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指包頭富豪被高利貸逼死 銀行卡剩3700元

　　近期，身披“內蒙古自治區百強企業”、“2008年感動包頭人物”等桂冠的“億萬富翁”金利斌，突然在奧迪A8座駕自焚，引發社會一片猜疑。

　　一位“功勳企業家”竟自焚身亡，是什麼重壓讓他生不如死？又是誰逼他走此絕路？金利斌之死發出什麼警示？圍繞一系列問題，“新華視點”記者進行了詳細調查。

　　“他每天一睜眼，就增加100萬元欠債”

　　查閱金利斌的惠龍集團公司網站，會發現公司對外宣稱資産已達25億。然而金利斌死後，相關調查顯示，從2004年開始，金利斌就以高額利息為誘餌，公開向社會非法集資。2008年未經工商部門批准，即打出“惠龍集團”公司旗號，成立了4個融資部，以月利息三四分錢、甚至一角錢大肆集資，金額高達12.5億元。

　　高利息大大超出了企業承受能力。今年1月，惠龍集團因資金鏈斷裂，不僅無力返還利息，而且拖欠員工工資。

　　“他每天一睜眼，就增加100萬元債務。”包頭市公安局高新技術開發區分局副局長曹春説，惠龍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犯罪，屬於單位犯罪。金利斌4月13日自殺後，警方正式對惠龍公司立案調查。

　　記者採訪發現，金利斌出身工人，下崗後靠販運有了一點積累，便註冊了包頭市惠龍公司，開始代理伊利酸奶、藍帶啤酒等名牌食品，獲得了豐厚收益。其妹金利敏説：“他特別想做李嘉誠那樣的人，有一陣子天天看《李嘉誠傳》。”

　　為迅速膨脹企業，金利斌不再滿足物流批發生意。“儘管他不熟悉洗浴行業，但認為掙錢快，就投資搞惠龍洗浴城。”曹春説，自有資金不夠，他就以高息向社會非法集資。2004年惠龍洗浴城開業了，每張門票28元，還帶自助餐，因為有高利貸，只能慘澹經營。

　　但“膨脹欲”讓金利斌認為是洗浴城不夠豪華，於是再次非法集資搞了第二家洗浴城。之後一發而不可收，又辦起了休閒會館、香格里拉大酒店的 KTV歌廳、大理石礦、螢石礦……數年間，高利貸猶如滾雪球般越滾越大，非法集資參與者達四五千人，他每天過著拆東墻補西墻還錢的日子。

　　記者採訪發現，從2008年起，金利斌為了彌補資金缺口，黑錢、白錢都敢高息吸納，非法集資規模達到高峰。截至今年5月9日，警方共接待非法集資參與人報案1500多名，報案總金額約6.1億元。

　　“還有6億多沒主兒。”辦案人員莫日根分析，不能排除有“黑錢”通過放高利貸“漂白”。司法審計發現，惠龍公司賬戶上有1.5億元是以“金利斌”名義集資的，利息也是“金利斌”領取後再轉交“第三人”。

　　“債主們排隊等著要錢，集資款不等進賬就分了。”惠龍公司財務總監王靜説，2010年下半年，惠龍集團資金來源枯竭。今年4月中旬，一些“惹不起”的債主的債權到期。

　　不堪高利貸重負

　　惠龍集團執行總裁孫紹黎認為，金利斌如果安分地做物流批發、經營超市、代理名牌食品，就是一個真正的億萬富翁。可惜，他走了一條非法經營之路，用非法集資、高利貸壯大自己。他説：“儘管集資數額巨大，但大多數支付了利息，能用來投入實業的很少。”

　　2008年初，被高利貸逼入絕境的金利斌，決定找“高人”指點個好項目。這位“高人”曾是內蒙古某乳品企業的高管，在北京經營一家小型豆製品企業。他勸説金利斌：“豆類産品是國家扶持的農業項目，如果做成行業龍頭即可上市。”

　　金利斌如獲至寶，一個上市圈錢甩掉高利貸包袱的夢想迅速形成。他不僅以高利貸買下這家豆業公司，還決定投資4億元建設“中國福禾豆業生産基地”，並喊出一個雷人口號：“做中國豆製品行業的伊利！”

　　惠龍集團辦公室主任王文峰説，福禾豆業于2009年3月施工，2010年3月投産，陸續上了豆腐、豆漿、豆芽、豆渣4條生産線，當年虧損1000多萬元。但金利斌不在乎是否盈利，而在乎是否能上市圈錢。於是，福禾豆業在香港進行了上市登記。

　　“香港登記是想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包頭市金融辦有關負責人説，但這事不能光憑想象。因為上市圈錢無望，最終福禾豆業的土地、廠房以4000萬元抵押給了一家典當行。

　　為了得到一個喘息機會，金利斌決定託人從銀行貸款還債。終於，某銀行同意給1.25億元的“承兌匯票”貸款，但有兩個條件，一是用福禾豆業的土地、廠房抵押，二是其中7500萬元存在該銀行。莫日根説，惠龍公司一位部門經理找人借了4000萬元，先從典當行贖回福禾豆業的産權證明，再抵押給銀行。4月8日，金利斌能夠動用的5000萬元剛從銀行賬戶轉到企業，就被那位部門經理將其中的4000萬元及利息提走，剩下的300萬元又被高利貸債主瓜分。

　　鉅額貸款在公司賬戶停了一天就沒了，金利斌只好把最後的希望“押”在一位港商身上。他給這位港商挖了一個“坑”——投資5億元，佔有福禾豆業20%的股份。4月12日，港商應邀而來，但最終沒往“坑”裏跳。

　　4月13日淩晨，金利斌留下一封怨天尤人的遺書，一把火燒了自己。案發後，警方查其遺物發現，金利斌的15張銀行卡裏，加起來只有3700元。

　　死後警示了什麼

　　在金利斌的辦公場所，處處可顯財富和榮譽的影子：室內不僅有“桑拿房”，電話都是鍍金的，甚至連墻上的地圖用的也是金色材料。辦公樓大廳裏本應陳列工藝品的書架，擺放了形形色色的獎狀，辦公桌上、窗臺上、墻壁上……到處是獎盃或與某領導合影。

　　“內蒙古自治區百強企業”“2008年感動包頭人物”“包頭市十大財經人物”“重點龍頭企業”……幾十個榮譽證書和獎盃，不僅讓觀者眼暈，也讓金利斌迷失了自己。

　　“沒有一個榮譽是白來的，少的幾千元多的8萬元。”一名公司高管説，某媒體在包頭市舉辦一台晚會，唯有金利斌拿100萬元“冠名”。後來這臺晚會還差200萬元，又是他拍腦門給的，“那可都是高利貸啊”！

　　採訪發現，福禾豆業儘管虧損，卻養了一個“藝術團”，惠龍集團還辦了一張企業報，每期印數1萬份，其中8000份贈送包鋼職工。此外，金利斌還有地方兼職。

　　金利斌之死，警醒的不僅是企業家。明晃晃的光環暈了金利斌，蒙了地方政府，也坑了眾多非法集資參與人。

　　有關專家提出，一些地區近年來非法集資氾濫，相關部門卻視而不見，甚至有少數幹部給非法集資者送“榮譽”，掩蓋真相。這種害人害己的亂象有蔓延之勢，甚至在部分地方成為“公開的秘密”，不出大事就沒人管，亟須引起有關方面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