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富先老 2020年中國60歲以上人口將接近20%

　　4月末，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公佈。

　　作為新世紀摸清中國人口家底的第一次人口普查，"六普"啟動之初，便引起社會輿論高度關切。作為世界人口大國，中國人口國情出現任何風吹草動都會牽動多國的敏感神經，中國的人口問題儼然也成了一個"國際問題"。

　　美國有媒體認為，正在加速的老齡化進程會拖累目前活力四射的中國經濟，勞動力總量的縮減可能會讓未來的中國走向"製造業蓬勃發展"的反方向，並給薪酬支付帶來壓力，進一步導致通脹率上漲。

　　印度一些媒體則從中國人口增長率的下降中，"敏銳"地找到了"趕超中國"的突破口，認為印度擁有更年輕力壯的勞動力，所以印度未來的發展更有動力。

　　不過，當代世界國家實力的競爭，早已不是人口數量的比拼，而是以人的素質和人才的競爭為核心。中國的人口問題，也早已不是單純的數量問題，人口的結構、分佈、素質越來越成為深層次矛盾的痛點。

　　縱觀1949～2049年百年人口發展，1949～1999這50年，中國曾經歷了人口從5.4億增加到12.6億的巨大壓力；而從1999～2049這50年，在繼續承受人口總量壓力的同時，中國人口結構性問題，包括城鄉人口結構、出生人口性別結構、人口年齡結構、家庭結構等，正在成為影響經濟社會發展與和諧穩定的主要矛盾。

　　最新普查結果揭示出中國人口國力的幾大變化，如人口總量與人口素質的變化，人口流動增速迅猛、人口老齡化加速、人口分佈不均衡加劇、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等，也都是未來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穩定存在的幾大變數。

　　過去30多年，我國之所以能保持高速經濟增長，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妥善解決了人口問題，並充分利用人口資源的比較優勢，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的"中國奇跡"。

　　未來10～20年，是中國發展的黃金戰略機遇期，也是邁向中等發達國家行列的關鍵時期。此時，全面地認識人口問題，客觀分析人口各要素之間的互動關係，把握好新的人口變動趨勢，進一步完善人口與經濟社會政策，統籌解決人口問題，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更顯緊迫和必要。

　　如果能夠在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戰略中充分考慮人口因素的新變化，因勢利導，再造新的人口資源比較優勢，會極大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為未來發展注入強大動能。相反，如果決策失誤或貽誤時機，任何一個人口問題都可能引發一系列的經濟社會問題，制約現代化進程、影響社會和諧穩定。因此，需要把人口發展戰略作為最基礎的國家戰略，科學謀劃相關的人口與經濟社會政策。（文/楊琳）

　　"中國步調"的人口變數

　　應清醒地認識到，中國人口問題最嚴峻的時期還沒到來。2030年前後，中國人口格局將發生巨大變化

　　文/《瞭望》新聞週刊記者楊琳 孔博 實習生關子孺

　　4月28日、29日，國家統計局發佈了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一號、二號公報。這次人口普查是在中國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後進行的首次人口普查，對於摸清人口國情，制定相關的規劃、政策，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創造良好的人口環境至關重要。

　　此前的4月26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世界人口發展和全面做好新形勢下我國人口工作進行了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胡錦濤指出，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管理面臨的重大問題與人口數量、素質、結構、分佈問題密切相關。他強調，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把人口工作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為此次集體學習進行講解的國家人口計生委中國人口老齡化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於學軍研究員在接受《瞭望》新聞週刊採訪時説，從普查數據看，目前我國人口發展處在勞動力充足、人口有活力、佈局有餘地的最好時機。

　　"一方面，我們應抓住用好這一有利的機遇期。另一方面，要清醒地認識到，我國人口問題最嚴峻的時期還沒到來。"于學軍説，到2030年前後，中國人口格局將發生巨大變化，將承受人口總量最大的壓力、出生人口性別比問題凸顯、城鎮人口超過60%、勞動年齡人口減少速度加快、人口老齡化走向高齡化等多重人口壓力，將成為影響中國從中等發達國家向發達國家邁進的一個重要因素。

　　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距離上一次"五普"已整整10年。接受本刊採訪的專家分析，此次普查數據反映出新世紀10年間中國人口國情的五大變化——人口總量和素質變化、人口流動迅猛、人口分佈失衡、老齡化加速、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同時，這也是未來10～20年中國人口國情影響全面小康和經濟社會發展穩定的五大變數。

　　總量VS質量

　　根據"六普"數據，大陸31個省（區市）和現役軍人的人口共1339724852人。同"五普"相比，人口年均增長率為0.57%。

　　"人口年均增長率的世界平均水平是3‰，歐洲國家趨近於0‰，發展中國家高達14‰。由於中國實行了有計劃的生育政策，人口年均增長率正在接近世界平均水平，這是一件好事"。與于學軍一起為政治局集體學習講解的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教授説，目前中國的人口總量仍是世界第一，但預計到2030～2035年左右，印度將會超越中國成為世界人口第一大國。

　　同"五普"相比，中國0～14歲人口的比重下降6.29個百分點，15～59歲人口的比重上升3.36個百分點。這意味著未來每年達到勞動年齡新進入勞動力市場人數、大學生生源數量將逐年下降。

　　"但是，當代世界的國家實力競爭早已與人口總量關係不大，人口素質的提升和人才的競爭才是一國的核心競爭力所在"，翟振武説。一組數據可以印證這一觀點：西方發達國家總共7.7億勞動人口一年創造36萬億美元的社會財富，而中國9.3億勞動人口2010年GDP為6萬億美元。"這表明體現人口素質的勞動生産率上，我們與發達國家差距甚遠，要特別注意提高人口的素質"。

　　同"五普"相比，目前我國每10萬人中具有初中、高中、大學文化程度人均有所上升，其中大學文化程度一項人數上升最快，具有小學文化程度較大幅度下降，文盲率由6.72%下降為4.08%。

　　2010年，中國連續出臺了《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目標直指教育提質，提出"進入世界人才強國"的戰略目標。

　　"比拼人口總量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人口素質和勞動生産率的比拼才是國家競爭的實質。中國以上所作的重大決策，都是在為中國未來10～20年儲備'人口競爭力'"，翟振武説，中國的人口素質如能得到較快提升，將與産業升級、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相配合，為中國未來的發展提供新的人口比較優勢。

　　人口流動迅猛

　　與"五普"相比，"六普"中居住地與戶口登記地所在的鄉鎮街道不一致且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的人口超過2.6億人，比2000年增加了1.1億人，增長81.03%。這給多位人口學專家留下了深刻印象，連呼"意外"。

　　"在轉型時期，世界各國都曾出現人口的遷移、流動。但是這麼大規模的搖擺、潮汐式流動，且其中40%都是年輕人，這是中國特有的"。南開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李建民説，可以預計，中國人口的流動在未來仍將持續，城鎮化浪潮還將繼續。

　　北京大學人口學所穆光宗教授説，2.21億的人口流動，折射出中國社會轉型、社會發展的巨大能量。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成為解決人口與資源環境關係問題的重要推手，但同時又凸顯出國民待遇、市民待遇和人口融合問題，提出了實現"健康城市化"、"有限市民化"的重要課題。

　　"我們只能説中國有6.66億人居住在城鎮，而不能説中國有6.66億城鎮居民，因為在這6.66億城鎮居民中，有四分之一左右是持有農業戶口的流動人口。這個數據的背後有很多問題要回答、要解決"，于學軍説。

　　他所指的很多問題，既包括如何讓這些已經居住在城鎮的流動人口成為真正的城鎮居民，也包括如何謀劃未來新增農村轉移人口的制度安排和空間佈局，使人口城鎮化又好又快地發展，促進人口分佈更加均衡、合理。

　　在社保制度尚未實現城鄉統籌、全國範圍內順暢轉移接續的背景下，流動人口這一龐大群體出現"兩不沾"現象，社會權益受到損害。翟振武説，在公共服務均等化、社會管理體制創新的背景下，如果沒有專門的機構、專項的政策體系為這2.21億流動人口提供管理和服務，"那麼無異於'放棄'了這部分'最精壯'的人口，一系列社會、經濟、穩定問題由此而生"。

　　人口流動帶來的社會問題，在外來人口高度稠密的東南沿海地區尤為突出。廣東是我國流動人口管理任務最繁重的地區之一，該省現有流動人口近3000萬人，其中約70%為外省流入，約95%集中在珠三角地區。

　　據廣東省公安廳治安局介紹，近年來該省犯罪嫌疑人和刑事犯罪被害人中流動人口均佔70%以上，一些珠三角城市抓獲的犯罪嫌疑人有70%住在出租屋。在部分地區，大量流動人口聚集在"城中村"、城鄉結合部的出租屋及中小旅館，管理難度很大。

　　為解決原有"暫住證"制度無法適應流動人口新變化的問題，從根本上解決流動人口服務管理的體制性、機制性問題，廣東省委政法委、省公安廳等部門在全省實行以居住登記和居住證制度為核心的流動人口服務管理"一證通"制度。

　　"一證通"以管好流動人口租住房屋和務工就業兩個關鍵環節為重點，逐步將流動人口居住管理、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納入居住登記和居住證制度，即在改革管理方式的同時，強化了服務功能。

　　據2010年起實施的《廣東省流動人口服務管理條例》，持證人員可以在廣東享受職業培訓、就業、社保、計劃生育、入戶、子女教育、申領機動車駕駛證等方面的權益和公共服務。特別是，對流動人口最關心的入戶和子女入學問題作出了"七年入戶、五年入學"的規定。據廣東省公安廳治安局戶政處介紹，各地各部門還以居住證為依託，累計為流動人口出臺優惠政策100多項。

　　受訪專家指出，人口流動增速迅猛，給社會管理體制、公共服務供給、社保制度統一等提出了嚴峻挑戰，現實中的探索空間十分廣闊。

　　人口分佈失衡

　　"六普"中各省人口總量的漲落，同樣引起了專家關注。"六普"數據顯示，按常住人口統計，排在前五位的分別是廣東、山東、河南、四川和江蘇。而"五普"時的排名是河南、山東、廣東、四川、江蘇。

　　中國人口學會秘書長、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解振明研究員説，以常住人口作為統計口徑非常必要。以往，我們更注重的是戶籍人口這一塊，以戶籍人口數據作為制定各項政策的基礎，而忽視了大量離開戶口所在地生活在異鄉的人群。此次按常住人口統計，廣東人口總量躍升第一，突出表明了流動人口在各省的重要性。這些清晰的數據，可以督促施政者制定政策時充分考量。清醒意識到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廣東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從6.83%上升到7.79%，人口過億。北京的比重從1.09%上升到1.46%，天津從0.79%上升到0.97%，上海從1.32%上升到1.72%，浙江從3.69%上升到4.06%"，翟振武説，"可以看出珠三角、長三角、京津三大人口聚集區的人口更為密集，表明中國人口流動和人口分佈格局的不均衡在10年間沒有緩解，反而得以強化。"

　　人口過度集中于東南沿海等經濟發達地區，給流入地的資源、環境、住房、交通、勞動力成本等帶來了一系列挑戰——"交通擁堵"、"停車難"、"房價飛漲"、"入園入托難"、"垃圾圍城"等"大城市病"日益嚴重；也給流出地帶來了人才流失、空巢家庭、留守家庭等社會問題。

　　"我們看到一些大城市出現資源緊張時，往往祭出'戶籍'法寶加以限制，但這不僅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反而加大了戶籍制度改革以及捆綁其上的一系列福利制度改革的難度。"李建民説。

　　為縮小地區間的發展差距、改變不均衡的人口分佈態勢，中國10年前實施了西部大開發戰略，而後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中部崛起等戰略次第實施。但仍出現了目前的人口分佈加速失衡問題。

　　"這警示中國，與人口分佈相關的經濟社會政策，應更加向有利於引導人口的正常流動傾斜"，翟振武説，比如武漢、環渤海地區都是很好的人口聚集區，"這方面的綜合政策傾斜力度應該進一步加大"。

　　老齡+空巢

　　"六普"數據顯示，與"五普"相比，中國60歲及以上人口為1.78億人，佔13.26%，上升2.93個百分點，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為1.19億人，佔8.87%，上升1.91個百分點。

　　進入21世紀10年代，上世紀50年代出生的人開始進入老年。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是中國的出生人口高峰期，其規模遠大於美國二戰後的"嬰兒潮"（BabyBoom）。隨著這部分人群邁入60歲門檻，未來20年中國將迎來加速老齡化的高峰期。預計到2040年前後，老年人口將達到4億人的峰值，佔屆時總人口的31%左右。

　　"'十一五'時期，中國老年人口年均增長600萬，'十二五'時期預計年均增長800萬，未來10年將新增1個多億老年人。到2020年，中國60歲以上人口將接近20%。歐洲國家用100年時間、發展中國家用60年時間達到的老齡化程度，中國將只用20年"，翟振武説。

　　由於中國的人口老齡化發生在實行計劃生育、獨生子女等背景下，因此又具有特殊的複雜性。穆光宗説，中國的老齡化伴隨著獨子高齡化、高齡病殘化、老年空巢化、空巢孤獨化的特點。目前中國家庭趨於核心化和小型化，每個家庭平均僅有3.1人，在天津這一數值僅為2.73人。來自民政部的數據則顯示，目前中國城鄉空巢家庭超過50%，部分大中城市達到70%。農村留守老人約4000萬，佔農村老年人口的37%。

　　"老人與子女分開居住，更加削弱了家庭養老的功能，使老齡化問題'雪上加霜'。老年人對於社會化養老服務的需求必然更加迫切"，李建民説，如果這種需求得不到滿足，將産生很多負面社會問題。"現在的老年人一般受過良好教育，有比較好的職業生涯經驗，他們對於權利的要求是不一樣的。社會管理層面如何應對都是需要審慎考慮的。"

　　與西方發達國家不同，中國的老齡化進程，與城市化、工業化以及經濟發展程度是不同步的，社會物質財富積累和精神文明程度、養老服務體系、社保水平還遠遠沒有準備好，即"未富先老"。

　　"我們以前經常説老齡化問題需要重視，但總覺得離我們還遠。但'六普'的數據説明，這次狼真的來了。而且，它的前半身已經進來了"。翟振武的形容很傳神。老齡化加速＋空巢化，可謂來勢兇猛。然而到目前為止，中國還沒有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國家級的總體戰略規劃，更缺少與構建老齡保障體系相關的一系列社會政策、資金支持、民生工程等戰術支撐。

　　"相對於未來10年將越來越頻繁出現的各類老齡化引發的突出社會問題，應該説留給我們的準備時間已經非常非常緊張了"，翟振武説。

　　性別失衡風險

　　在"六普"數據公佈的新聞發佈會上，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透露，目前我國出生人口男女性別比為118.06。2009年這一比例為119.45，在"十一五"以來首次出現下降，2008年為120.56。

　　根據聯合國標準，出生人口性別比一般在102～107之間。1953年我國第一次人口普查時，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04.9。一直到1975年，這一比例也只有106.54。但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的出生人口性別比明顯升高，1980年就突破正常值的上限達到107.11，此後一路上揚。1982年"三普"出生性別比為108.5，1990年"四普"時為111.3，2000年"五普"時上升為116.9。

　　在農耕時代和勞動密集型産業佔主導地位的社會發展階段，中國等亞洲國家都存在"重男輕女"的傳統思想。而當計劃生育國策的推行，遭遇強烈的男孩偏好、B超胎兒性別鑒定技術的濫用，出生人口性別比的失衡風險大大增加，為中國未來10～20年的發展埋下了重大隱患。

　　中國社會科學院發佈的2010年《社會藍皮書》指出，目前我國19歲以下年齡段的人口性別比嚴重失衡，到2020年，中國處於婚齡的男性人數將比女性多出2400萬。經測算，屆時將有上千萬適齡男性面臨"娶妻難"。

　　而且，"娶妻"的難易程度還依照著地區的貧富程度不同而變化。西安交通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所做的《百村性別失衡與社會穩定調查技術報告》顯示，在大齡未婚男性的分佈上，西部地區平均每個行政村為10.3人，顯著高於東部地區的7.35人。"男光棍"聚集程度的總體趨勢是由東至西逐漸遞增。

　　男女比例失調還會帶來就業擠壓問題，未來10～20年，男性勞動力過剩所形成的"就業性別擠壓"，將使作為"性別弱勢"的女性生存發展更加邊緣化。

　　李建民説，當前中國社會的利益導向是偏好男性的，現實生活中男性比女性在經濟收益和精神受益上更大。"如果這種社會心理結構、利益結構不改變，徹底扭轉性別比失衡不太可能"。

　　受訪專家認為，消除男女性別比失衡的利益驅動，還要從根源入手。比如禁止就業、退休年齡、崗位設置中的性別歧視；對女孩獨生子女給予適當的優惠，形成利益導向作用；完善農村養老保障制度，淡化"養兒防老"傳統思維。

　　走向人口均衡

　　人口國情發生的變化、存在的變數，即是中國未來10～20年甚至更長時期內發展穩定的腳下基石。

　　在此次集體學習中，胡錦濤強調要深入總結和準確把握人口發展規律，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以人的全面發展統籌解決好人口問題，穩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質，優化人口結構，引導人口合理分佈，保障人口安全，促進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協調可持續發展。

　　這令人聯想到"十二五"前夕，人口學界專家所提出的建設人口均衡型、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三型"社會的建議。所謂"人口均衡型社會"，即是指實現人口數量、素質、結構、分佈等各要素之間的動態平衡，並且人口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協調、與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相適應。

　　"人口均衡型社會是未來必須要走的一條路"，穆光宗説，"我們沉迷在人口數量的誤區中久矣、深矣。中國人口總量固然很大，但目前人口問題的重點、難點和痛點更多地在於在結構上。必須看到13.39億人口背後的結構性失衡所隱伏的巨大危機和深刻挑戰。"

　　穆光宗表示，人口均衡型社會的建設至少需要平衡好五大關係：生育男孩和生育女孩的關係；適度生育與養老保障的關係；城市人口和鄉村人口的關係；人口需求和人口供給的關係；人口紅利和人口負債的關係。"為避免陷入未來的困境，適度生育計劃、優化人口發展是可靠的戰略抉擇"。

　　于學軍認為，要建設人口均衡型社會，至少要從幾個方面入手。一是觀念要突破，改變人口問題只是數量問題的固有思維，樹立人口均衡發展的理念。

　　二是法律法規要有突破，以統籌解決人口問題、促進人口均衡發展為取向，適時適當修改人口與計劃生育法。

　　三是人口管理行政體制要突破，創新促進人口均衡發展的制度框架，形成目標統一、導向一致、信息共享的人口調控體系。

　　四是工作切入點要突破，以家庭發展為著力點，在提高家庭發展能力、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過程中解決人口問題。

　　五是實現人口均衡發展的路徑要有突破，要鼓勵各地探索實現人口均衡發展的不同模式。"特別是對已有的好經驗、好做法，要及時推廣，少爭論、多實踐"，于學軍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