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史知識大講堂》第二講：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開闢

《黨史知識大講堂》第二講：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開闢

主講人：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　劉寶東

　　中國共産黨領導革命取得勝利的原因很多，但最基本一條是成功地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革命道路。關於這條革命道路，小平同志在1984年接見日本外賓時曾作過非常經典的概括。他説“中國人民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並且堅持走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道路，才使中國革命取得了勝利。”他又説“中國共産黨人……走自己的路，也就是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把中國革命搞成功了。”怎麼理解小平同志的這兩個概括？他講的是一條道路，還是兩條道路呢？其實，小平同志這兩個概括講的都是中國特色革命道路：不過一個講的是廣義的革命道路，即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道路，它包括革命的總戰略(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以及實現總戰略的方法(三大法寶)和途徑(農村包圍城市)；第二個講的是狹義的革命道路，即專指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條道路。今天我與大家探討的是後者，專門談談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條中國特色革命道路是如何開闢出來的。我今天講三個問題：一是黨探索革命新道路的歷史背景；二是黨探索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曲折歷程；三是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理論的內容及意義。

　　一、黨探索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歷史背景

　　中國共産黨探索革命新道路的歷史背景，從大的方面講就是大革命的失敗。下面我就簡要地梳理一下大革命時期黨探索革命規律的情況。

　　1962年召開了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毛澤東在會上發言時對黨探索革命規律的情況作了總結，他説：“過去，特別是開始時期，我們只是一股勁要革命，至於怎麼革法，革些什麼，哪些先革，哪些後革，哪些要到下一個階段才革，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都沒有弄清楚，或者説沒有完全弄清楚。”由此可見，黨在成立之初，對革命形勢判斷的並不十分精準、對革命規律的認識也並不十分清晰，而從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的歷史和經驗來看，巴黎公社，十月革命，都是在城市中進行的，所以在革命初期黨也自然地將工作重心放在了城市，並且很快掀起了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但以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的失敗為標誌，第一次工運高潮很快又跌入谷底，在共産國際的促動下，黨的三大決定與國民黨合作。

　　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召開，共産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黨際合作實現後，黨主要幹什麼呢？事實上，黨將主要的精力投向了開展民眾運動。在城市中領導了廣州沙面工人罷工、五卅運動等一系列規模浩大的工人運動，將大革命推向了高潮。關於農民問題，第一次國共合作初期，國民黨也是比較重視，但是有個問題，國民黨雖在政策上比較重視，但卻是只有政策而無行動，因為沒有人願意深入基層。毛澤東在國民黨一大上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隨後他積極參與了國民黨中央的領導工作，他看到了國民黨浮于上層、少於深入基層的現實，1924年2月召開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會議討論了十項提案，其中四項是毛澤東提出的，他在議案中提出了加強黨員作用、重視基層群眾工作等建議，如他説：“地方黨務方在開始，中央及執行部事務必不甚多”，“宜以全力發展下級黨部，不宜將黨裏人才盡聚在最高黨部”，可惜毛澤東的建議不是“留案備核”，就是束之高閣。

　　其實對於國民黨不能深入基層的原因，孫中山本人看的很清楚，也解釋的很清楚，如他説：“迄今為止我和國民黨還沒有與農民進行接觸。在國民運動中出現這一大的疏忽主要是由我的擁護者們的社會身份造成的。”“我本人是資産階級出身，我的大部分擁護者屬於大學生階層、城市知識分子，有相當一部分屬於商界。由此，我們沒有合適的人去深入農村，在那裏紮根。”也即國民黨缺乏吃苦耐勞、深入基層、紮實工作的農運人才。毛澤東曾説：“孫中山這個人有個好處，到了沒有辦法的時候，他就找我們。”就來找我們共産黨，而國民黨的弱項正是我們共産黨的強項，如早期農民運動重要領袖阮嘯仙所説：“不要和國民黨爭無謂的風頭和用不著的權力，吃苦的工作我們自己爭來做，佔小便宜的事情讓給他們。”這導致了什麼後果呢？據中共廣東區委1926年6月的統計：“國民黨中央黨部農民部的特派員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九是我們同志。”

　　這樣大革命時期黨雖然把工作重心放在了城市，但是毛澤東、彭湃等人不畏艱險、深入鄉村、開展農運，為日後將工作重心轉向農村積累了經驗。1925至1927年間，毛澤東撰寫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著作，就是這一時期開展農民運動的經驗總結。他在《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開篇就提出“農民問題乃是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並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農民運動不趕速地做起來，農民問題不會解決；農民問題不在現在的革命運動中得到相當的解決，農民不會擁護這個革命。”他還號召要立刻下決心，把農民問題開始研究起來，到鄉村中去。這些認識為他日後創造性地開闢中國特色革命道路奠定了最初的思想基礎。不過客觀的講，當時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國共産黨人，對於農民運動的了解還是“異常膚淺的”。1956年9月25日，毛澤東在與參加中共八大的拉丁美洲一些黨的代表談話時講到：當時“我們許多同志從平面看農村，不是立體地看農村，……在這個時期，我研究過農村，辦過幾期農民運動講習所，雖然有些馬克思主義，但是看得不深入。”對於如何發動農民、如何深入農村、如何取得革命的勝利，毛澤東等中國共産黨人仍然需要在實踐中繼續探索。

　　由於國民黨人大多不願意從事吃苦的下層民眾運動，這方面工作就由中共黨員承擔。由此一來，國共兩黨的合作形態，就逐漸呈現了國民黨主要做上層工作、共産黨主要做下層工作的分工。不僅如此，黨在推動國民黨改組過程中也起了重要作用，如1945年4月21日毛主席在七大預備會上講：“當時各省的國民黨，都是我們幫助組織的。那個時候，我們不動手也不行，因為國民黨不懂得組織國民黨，致力於國民革命三十九年，就是不開代表大會。我們加入國民黨以後，一九二四年才開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由我們起草，許多事情由我們幫它辦好。”這個忙幫的可不小啊！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共産黨嶄新的理念、清新的形象、務實的作風等區別於其它舊式政黨的先進性，非常有魅力，非常有凝聚力，非常有吸引力，甚至於吸引了一些國民黨員加入共産黨，這個變化可非同小可，它標誌著國共合作初期共産黨員單向加入國民黨的黨際合作模式被打破了，而是變成了雙向互動。這種黨際合作形態的變化，可是非同小可，引起了國民黨內一部分人對國共合作的方式産生了疑慮。國民黨一方面對自身組織的鬆懈而憂慮，另一方面又因為共産黨組織的嚴密而感到恐懼，這種憂慮和恐懼就逐步地衍化成了“分共”和“反共”的主張和行動，而這種傾向在北伐之前就已很強烈地表現出來了，通過這個時期蔣介石的思想變化，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這種變化。比如1926年3月蔣介石的兩條日記就很能説明當時他對共産黨的態度。3月10日，他在日記寫到：“近來所受痛苦，至不能説，不忍説，且非夢想所能及者，是何異佛入地獄耶！”是什麼原因使他這麼難受呢？就像佛祖被扔到地獄中經受煎熬。3月17日，他在日記中給出了答案：“共産黨自以為陰謀之毒，不知其狡計皆為人利用。鮑氏之肉，尚足食乎。”哦，原來是共産黨的陰謀毒計，背後還有個共産國際，此時蔣介石痛恨共産黨和共産國際已經達到了想吃人肉的地步啦！

　　那麼我們中共黨內對國民黨、尤其是對蔣介石的動向就一點警覺都沒有嗎？答案是有的。比如，就在蔣介石記這個日記的次日，也就是3月18日，毛澤東在國民黨政治講習班上，為紀念巴黎公社55週年作了個演講，談了應該從巴黎公社失敗中吸取兩大教訓：一是“沒有一個統一的集中的有紀律的黨指揮”，二是“對敵人太妥協太仁慈”。演講中，毛澤東還説了句大家都熟悉的名言，那就是“我們不給敵人以致命的打擊，敵人便給我們以致命的打擊”。

　　非常不幸，毛澤東的判斷是非常有預見性的。兩天之後，即3月20日，蔣介石就發動了“中山艦事件”，兩個月後，即5月20日，他又提出了排斥共産黨的“整理黨務案”，翻過年來就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給了我們黨一個致命打擊，中國革命經歷了勝利的大喜，轉而又遭受了失敗的大悲。

　　可以説，大革命時期，國共兩黨，一個關注上層，一個關注下層；一個重視軍事，一個重視民眾，一個注重槍桿，一個注重筆桿；一個擅長武鬥，一個擅長文鬥。當兩黨互相合作時，無疑是一對優勢互補的搭檔。當合作破裂時，共産黨就吃大虧了。就像毛澤東在七大的一次講話中説的：我們“被人家一巴掌打在地上，像一籃子雞蛋一樣摔在地上，摔爛很多，但沒有都打爛，又撿起來，孵小雞。”在共産黨員由六萬銳減到一萬人的情況下，在白色恐怖血雨腥風中，中國共産黨在絕境中奮起，開始了探索革命新道路的艱難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