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預官員自殺危機還須行政管理機制“解鈴”

    編者注：本文原載于法制日報，2010年10月26日，重發此稿件僅為提供新聞資料。　

   近來，官員自殺事件時有發生，調查表明，除個別官員確實因涉及腐敗而畏罪自殺外，多數以自殺來結束生命的官員是心理健康出了問題，其中很多是長期抑鬱所致。

　　有業內人士認為，官員心理危機的産生，與國內外形勢的深刻變化對各級官員提出的諸多挑戰有關，包括知識社會對執政能力提出的挑戰、行政問責對依法行政能力提出的考驗、以人為本對科學執政能力提出的考驗等，還有面對艱巨繁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時，來自因本領不適應、能力素質不高而産生的內心壓力。

　　專家認為，化解壓力最為重要的是“解鈴還須繫鈴人”，也就是説當前官員的壓力來自於工作，來自於現有的行政體制。因此，幹部管理部門要從構建工作機制入手，構建領導幹部心理健康服務長效機制。

    □視點關注

    法制日報記者杜曉 法制日報實習生 鄭小瓊 蔣新軍

    就在人們還在為上一個官員的自殺而惋惜和猜測時，後來者竟然又出現了……

    2010年9月，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童兆洪在其辦公室衛生間內自縊身亡。時隔不久，2010年10月16日，廣東省韶關市武江區原書記鄔學新從武江區政府辦公樓天臺跳樓身亡———這是今年以來第九起官員自殺事件。

    據對公開信息的不完全統計，2009年，全國共發生13起官員非正常死亡事件，其中多數官員屬於自殺。

    事後調查表明，除個別官員確實因涉及腐敗而畏罪自殺外，多數以自殺來結束生命的官員是心理健康出了問題，其中很多是長期抑鬱所致。

    專家認為，官員是社會公共資源的掌管者和支配者，對社會發展負有特殊責任，其自殺不同於普通人。有關部門應高度重視官員的心理危機，因為這不僅是一個醫學問題，也是一個關乎執政能力建設的問題。

    “心理能力也是執政能力的一個重要方面，心理脆弱的人不適合擔任這樣的工作。面對艱難險阻，正需要主心骨的時候，一個官員卻患得患失、優柔寡斷，這樣的官員有什麼用呢？”國家行政學院社會和文化教研部副主任龔維斌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採訪時説。

    “基層壓力太大，一天必須得抽兩包煙，失眠成了家常便飯”

    記者注意到，近年來自殺的官員大多來自基層。

    在採訪過程中，幾名基層幹部一致反映，“現在工作越來越不好幹了”。

    “就拿信訪工作來説，許多信訪者越級信訪，上級往往問責下級，對於基層來説壓力很大。有時候，為了解決信訪問題還得做各種事情。”一名基層幹部説，最荒唐的一次，是幾個信訪者從茶館出來之後，竟然叫他去買單，因為“從大局出發”，他也只得照做。

    “基層壓力大啊！”這名幹部感嘆，“一天必須得抽兩包煙，失眠成了家常便飯。”

    《法制日報》記者在採訪中了解到，除了基層的工作外，體制內産生的壓力也不容小視。

    一名曾參與公開選拔考試的幹部對記者説：“本人有幸參與考前培訓，聽輔導老師講課，感覺作為一個領導者來説，要掌握的知識實在太多了，有些甚至要達到學者的水平、演説家的水準、高超領導者的素質，對領導幹部的要求實在太高。參加過選拔的人都説，備考和考試，人都要脫一層皮。”

    這名幹部告訴記者：“現在的行政幹部幹好本職工作是前提。很多人一提起公務員，都以為是上班一杯茶、一根煙、一張報紙看半天，無所事事但工資待遇很高。殊不知，就我本人所從事的工作來説，常常是‘三更燈火五更雞’，節假日有時都不能休息，加班熬夜是常事。我們沒有加班工資，沒有節假日概念，工作都是緊鑼密鼓，很多人的身體都呈亞健康狀態，但我們從內心來説是無比敬業的，服務是盡心盡力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説實話，踏實幹事的人有時不一定會得到相應的待遇，但我們不悲觀、不怨天尤人，我也不會説什麼豪言壯語，只堅持一個信念———組織沒提拔重用你，説明你在某些方面還不夠成熟，還需要改進。”這名幹部説。

    儘管面對記者的這名官員能夠以一種好的心態面對各種壓力，但是，官員心理負荷過大時常被各界所議論。有業內人士認為，官員心理危機的産生，與國內外形勢的深刻變化對各級官員提出的諸多挑戰有關，包括知識社會對執政能力提出的挑戰、行政問責對依法行政能力提出的考驗、以人為本對科學執政能力提出的考驗等，還有面對艱巨繁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來自因本領不適應、能力素質不高的內心壓力。

    “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富人自殺比窮人自殺多，位於社會上層的人群比普通人群更容易産生心理危機。這是因為他們能更加敏銳地意識到社會失范、道德失范所帶來的失望乃至絕望。實際上，現在對於幹部來説，想幹出一番事業是有很好的舞臺和很好的機會，但是在改革這個攻堅克難的階段也面對著一些複雜的矛盾和問題。如果心態把握不好，意志不夠頑強的話，就會産生消極的情緒。”龔維斌説。

    杭州市領導幹部心理健康調研顯示，68.3%的領導幹部感覺自己正承受著偏高或很高的心理壓力

    為了更加準確地把握當前幹部的心理狀態，記者對此進行了深入採訪。

    不久前，中共杭州市委黨校教授霍團英曾對領導幹部心理健康問題做過調研。據介紹，此次調查對象主要包括在杭州黨校學習的進修班、領導正職班、城區中青班、婦女幹部班學員，杭州市某區各局、街道、鄉鎮的科級及以上領導，以及一些基層單位的班組長。隨機發放問卷450份，獲有效問卷272份。

    “假如自己所能承受最大的心理壓力為100，目前你所承受的壓力程度大約是：(1)0-20；(2)20-40；(3)40-60；(4)60-80；(5)80-100；(6)100以上”。對於這一問題，受訪對象的選擇情況是：27.9%的人選擇了80至100、100以上；40.4%的人選擇了60至80；21.3%的人選擇了40至60；選擇0至20的人僅佔10.4%。

    “也就是説，領導幹部自我感覺壓力適中的僅佔21.3%，68.3%的領導幹部感覺自己正承受著偏高或很高的心理壓力。一般情況下，壓力狀態應呈現正態分佈，即兩頭低、中間高。但從以上數據來看，領導幹部的壓力狀況已出現嚴重的偏態分佈。心理學研究表明，壓力與工作效率呈倒U形曲線，在適中的壓力下，人的工作效率最高，隨著壓力的提高，工作效率會逐漸下降，長時間的高壓力會導致一系列身心問題的出現。”霍團英説。

    此次調查還顯示出，領導幹部的主要壓力來自於工作事業。而在工作壓力中，工作責任排在第一位，其次是工作數量、質量，排在第三位的是個人特性和上級領導，第四是職業生涯、角色衝突和社會環境、工作對家庭的影響，接下來是組織制度、人際關係和家庭對工作的影響。

    此外，不同部門、不同級別的領導幹部心理壓力差異較大。調查對不同部門領導幹部所承受的壓力加以分析，結果顯示：心理壓力最大的是鄉鎮黨委政府部門的幹部，其次是司法機關和街道幹部，再次是企事業單位和群團機關的幹部，最後是人大、政協部門的幹部。不同級別領導幹部的心理壓力值也存在差異，最高是正科級、正處級，然後是副科級、副處級、副局級。

    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領導幹部的主要社會支持系統來自愛人、朋友。當遇到心理困惑和煩惱的時候，77.6%的幹部傾向於自我安慰，69.5%的幹部選擇向朋友傾訴、與配偶交流的佔54.4%，而尋求與上級組織談心的僅佔9.6%。

    “在實際與幹部的訪談中我們也發現，幹部與上級組織談心的內容主要限于工作。其原因可能是信任問題或擔心心理問題暴露而影響上級領導對個人的印象和看法，這是思想政治工作和幹部管理服務工作需要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霍團英説。

    實踐表明，用人不公是造成部分幹部心態失衡的重要因素。組織部門要根據實際制定配套的規章制度和考核機制，真正做到幹部選拔的透明、公開、公平、公正

    對於當前幹部較為嚴重的潛在心理危機，有關專家給出了自己的意見。

    “從整體上來看，組織上要把官員的心理健康當成一個重點工作來抓，這也是愛護幹部、關心幹部、保護幹部的一個重要手段和重要內容。一方面，在選拔幹部的時候就應該把幹部平時表現出來的心理素質作為考慮內容，看他們是否有健康的心態和健康的情趣；另一方面，在任用幹部後，要對他們經常進行世界觀、權力觀和政治觀的教育；此外，組織部門應該定期對幹部進行談心和交流，了解其思想動態。”龔維斌説。

    龔維斌進一步指出，如果官員家裏有現實的困難，應該給他們提供關心和切實的幫助，特別是基層幹部，因為基層幹部面對的壓力更大，尤其要做好家屬的工作，要讓他們理解這些幹部的工作狀態，因為有一些同志長期工作，家裏可能會有不理解，所以組織上應該去給家屬做必要的疏導工作，給工作者營造一種比較好的人際氛圍，這樣就可以避免問題越積越多，同時也能防止消極腐敗現象的出現。

    “現在也有很多學員跟我反映他們自身存在的問題，比如整晚睡不著覺、感覺心裏抑鬱等等。要解決這些問題，首先要分析導致他們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除此之外，建議這些官員平時多學些心理學知識，學會自我調節。當感覺壓力大時想辦法找自己信任的或支持自己的人去傾訴，條件允許時可以找心理諮詢師諮詢，比較嚴重的，還可以借助藥物治療。但最為重要的是‘解鈴還須繫鈴人’，也就是説當前官員的壓力來自於工作，來自於現有的行政體制。因此，當這些問題出現時，有關部門要採取一定的措施，多多關心幹部的心理健康問題。”霍團英告訴記者。

    霍團英建議，幹部管理部門要從構建工作機制入手，為保障領導幹部心理健康服務，構建領導幹部心理健康服務長效機制。

    “2006年頒布實施的《幹部教育培訓工作條例(試行)》將幹部的心理素質作為幹部德才兼備的一項重要內容，列入培訓範疇，表明領導幹部的心理健康問題已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關注。組織部門和各級黨校等幹部培訓機構應儘快將心理健康教育內容納入幹部教育培訓的課程體系，使其成為幹部教育的必修課。”霍團英説。

    “同時，要在組織機制上將幹部心理健康服務工作納入黨建工作體系，將幹部心理素質建設作為領導幹部隊伍建設的主體工作之一。還應改革行政管理機制，為幹部創設一個和諧的工作環境。針對突發性工作多、工作任務不明確問題，要完善組織結構，明確工作職責，加快規則制度建設，提高工作的控制感，並儘量營造良好的用人環境。”霍團英説，實踐表明，用人不公是造成部分幹部心態失衡的重要因素。組織部門要在嚴格執行《領導幹部選拔任用條例》的基礎上，根據實際制定配套的規章制度和考核機制，真正做到幹部選拔的透明、公開、公平、公正，還要設計配套的激勵機制，打造均等的晉陞職務機會平臺。

    霍團英認為，加強對幹部的人文關懷也是構建幹部心理健康長效機制的重要一環。“要堅持和完善幹部談話談心制度，尤其是在矛盾集中期、崗位調整期等時期，引導幹部能理性對待問題，體現以人為本和對幹部的關愛；建立幹部強制休假制度，提倡領導幹部&&休假，在繁忙的工作之餘，用一定的時間來休息無疑有益於身心健康，更有利於提高工作效率；同時，為幹部建立心理健康檔案，及時了解他們的心理健康狀況，爭取對幹部的身心健康狀況早發現、早預防。”霍團英説。

    此外，霍團英還建議適當對幹部的心理健康實行委託管理，建立心理援助系統，“將心理健康服務外包之後，由於專業人員來自工作單位之外，可以降低幹部對心理健康問題的敏感和阻抗，增強主動接受心理援助的意願，最大限度地發揮心理援助系統的作用和優勢，為遇到心理健康問題的領導幹部提供及時、良好的專業服務和社會支持”。