贈人、非營利組織等的20余位代表組成，獨立於紅基會自身的辦事機構，下設社會監督辦公室，聘任社會巡視員在各地獨立監督視察項目，並委託第三方對公益項目進行效果評估。由此第一個基金會“體外監督機構”産生了。

　　據紅基會相關負責人介紹，在最初的制度設計層面，中國紅基會社會監督委員會是一個紅基會體外機構，監督委員會聘請社會監督巡視員，對中國紅基會實施的公益項目進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監督巡視。巡視員屬於志願者性質，不領取報酬，但在監督巡視工作中發生的差旅費用和必要的工作成本則由中國紅基會承擔。

　　構成 大部分是能“放炮”的人

　　這個監督委員會目前共有22人，基本都是圈內“大腕”，其中既有三分之一是來自媒體界，如人民日報社原副總編輯周瑞金、科技日報社總編輯陳泉涌、新華每日電訊副總編輯方立新等；另外還有三分之一是來自公益學界、政府部門以及立法機構的人士，如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徐永光、北京師範大學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NPO研究所所長康曉光、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王名、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楊團、國務院法制辦公室處長朱衛國等。仔細分析這份名單可以看到，徐永光、康曉光、楊團、王振耀等都是經常在媒體上直言“放炮”的公眾人士。

　　對於人員構成，委員會的副主任委員、南都公益基金會徐永光表示：“我們監督委員會是真的還是假的？是作秀的，是幫紅基會搞危機公關的？還是要建立一種社會監督的機制？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説，是真的！如果是假的，我不會來。我認識的，我比較了解的幾位，也都是在各個方面疾惡如仇，眼裏容不得沙子的人，絕對不會來這裡作假的。紅基會請我們來也是要做好心理準備的。”

　　相對於監督委員們，巡視員則大多是專業人士，其中有大型公司的審計人員、房地産企業的工程人員、跨國公司的工程師以及退休的公務人員。

　　成果 發現項目資金挪用等問題

　　在當天的會議上，由監督委員會和巡視員組成的“婆婆”團確實沒有給紅基會留情面。在其發佈的報告中公佈了巡視員在巡視過程中發現的若干問題。

　　2009年8月，巡視組在四川德陽巡視時發現，什邡市紅會未經中國紅基會同意，擅自將菳華小學項目調整到什邡市馬祖鎮幼兒園項目。巡視員發現該問題並將其告知紅基會後，紅基會正式發文，撤銷對該項目的資助並收回已撥付的一期資金420萬元。

　　2010年2月，巡視員在夾江縣黃土鎮中學和夾江縣木城中心的教學樓工程存在明顯的質量問題，在社會監督辦公室的督促下，樂山市紅會召開了項目整改會議，責令夾江縣紅會和夾江縣教育局認真組織實施單位、監理單位、建設單位召開現場會，對巡視組提出的問題逐一進行整改。

　　2010年7月，巡視員鄧津在對廣汽豐田博愛助學金受助大學生項目進行回訪時發現，華南理工大學、江西財經大學的輔導員，事先未經中國紅基會和廣汽豐田公司同意，自作主張將2個同學的助學金分配給6名同學，事後也並沒有將相關情況向中國紅基會進行説明。巡視員告知紅基會後，紅基會分別給兩所大學發去公函，指出該做法有違實施協議，違背捐贈方意願，希望兩所學校對所發現問題做進一步核查，對違反協議的責任人予以批評。

　　除了發現問題，巡視員還給紅基會提出了很多建設性意見。2010年3月，巡視組赴四川通江縣營盤村小學檢查校舍加固項目時，發現學校沒有公廁，操場泥濘，學生沒有課外讀物，而且沒有午餐和熱水喝，巡視員當即提出了項目延伸建議，得到中國紅基會積極支持，並給予解決。

　　爭議 巡視員心有餘力不足

　　根據統計，兩年時間裏，8名巡視員進行了42次巡視和回訪，範圍遍及全國，共編發了46期社會監督簡報進行意見反饋和整改督辦，處理社會投訴和諮詢約500人次。如此大範圍和高密度的巡視，讓一些巡視員感到體力不支。

　　2009年，盧靜（化名）年滿60歲，從國務院某辦公室退休，職務為巡視員。看到中國紅十字基金會的招募信息，她報名參與了，不拿一分錢工資，還要去相對貧窮困難的地方，她説原來的工作無法讓她看到一個真正的中國，她就想到基層去看看老百姓的生活究竟是什麼樣子。

　　在擔任巡視員期間，她和另一名同事是一組，一年要跑4到5個項目，1個項目週期為一星期，有的時候，路程就要佔據一天的6到7個小時，體力消耗讓她有些吃不消，“我是實在比不了年輕人，上不去了”。

　　相對於體力上的問題，還有很多監督方法和方式的爭議。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楊團表示，巡視員一天跑好幾個地方確實辛苦，但欽差大臣式的訪問，聽取一些彙報工作恐怕還是很難深入監督，她建議，是不是還可以讓當地的群眾參與進來，真正了解實際發生的情況。

　　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徐永光則建議充分利用媒體，讓媒體發現問題後反饋給巡視員，通過巡視員再去巡視，然後再反饋到媒體，形成一個社會監督的良性循環。

　　現場 投票表決給“巡視員”更名

　　在這次會議上還發生了有趣的一幕。一些委員對監督委員會聘請的“社會監督巡視員”的名稱提出了質疑。社會監督巡視員是最初由紅基會設定的名稱，“巡視員”的名稱太具有政府官員下基層視察的色彩，建議直接改為“社會監督員”。而楊團更是指出社會監督委員、社會監督員、社會監督機構應該是一體的，如果把巡視這兩個字去掉，社會監督員是一個崗位，社會監督委員也是社會監督員，也屬於志願者。

　　關於是“巡視員”還是“監督員”一下子在會場上産生了爭論，徐永光當即主持了投票表決，最終“巡視員”被“監督員”所替代。此外徐永光還指出，報告中關於社會監督員向紅基會“彙報”的説法也要改變，“彙報是下級向上級的，我們的監督機構並不是紅基會的下級，今後社會監督員發現問題後，應該是"告知"紅基會。”

　　本報記者侯雪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